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就不是好大學？

大學從未像今天這樣通透：站在入學的起點，似乎一眼就能望見終點

。進社團、找實習、親近老師、參與項目、發表論文，一直到最終的求職，或者升學，所有步驟環環相扣，清晰可見。

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曾經著重批判過一個詞：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給這個詞的定義是：“我們的一些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學生被各項指標捆綁和指引的背後，是正在變得“數字化”的高校。

985、211、院士、長江學者、珠江學者、泰山學者、大學排名、SCI、ESI、影響因子、就業率、深造率……條條框框，名目繁多，一所大學的好與壞就被這些數據和頭銜定義。

如果僅從數字來說，過去的十年是中國高等教育高歌猛進的十年，各類排行榜上，進入世界前三百、前二百甚至前五十的中國大學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但是，這些數字能完全說明中國大學越來越好了嗎？

2015年，天津的一場大學生招聘會 圖 / 中國經濟導報

“數字化”的中國大學

近年有一個概念非常流行——教育GDP，指得是各所大學在辦學過程中，看中的一切可量化的成績。

以就業率為例，一所大學的就業率直接影響招生規模，教育部規定就業率不達標的專業要減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沒有生源也就沒有經費和項目，尤其對於一些非頂尖的普通高校，就業率就是命門所在。

2017年就業藍皮書指出，相比2016年，2017年本科院校大學生就業率有所下降。2017屆大學畢業生半年後的就業率約為86%，比起2016屆大學生畢業半年後就業率下降了2%。就業形勢越是嚴峻，高校就越是要把就業率弄得漂亮光鮮。

2016年，就曾爆出西北師範大學知行學院數百名畢業生遭遇“被就業”。校方為了提高就業率，用畢業證、學位證等脅迫學生提交假接收函。還有的學校暗示學生不簽署所謂“三方協議”不可畢業，更有甚者直接製造假數據，虛報就業率。

除了學生，即便是教師也脫不開數字的管束。在很多大學有所謂“非升即走”的說法，即在一定聘期內，如果教師不能憑藉學術成果而晉升，就要面臨校方的解聘。這個制度設計的初衷也許是鼓勵競爭，但在多年來的實施過程中，卻某種程度上造成論文至上和輕視教學，甚至學術造假的後果。

之前有統計顯示，到2013年底，中國的科研經費就已經位列世界第二，但資金用於項目本身的比例僅40%。原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現西安交通大學王樹國曾表示：“這有點像追求GDP一樣，我們太過於追求單項指標，所以讓老師們有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讓他們覺得好像要通過非正常的手段去獲取他們想獲取的東西。”

在“數字化”的指導下，大學裡的師生，以至於大學本身，都陷入了急功近利的迷途。正中了寶萊塢電影《起跑線》裡面的金句：“教育已經失去了它的本質，而淪為了一樁生意。”

印度電影《起跑線》裡，家長們為了孩子學位大排長隊，從中能不能看到我們的影子？

市場規律指揮大學

教育GDP這一概念使大學教育仔細地計算著投入和產出，難逃“被市場化”的厄運。

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熱衷於開設MBA、EMBA、總裁班等課程，而一些冷門學科則少了關懷和支持，只能自求多福了。

此前，香港大學理學院的天文學和數學/物理學兩門主修科目，過去五年每年只有6人報讀，院務委員會決定取消這兩門科目。這在學生群體中引起了軒然大波，他們認為港大作為一所國際一流高校，不應該像企業一樣裁減“效益”太差的生產線。

但與此同時，這些表達憤慨的學生中的大多數，出於就業、興趣等考慮，也不會報考上述專業。功利主義滲透進了象牙塔，但象牙塔不僅沒有做出抵制，反而選擇迎合，讓大學圍牆內的世界與圍牆外的世界別無二致，甚至比工廠還像工廠，這就是問題所在。

而港大發生的一幕，在內地高校並不鮮見。專業的開設和關閉，取決於就業率、社會需求，甚至是領導個人的研究方向。本應該去功利化的大學教育，已經被綁上了“利潤”和“效益”的輪子。

英國劍橋大學至今保留著神學、古希臘與羅馬語言等院系設置，而拒絕開設新聞學等應用性強的專業，這就是貴族的倔強，而在我國高校，很難看到這最後的倔強。

劍橋大學克萊爾書院（左）和英皇書院禮拜堂（中）。

大學之道無法量化

陳寅恪36歲即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憑什麼呢？

什麼憑證都沒有。陳寅恪高中畢業，一無學位二無資歷，卻獲得吳宓和梁啟超的大力引薦。放在今天，不是海外名校博士，更沒有在核心期刊發表過若干篇論文的陳寅恪，不要說清華，恐怕連一所普通一本院校的大門都跨不進去。

“SCI之父”尤金•加菲爾德博士曾表示，SCI是一個國際標準數據庫，單純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科研人員是不合適的，以SCI論文數量評價科學水平更是不合適。

但這樣的表態並沒有阻止中國高校對SCI數據的熱衷。

做為求學者的我們，回顧那過去的校園時光，除了一些可以量化的數據，還剩下多少不能量化的、獨一無二的體驗？

當然有人會說，校園裡的友情愛情，校園裡的記憶和成長都是無法磨滅的，但這些屬於個人的美好，有多少是來自高校制度層面的關懷，又有多少是出於我們個人的努力和摸索呢？

導師變成了老闆，學生也就成了員工甚至產品本身。你能想象就在二十多年以前，大學老師與學生的接觸還不僅止於課堂，校園的主人還是會因為詩歌音樂等無關升學就業的主題，進行聚會嗎？走在如今“數字化”的大學，這一切幾乎已經無法想象了。

陳寅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在這個大數據打敗一切的時代，依然有一些價值和精神是無法量化的。尤其是大學這樣培養人的機構，更不能只用教育GDP來衡量，因為人本身就不是完全能用數據詮釋的。

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中給中國大學開了一劑藥方：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礪德行”，三是“敬愛師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