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蔡元培母親

“我母親是精明而又慈愛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因為父親去世時，我年紀還小。”這是蔡元培《傳略》裡的一段話。

1879年，即蔡元培11歲時，父親蔡光普因病去世。

面對家庭的不幸，蔡元培的母親周氏謝絕了親戚朋友的資助，以一人之力撐起全家。

母親周氏雖然沒什麼文化，但很有氣節，為人處世處處得體。她寧願典押衣物，勤勞節儉，也不接受別人的施捨，自己盡全力撫養諸子，亦言傳，亦身教，以身作則教會他們勤勉節儉和慎言慎行。

每當夜幕降臨，母親就點起油燈，讓蔡元培和兩個哥哥圍桌而坐，開始夜課，她則坐在一旁，監督孩子們認真學習。

夜課時間一過，周氏便督促孩子們睡覺，清晨又叫他們起床：“快起來了，晚睡不如早起。”幾十年後，蔡元培回憶少年生活，仍覺得母親的教育讓他受益匪淺，“晚睡不如早起”的生活習慣也陪伴了他一生。

為了節省開支，周氏自己給蔡元培理髮，還用理髮時間瞭解孩子的思想品行情況。周氏的教育方法很得當，表揚成績，也指出不足，對待他們的錯誤從不打罵，凡事跟孩子講道理。

這樣的教育方式影響了蔡元培的一生，他在其著作《中國人的修養》中指出，決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學習成績，而是健全的人格修養。

蔡元培就是這樣一個擁有健全人格的人，他用他的君子風度，感染身邊的每一個人。

1884年，17歲的蔡元培考取了秀才，遺憾的是，母親最終沒能看到他後來所取得的更大成績，他18歲那年，母親病故。

母親雖然離開了，但她的教誨和精神卻永遠勉勵著蔡元培前行。

維新變法失敗後，蔡元培認為：“欲變新的國家，必須有新的國民。”

如何有新的國民？唯有新的教育。

1916年底，蔡元培應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開始實行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方針，對北大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1920年，蔣夢麟、蔡元培、胡適與李大釗合影

當時，北大涌現出了一批精英、大師，學校也成為了新文化運動中心、五四運動策源地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地，不管在精神上、文化上，還是在政治格局上，都深深影響了國家的發展脈絡。

如今，北大已經走過了120年，但還有人說，北大之所以成為今天的北大，都是因為一個人，蔡元培。

晚年，蔡元培旅居香港時改從母姓，取名周子餘，以示對母親的懷念。

2.胡適母親

1917年，蔡元培開始對北大進行大刀闊斧的教育改良，聘請陳獨秀、李大釗、梁簌溟、徐悲鴻等到北大講學、任教。

那年，胡適從美國學成回國，其時胡適並未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但蔡元培為了讓胡適進入北大不惜幫其偽造學歷。

後來，胡適成為20世紀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學者之一。

年輕的胡適

胡適說，他這一生能有所成，離不開母親馮順弟對他的栽培。

1889年，年僅17歲的馮順弟嫁給了47歲的胡傳。

婚後兩年，馮順弟生下一子，取名嗣穈，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滿。

可好景不長，不久後，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帶病在戰亂中奔走的胡傳客死他鄉。

23歲的馮順弟從此守寡，一個人挑起家庭的重擔，將那時年僅四歲的胡適撫養成人，其中的艱難困苦“非外人所能喻”。

胡適的父母胡傳和馮順弟

“只因為還有我這一點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託在我渺小而茫不可知的將來，這一點兒希望居然使她掙扎著活了23年。”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寫道。

父親去世後，後媽馮順弟經常受哥哥嫂嫂們的氣，但她從不埋怨。

胡傳與前妻育有三子，大兒子是個“癮君子”，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債，胡傳在世時曾拿劍砍他，馮順弟跪著哀求：“饒了他吧，不然他人會說我這個後孃不容。”

父親去世後，大哥更為所欲為，年除夕家裡坐滿了追債的客人，他就躲債去了。母親馮順弟則鎮定料理，給每人一點錢打發他們走，大哥這才敢回家，可母親也不打罵，一點怒氣也沒有。

“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胡適後來說。

馮順弟不僅教了胡適好脾氣，還教會了胡適許多為人處世之道。

有一次胡適說話得罪了親戚，母親知道後罰它跪地，不讓他上床睡覺。胡適跪地而哭，用手擦眼淚，感染了細菌得了眼疾，久久不能治癒。馮順弟聽人說，用舌頭去舔眼睛可以治好，竟真的用舌頭去舔他的眼翳。

“這就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胡適回憶母親時感慨落淚。

馮順弟一直不忘丈夫生前的遺囑：“穈兒天資頗聰穎，應令他讀書。”

胡適三歲時，馮順弟就把他送到私塾。為了讓老師多教導兒子，她總是比別人家多交私塾費用。

她培養了胡適從小愛讀書的習慣，胡適常常第一個到學校讀書，放學大家都走了，他還留在教室看書；跟著母親去割稻子，胡適卻坐在樹蔭下看白話文小說。這些，母親從不責備他。

正因為胡適早年看過很多白話文小說，後來才成為白話文的倡導者、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胡適在照片旁批道“沒有戴眼鏡，使我感覺這像上有我母親的神氣”

胡適成績超群，私塾老師怕耽誤他，就建議他外出求學。

當時馮順弟沒有掌握家裡的財權，只能苦苦央求胡適的幾位哥哥，讓小弟進城求學。

十二歲那年，胡適離開家鄉去上海求學，母親為他做了一隻枕套，上面繡了一句話：“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死不還”。

後來，為了掙錢贍養母親，胡適輟學教小學。他聽說考取留美官費生能得不少補貼，便寫信徵求母親意見。

母親欣然答應，回信告訴他，他能出洋留學，家裡就能恢復聲望，當以學業為重，其他儘管置之度外。

留美期間，母親給胡適訂了一門親事。胡適學成歸來，應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教，遵從母命，娶了小腳太太江東秀。

其實，胡適留學期間結識了“紅顏知己”韋蓮司，結婚前他寫信告訴她：“我對母親的恩情深感愧疚，不想再違背母親的意願了。”

胡適與江東秀

婚後第二年，兒媳懷孕的消息傳來，母親馮順弟以為終於完成了使命，可以抱孫子了，然而不料卻因常年過度操勞而轟然病逝，享年僅46歲。

胡適的一生，行而有義、寬厚待人，不盲從也不虛榮，不降志也不辱身。晚年他回到臺北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溘然長逝時，從臺北到南港，家家燒香、戶戶路祭，十萬民眾為他沿路送殯。

而對一代大師胡適影響最深的女人，卻是她的母親馮順弟，一個農家婦女，用她的慈愛，給了胡適最好的人生啟蒙。

3.傅斯年母親

1948年的最後一天，南京，秦淮河，胡適和傅斯年望著雨霧繚繞的江面，情不自禁地吟誦陶淵明的詩：“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師徒二人感時傷世，雙雙潸然淚下。

傅斯年，五四運動的總指揮，胡適最得意的弟子，師父稱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一身兼有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傅斯年和胡適

跟師父胡適一樣，傅斯年也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也是一位出了名的大孝子。

傅斯年生於山東聊城一個沒落的名門望族。他九歲那年，在外地教書的父親傅旭安突染重疾死於書院，年僅39歲。

父親去世後，一門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親李太夫人操持。幸賴父親傅旭安的眾多門生，聚資生息供李太夫人一家生計之用。

傅斯年6歲時，母親就送他去上私塾，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在家由祖父講課。母親李太夫人對傅斯年嚴格要求，加上傅天資聰慧，11歲就讀通了《十三經》。

傅斯年十幾歲時就到北大求學，他本是黃侃的弟子，偶然去旁聽了胡適的課，被胡適圈粉，從此與胡適成為畢生師徒和摯友。

傅斯年32歲那年留學歸來，應中山大學之聘，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並任所長，在中國近代科學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

此後數年，他一直工作在學界，掌管過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以及臺灣大學的校政，培養出了大批優秀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

傅斯年在教育界、學術界呼風喚雨，威望極高，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但在家裡卻是“侍母至孝，唯母是瞻”。

母親愛吃肥肉，但體胖，高血壓，不宜多吃。夫人俞大彩為婆婆健康著想，不敢多給。有次母親為此不高興了，傅斯年就長跪不起，苦勸老太太平息怒火。

事後，傅斯年又安撫夫人：“母親患有高血壓症，要控制她的情緒。我不是責備你，但念及母親，茹苦含辛幾十載，將我兄弟二人撫育成才，我只是想讓老人家高興，盡孝道而已。”

晚年俞大彩曾回憶說：孟真（傅斯年字）侍母至孝，對子侄輩，也無不愛護備至。

抗戰爆發後，傅斯年千方百計將母親不斷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可是為躲避戰火，長年奔走勞累，他和母親皆身體抱恙。

傅斯年母親李叔音

嶽南在《北渡南歸》中提到，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難事，總懷歉疚之情：“老母幸能平安至後方，否則將何以面對祖先？”

1941年春，傅斯年一病不起，遠在美國的胡適專門致函表達關切之情。

胡適的關懷給予了傅斯年精神上的慰藉，使他增加了同病魔抗爭的勇氣。幾個月後，傅斯年終於出院。可他沒想到的是，他出院了，母親此時卻死在了醫院。

傅斯年與蔣介石

傅母去世時，傅斯年手頭拮据，只好賣了好幾箱他珍愛的書籍，買了一口好棺材。為了防止敵機轟炸和日後破壞，他又將母親“葬於歌樂山風景絕佳處，作成一水泥之壙，甚堅，欲移不可。”

1950年冬，傅斯年在一次質詢講話中心臟病突發，溘然長逝。蔣介石送挽匾“國失師表”。

與師父胡適一樣，傅斯年是中西知識分子之典範，其人格是中西文化精華之結晶。他是仁師，是學者，亦是仁者。

仁者本孝，仁者首孝，傅斯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