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宦官專權，不能不提漢、唐、明三個朝代。漢代，更具體是說是東漢，宦官往往在皇權與外戚的鬥爭中把持朝政；唐代，宦官的權力則由朝廷內務拓展到軍事領域，其影響也不容小覷。但若論制度本身以及對政治的影響，則非明朝莫屬。
明朝統治者對宦官專權這一現象是深惡痛絕的。早在大明王朝開國伊始，朱元璋就鑄了一塊鐵牌，懸掛在宮門上，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到了成祖時期，這一規矩逐步被打破。首先，朱棣對宦官放下了戒心，並培養了很多心腹；其次，給予這些心腹以權力，並逐步讓他們處理政事。到了宣宗時期，對宦官的約束進一步放開，首要表現就是“內監不得識字”的禁令被打破。
儘管上層的約束逐步放開，但此時宦官並沒有大的作為。即便有，也是極為正面的。而到了明英宗朱祁鎮時期，伴隨著宦官權力的擴張，一個極為標誌性的人物--王振橫空出世。王振握有典兵之權，直接開啟了明朝宦官專權的先河。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縣）才，早年也想通過科舉改變命運。無奈科場頻頻失利，功名最終止步於秀才而已。王振略有文墨，粗通經書，開始在私塾教書，成為一名最基層的鄉村教師。
在鄉村教書雖然衣食無虞，但這定然難有大的作為。或許是心有不甘，王振在成祖永樂末年靈光一閃，自願自閹入宮，做起了不被人看重的宦官。
王振為人靈活狡黠，懂得察言觀色，最為關鍵的是王振略通文墨，這在宦官“不得識字”的大環境下極為稀有。所以，王振很快脫穎而出，到宣宗時，王振升任東宮局郎，為六局負責任人之一，後來又做了皇太子朱祁鎮的大伴，成為皇帝的啟蒙老師。
宣宗之後，朱祁鎮即位，是為明英宗，王振的專權之路愈發清晰起來。
明英宗對王振幾乎是絕對信任。由於常年伴英宗左右，王振可以說是英宗最為親近的人，英宗常常以“先生”稱呼王振，尊崇之意溢於言表。
英宗即位時只有九歲，當時的朝政由太皇太后張氏掌握，楊士奇、楊榮、楊溥（“三楊”）等三位元老輔佐，倒也井然有序，國家運行不悖。
但是張氏以及“三楊”年邁，朝政後繼無輔佐之臣。他們相繼去世後，朝政大權自然就落入了王振的手中。
其實，早在英宗即位之初，王振就已經升任司禮監太監。這是宦官中權力最大的職位。王振礙於太皇太后之威，一直隱而不發。太后及“三楊”故去了，王振失去了制約自己的力量，很快就變得權傾朝野。
從歷史的規律來看，宦官一旦得皇帝信任，而且環境合適，就可以突破制衡自己的力量，從而走向專權的道路。
所以，王振專權也在“情”“理”之中。王振掌權後，他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將太祖朱元璋掛在宮門上的鐵牌拿掉，這為他弄權清除了障礙。失去控制的王振結黨營私，做很多不法的事情。
史載，“侍講劉球因雷震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下球獄，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內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磔，就是分裂肢體的酷刑；於市，自然是要公之於眾。王振擅自殺人，已然向皇權發起了挑戰，但英宗並沒有把他怎麼樣。（摘自《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史料又載，“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六，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王振通過耗帑納賄已然聚攏其鉅額財富。（摘自《明朝遵聞錄》）
如果說殺人、索賄只是敗壞朝綱法紀，那麼王振後來唆主弄兵則直接將大明王朝置於更加危險的境地。
當時的明朝與北方的瓦剌一直保持了朝貢的關係，實際上就是明朝給予瓦剌各種賞賜，以求邊境的安穩。瓦剌太師也先貪得無厭，通過各種名目騙取賞賜，而王振對此不滿，刻意減少了賞賜。這讓也先很不高興，雙邊關係頓時緊張起來。
這個時候，王振鼓動英宗御駕親征，並在倉促之間調集50萬大軍（這只是號稱，實際上只有20萬左右），向北深入。到了大同附近，陰雨連綿，後方糧草不濟，無奈之下，英宗只好下令撤軍。勞師動眾，孤軍深入，已然是兵家之大忌，此刻又沒有理由退還，軍心難免會亂。
但王振全然不顧這些，在撤軍途中，他又向英宗建議繞道蔚州。要知道蔚州是王振的老家，他想要“炫富”的心態顯而易見。就在大軍向蔚州進發之際，王振又鬼使神差地讓大軍按原計劃返回。如此，輜重與大軍不能合在一處，直接導致了後來的土木堡之變，王振在亂軍中被殺死，英宗朱祁鎮被俘，大明王朝的命運差點就此止步。
王振是明初以來第一個進入國家中樞政務的宦官，其通過皇帝意志實現對大明國運的影響已經負面重重。王振之後，汪直成為第一個“巡視九邊”的宦官，權力超過了王振，緊接著劉瑾、魏忠賢次第登場，明朝最黑暗的時期還是到來了。
參考文獻：《明史紀事本末·王振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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