瓜太郎
明朝作為最後一個由漢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其歷史可謂異彩紛呈，別具一格，極具特色又引人注目，而張居正改革又是明朝歷史中不得不說的一件事，至於張居正改革，我們往往認為其一定程度上革除了明朝的弊病，為明朝續命。
但是在學術界也有另外一種觀點，即張居正改革是導致明朝後期衰落與滅亡的原因。
美國著名明史學者黃仁宇在其《萬曆十五年》中對張居正改革有以下的評價：“……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在慢慢地陷於一個‘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以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的每況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復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
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之時，萬曆皇帝尚且年幼，沒有能力統御如此龐大之帝國，因此，張居正當仁不讓，將內閣首輔的權利在此時幾乎無限制的擴大，在這一時期，張居正的權利幾乎可以說是將相權與皇權集於一身，而這一點明顯的破壞了明朝中央政府數十年間形成並保證帝國中央穩定的的政治平衡與生態。
張居正的改革觸犯了許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其改革受到了重重的阻撓，而張居正為了推行改革，憑藉其自身的權力任命了許多官僚，儘管他所任命的人大多是有才能也有勇氣的仁人志士，但是這一點明顯破壞了帝國長期以來的政治遊戲規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謂是首開惡例。
張居正在中央政府的一系列人事調配與獎懲，往往是與自己的改革需求相聯繫，儘管他的這些做法有效地推進了改革的進行，但是卻導致了一種中央政府的混亂，當一個人不依靠制度與政治習慣而是靠個人的威望與權力來進行他的政治活動的時候，政治就已經陷入了一種混亂。
張居正本人的死又過於突然與意外，導致了他根本沒有想到要及時培養一個接班人來輔佐皇帝推行改革，當然也可能由於他兼任皇帝的老師，認為皇帝應該會理解並支持自己的做法，在自己死後繼續改革。但是不管怎樣，張居正的去世不僅導致了改革被反攻倒算，而且使得整個帝國的中央政治，文官集團與皇權的二元體系，已經被破壞了。
這一點對於任何國家，任何政府來說都是致命的，如果一個人的頭腦是混亂的，他的行為也很難做到合理正當，自張居正死後，文官集團內部的黨爭日益激烈，皇權與文官集團互相的鬥爭也日趨白熱化。
在張居正改革中“一條鞭法”處於獨特而又重要的地位，我們往往認為一條鞭法有效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增加了國家的收入，但是我們應該更加具體細微地看待一條鞭法所帶來的影響。
一條鞭法內容主要有：第一，“賦稅合併”即將徭役跟稅收合二為一。第二，“攤派到家”，賦稅或徭役直接面向人民。第三，“白銀徵收”，所有的賦稅或徭役均以白銀的形式由國家接收。第四，“直收直運”，一切金銀均由國家派專人收取。
一條鞭法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賦稅的公平，減輕了下層民眾的負擔，緩和了階級矛盾。同時也減輕了商人的負擔，促進了工商業發展。
但是中國之疆域是如此之遼闊，其情況亦有特點，在南方一條鞭法有效的緩解了階級矛盾，減輕了社會兩極分化的程度，但是在北方，不僅沒能改善人民生活，反而加重了人民負擔，使得北方農民的生活日趨貧困，最終發展到崇禎年間便是無可挽回的李自成大順軍。
我們應當注意到中國北方土地荒漠化和由於長期耕作帶來的土地疲化，肥力退化，導致了中國北方許多地區土地貧瘠，農民收入微薄。早在弘治時期,易州（今河北易縣）“地皆沙磧，歲收甚薄，土之所宜，不足以供所需，而民困益甚”，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進行統一攤派對於北方許多土地貧瘠的地方來說實際上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
而且張居正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要求一切賦稅徵收白銀而非實物，因此，在江南商業發達的地區自然很容易兌換成貨幣，然而在西北與西南商業不甚發達的地區，這樣的交易實際上是在加重農民的負擔。“地多瘠薄、沙鹹，每畝收入不過數鬥，而寸草不生者亦有之。又年年應差,並之於地，無怪農民之失所也。”在江南可謂是寸土寸金，土地的利用率極高，幾乎可以說是寸土無閒。
但是，在北方許多地區則是地廣人稀，由於自然條件不適宜發展種植業，因此只能從事畜牧業。在富裕程度上，北方農民遠比南方農民要貧困，在面對著如此之大的南北差異，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並沒有做出適當而合理的改變，反而是不加變化的推行全國，因此對於一條鞭法的反對之聲往往是來自北方的官員。
可以說，張居正的改革導致了中國北方的日趨貧困化，加劇了社會矛盾，導致了人民對於統治階級的仇恨與對立不斷加深。張居正的改革實際上代表著明朝的精英統治階級試圖獲得一種理想狀態的變革，在經過這次改革以後，對於人口的各種限制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放，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能夠有效的保證稅收，使得中國從通過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動來保證稅收變成一種更加近代化的稅收制度。
雖然理想很豐滿，但是現實過於骨感，導致張居正的改革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替明王朝掘好了墳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