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醫學預防手段的隔離已綿延千年，足夠古老，卻不一定有效。

文｜劉喜

隔離作為衛生防疫手段，古老而綿延至今。

21世紀，人們不會再用放血療法來治療黑死病，也不會脖掛樟腦袋子來預防流感。但碰上未知的疾病，很多人心中第一個想法還是：這病會不會傳染？快把得病的人關起來！

對人類來說，隔離到底意味著什麼？

生於矇昧，未必有效

毫無疑問，隔離誕生於對疾病的恐懼。

現代醫學早已證明，麻風病傳染性不強，而且絕大多數人都對麻風病免疫；但無論哪一片土地上都曾林立著數不清的麻風院，無數患者因為形貌可怖而被強制隔離，拖著殘疾的身體孤獨終老。

隔離「可能感染的人」，則是為了消除看不見的恐懼。黑死病在歐洲蔓延的時候，穿梭在各地的商船被視為最主要的傳播源。只要來自疫區的商船靠近港口，船長和船員會被帶到專門的隔離點強制隔離，貨物也會被消毒「淨化」。

· 中世紀黑死病期間，矗立在意大利港口的隔離所

現代學者一般認為，黑死病期間的隔離有一定效果——不管怎麼說，40天的隔離期可以餓死很多傳播病菌的跳蚤。

但黑死病的經驗並不對所有疾病都通行。

17世紀以來，為了應付黃熱病和霍亂，北美也開始了大規模的隔離。只要是從疫區駛來的船隻都不允許進入城市；從疫區到來的人都被認為是疑似感染者而被隔離起來，強制入院。

· 19世紀末霍亂疫潮中，本地人用槍阻止遊客下船

然而，黃熱病由蚊蟲叮咬傳播，霍亂則病起不乾淨的水和食物，就算把患者與密切接觸者都關起來，也無法打斷這兩種疾病的擴散。

· WHO認為，採取隔離檢疫和禁運方式來應對霍亂都是沒有必要的

隔離源於一種古老的觀點：傳染病通過有毒的空氣傳播。直到19世紀，人們都相信所有令人不適的氣味，只要足夠強烈，都可能致病。氣味甚至能讓人長胖：「屠夫的妻子因為吸入牛肉的氣味而肥胖。」所以，把可能帶有疾病的人隔離起來，就能阻斷這種空氣傳播。

19世紀，有關細菌的研究逐漸取代了「瘴氣」學說。人們才發現，導致疾病傳播的不是空氣本身，而是空氣中攜帶的病菌。空氣不是病菌唯一的載體：動物、食物和水，都有可能傳播病菌。

病菌學說的研究曾遭到漫長的反對：為了反駁霍亂弧菌致病的觀點，衛生學者Max von Pettenkofer醫生甚至甘願親自冒險，喝下了一瓶含有大量霍亂弧菌的水。他聲稱自己並未得病。

· 受到汙染的水

19世紀末，細菌說終於戰勝古老的瘴氣學說，成為疾病研究的主流。隔離隨之成為明日黃花。反對者認為，隔離不但對傳染病作用有限，還會讓人們產生安全的錯覺，放棄其他更加有效的預防措施。

更嚴重的，是隔離造成的恐慌和偏見：外來人口、少數群體和窮人是被猜疑的重點對象，隔離區內人道主義災難頻發。1892年霍亂時，紐約市將載滿東歐和猶太勞工的船隻隔離了起來，隔離區衛生條件極差，又缺乏外界支援，「只能飲用汙水，每天都在死人」。

因大流感而重生

隨著公民與人權意識的覺醒，隔離外來者的做法幾乎要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1911年的第11版大英百科全書裡，把「扣押船舶和人員」稱為老舊的衛生預防手段和「只在過去存在的事物（a thing of the past）」。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個古老手段在幾年後又煥發了新的生機。

1918年，甲型H1N1流感席捲全球。這種流感傳染性強，比一般流感有著更高的致死率（2.5%-5%），部分區域的患者死亡率高達40%。

由於發生時正值一戰，各個國家都對新聞信息實行嚴厲的管制，信息的不透明嚴重干擾了疫情監測和公眾傳達，社會一片慌亂。

一籌莫展下，關閉公共場所、暫停公共聚會、倡導社會疏遠等措施，重新迴歸公共衛生的舞臺。

· 1918年大流感中，口罩被推廣開來。無數擔驚受怕的居民走上街頭，搶購口罩

1918年流感造成的死亡比一戰還要多，直接把美國的預期壽命拉低了12年。疾病過去之後，有些社區由於成年人幾乎全滅而變成了「孤兒村」。

不過，在這種流感病毒消失很久之後，公共衛生學家卻發現：有幾個地方完全逃過了病毒的侵蝕，在鄰近區域死傷慘重的時候實現了本區域的「零感染」。

這些地方採取的措施，被稱為「保護性封存（Protective sequestration）」。「封存（sequestration）」和傳統的「隔離檢疫（quarantine）」不同：

這些地方的居民不是隔離起潛在病患，而選擇了「自閉」，通過關閉交通，封鎖出入口，將自己與其他地區徹底隔開，變成流感浪潮中的孤島。

· 大流感時期，華盛頓的一家陸軍醫院

做到這種隔離並不容易。大流感期間，科羅拉多州的甘尼森城成功逃過了災難，流感死亡人數為0。

這是一個只有5000餘名常住人口（192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小縣，位於谷地之中，三面環山。這個縣擁有豐富的農牧業資源和大量白銀、煤炭礦藏，相對封閉的地理位置、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況，是實現「保護性封存」的必要條件。

另外，必須要在疾病進入之前就意識到嚴重性，隔離手段足夠堅決。

為了讓隔離長期持續，還要儘可能減小對必要物資正常流通的衝擊，境內居民也能正常生活和社交。

· 大流感期間，試圖坐火車進入甘尼森的人都會被就地隔離

很明顯，能成功實現「保護性封存」的地方少之又少。而普通的隔離措施，比如關閉學校、教堂和電影院等措施，只能減緩病毒的傳播，但對死亡率的影響並不大。

不過，1920年之後，再未出現過如此致命的流感疫潮；另一方面，現代醫學不斷進步：1933年第一次從人體中分離出流感病毒，1944年研製出首支流感疫苗，流感帶來的併發症也可以利用抗菌藥物治療。

人們已經習慣與流感病毒長期共存。

· 1968年，香港爆發的H3N2流感席捲世界，但影響有限，也並沒有激起成規模的應對措施

隔離的代價

除了「有沒有用」，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還面臨著另一種尷尬：實現大規模隔離，太難了。

2009年，H1N1流感再次成為全球性的流行病疫情。

作為首例確診病例的發現地，墨西哥當局十分緊張，動員數百名士兵和警察，在墨西哥城街頭給市民派發了600萬個口罩。墨西哥城還關閉了圖書館、博物館等大量公共聚會場所。

· 軍人向市民派發口罩

4月25日，時任總統費利佩·卡爾德龍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總統有權暫停公眾活動，強制隔離檢疫，幾個小時後，學校正式宣佈停課，民眾被警告避免進入公共場合。

這些政策無疑是有用的。2011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墨西哥城，流感在春季的傳播情況比預期要低，這與該城市嚴格的社會隔離正相關。

然而，關閉公共場所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限制人口流動，對一個有2000萬人口的超大城市來說也非常不現實，社會運作面臨著巨大壓力。

· 週五上午的機場空空蕩蕩

· 下午五點的地鐵空空蕩蕩

事實上，在實施隔離政策幾天後，人們對控制成本和經濟危機的擔憂已經逐漸超過對健康的關注。疫情爆發前，墨西哥的經濟正從衰退中緩慢恢復過來，但因為旅遊業和所有「非必須」經濟活動的暫停，經濟又再一次陷入困境。

小商販們的生計遭到了直接而毀滅性的打擊：由於公共場所禁止集會，許多沿街小商販失去了唯一的銷售渠道，收入直接清零。

一名德克夏銀行在當地的員工悲觀預測：下一波經濟數據一定會遭到「血洗」。

· 墨西哥應對H1N1的方式受到WHO和CDC的褒獎，不止因為足夠「強力」，還因為對公眾和國際社會都足夠透明。上圖對韋拉克魯斯州La Gloria村的案例研究，這項結果發表於2009年6月，由來自英國、墨西哥和WHO的研究者共同完成

2009年H1N1甲流肆虐之際，奧巴馬也宣佈美國進入緊急狀態。

不過，他的目的不是為了實施隔離，而是放寬甲型H1N1流感病例在參與聯邦醫療保險計劃的規定，簡化手續，換言之——讓大家能更方便的使用醫保。

· 奧巴馬於2009年12月20日接種了疫苗

這些做法，代表了許多國家對傳染病的認知：疾病本身不可預知，人類行為也無法干預。但有一些東西是可信任的：比如真實而公開的數據，及時通報的信息，以及在醫治方面的不斷努力。

畢竟，面對未知的公共衛生事件，每一條道路都有風險。如果隔離的時機已經失去，症狀監測基礎上的醫療手段，也許會是代價更小的應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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