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宦官专权，不能不提汉、唐、明三个朝代。汉代，更具体是说是东汉，宦官往往在皇权与外戚的斗争中把持朝政；唐代，宦官的权力则由朝廷内务拓展到军事领域，其影响也不容小觑。但若论制度本身以及对政治的影响，则非明朝莫属。
明朝统治者对宦官专权这一现象是深恶痛绝的。早在大明王朝开国伊始，朱元璋就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到了成祖时期，这一规矩逐步被打破。首先，朱棣对宦官放下了戒心，并培养了很多心腹；其次，给予这些心腹以权力，并逐步让他们处理政事。到了宣宗时期，对宦官的约束进一步放开，首要表现就是“内监不得识字”的禁令被打破。
尽管上层的约束逐步放开，但此时宦官并没有大的作为。即便有，也是极为正面的。而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时期，伴随着宦官权力的扩张，一个极为标志性的人物--王振横空出世。王振握有典兵之权，直接开启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先河。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才，早年也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无奈科场频频失利，功名最终止步于秀才而已。王振略有文墨，粗通经书，开始在私塾教书，成为一名最基层的乡村教师。
在乡村教书虽然衣食无虞，但这定然难有大的作为。或许是心有不甘，王振在成祖永乐末年灵光一闪，自愿自阉入宫，做起了不被人看重的宦官。
王振为人灵活狡黠，懂得察言观色，最为关键的是王振略通文墨，这在宦官“不得识字”的大环境下极为稀有。所以，王振很快脱颖而出，到宣宗时，王振升任东宫局郎，为六局负责任人之一，后来又做了皇太子朱祁镇的大伴，成为皇帝的启蒙老师。
宣宗之后，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王振的专权之路愈发清晰起来。
明英宗对王振几乎是绝对信任。由于常年伴英宗左右，王振可以说是英宗最为亲近的人，英宗常常以“先生”称呼王振，尊崇之意溢于言表。
英宗即位时只有九岁，当时的朝政由太皇太后张氏掌握，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等三位元老辅佐，倒也井然有序，国家运行不悖。
但是张氏以及“三杨”年迈，朝政后继无辅佐之臣。他们相继去世后，朝政大权自然就落入了王振的手中。
其实，早在英宗即位之初，王振就已经升任司礼监太监。这是宦官中权力最大的职位。王振碍于太皇太后之威，一直隐而不发。太后及“三杨”故去了，王振失去了制约自己的力量，很快就变得权倾朝野。
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宦官一旦得皇帝信任，而且环境合适，就可以突破制衡自己的力量，从而走向专权的道路。
所以，王振专权也在“情”“理”之中。王振掌权后，他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将太祖朱元璋挂在宫门上的铁牌拿掉，这为他弄权清除了障碍。失去控制的王振结党营私，做很多不法的事情。
史载，“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陈得失，语刺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书暴振罪状。事发，磔于市，不覆奏。”磔，就是分裂肢体的酷刑；于市，自然是要公之于众。王振擅自杀人，已然向皇权发起了挑战，但英宗并没有把他怎么样。（摘自《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史料又载，“器服绮丽，尚方不逮。玉盘径尺者十，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六，金、银十余库，马数万匹”。王振通过耗帑纳贿已然聚拢其巨额财富。（摘自《明朝遵闻录》）
如果说杀人、索贿只是败坏朝纲法纪，那么王振后来唆主弄兵则直接将大明王朝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当时的明朝与北方的瓦剌一直保持了朝贡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明朝给予瓦剌各种赏赐，以求边境的安稳。瓦剌太师也先贪得无厌，通过各种名目骗取赏赐，而王振对此不满，刻意减少了赏赐。这让也先很不高兴，双边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这个时候，王振鼓动英宗御驾亲征，并在仓促之间调集50万大军（这只是号称，实际上只有20万左右），向北深入。到了大同附近，阴雨连绵，后方粮草不济，无奈之下，英宗只好下令撤军。劳师动众，孤军深入，已然是兵家之大忌，此刻又没有理由退还，军心难免会乱。
但王振全然不顾这些，在撤军途中，他又向英宗建议绕道蔚州。要知道蔚州是王振的老家，他想要“炫富”的心态显而易见。就在大军向蔚州进发之际，王振又鬼使神差地让大军按原计划返回。如此，辎重与大军不能合在一处，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土木堡之变，王振在乱军中被杀死，英宗朱祁镇被俘，大明王朝的命运差点就此止步。
王振是明初以来第一个进入国家中枢政务的宦官，其通过皇帝意志实现对大明国运的影响已经负面重重。王振之后，汪直成为第一个“巡视九边”的宦官，权力超过了王振，紧接着刘瑾、魏忠贤次第登场，明朝最黑暗的时期还是到来了。
参考文献：《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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