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漢字文化的博大精深，絕不僅僅在漢字的種類繁多和結構複雜，更重要的是，文字能夠深刻影響思想。二十世紀世界著名的心理學大師馬斯洛曾經說過：“我們每天說話寫字，都需要有意無意地使用到文字。人類在說出或者寫下一個文字之前，他的意識中一定會快速加工他想要說出的東西，有時候這個過程人們能夠意識到，有時候不能。就是這個過程，在無時無刻地影響著人類的意識和思維。”例如，漢字最初是象形文字，是古人將日常生活中的具體景象和腦海中的抽象圖像，總結出來，繼而創造出來的文字。比如“魚”字，甲骨文中的“魚”和現實中魚的形狀非常相像，經過幾千年的演化，到了今天，“魚”字已經和古時候的象形文字大不相同了，然而每當人們看到“魚”，依然會很快地在腦海中閃現一下自然界魚這種動物的樣子。
文字和圖像對思維的反作用，是非常廣泛而深刻的。再比如“勇”這個字，對於不認識這個字的人，他即便看到了這個字，也不會產生任何聯想。然而對於認識這個字的人，看到它時，就會有意或無意地進行一些初級聯想甚至深層聯想。例如，有些人會聯想到勇敢和勇猛，這種聯想就屬於初級聯想，與這個字的本身意義差不多。還有一些深層次聯想，例如將“勇”和陽剛、男子氣概這些意象聯繫起來。這就是文字對思維的反作用，有了這種反作用，人們只要一看到這個字，就會反射到與之相關的景象上去，久而久之，就會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思想。比如，當一個雖然沒有被別人看見，但是已經被別人形容為勇敢的男人，這種形象，就會先入為主地滲透到別人的意識中，那麼，雖然這些人還沒有看到他，也已經會用正面的心態和思維去面對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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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每一個漢字，都對講漢語的人們，有著如此深刻的影響，所以歷史上也曾出現過，一些漢語言文字學家，在一些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發明了一些符合當時歷史趨勢的新漢字，但是卻引發了許多人的不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可能就是劉半農了。劉半農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漢語言文字專家，出生在江蘇一個富有的知識分子家庭。劉半農的祖上，有不少出類拔萃的人物，有的在江蘇一帶當官，有的在當地經商，因此到了劉半農父親這一代人，家庭條件已經非常優越了。旁的不說，僅僅劉半農家族居住的房子，在蘇州都是首屈一指的。“蘇州劉氏三千戶，一家獨佔三百戶”的描述，就是形容劉半農家族的。雖然有些誇大的成分，但足見當時劉家的影響力。
一八九一年，劉半農出生後，父親格外疼愛這個兒子，就為他花費重金，僱傭和聘請了當時蘇杭地區一些一流的人物。由於劉家非常注重教育，對教育有很深刻的理解和心得，深知在孩子七歲之前，都處於智力飛速發展的時期，如果在這一時期能夠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的智力，那麼更有利於之後的培養。當年，僅僅是保姆，就為劉半農僱傭了三位，更重要的是，這三位保姆，都是精挑細選中選出來的，這些保姆，不但要有一些文化，能認識字，還必須有一顆虔誠和善良的心。劉家人堅信，如果讓劉半農生命中的前兩年，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一定會對他的人格，造成非常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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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劉半農依次進入了當時蘇州地區最好的私塾，接著，在二十歲出頭時，就被家人送往了歐洲留學。三十歲左右，劉半農拿下了文學博士學位。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對於傳統文化的揚棄，以及白話文和簡體字的改革，都先後提上了日程。劉半農在法國畢業後，密切關注著當時中國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他在給當時的主要帶頭人胡適的信中寫道：“我認為祖國發展新文化運動很好。文字是一個國家思想、文化和文明的第一載體，也是當之無愧的最重要的載體，這個我們日用的東西，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國人的精神狀態。老東西（可能是指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和繁體字）該放一放了，必須要把新的、先進的東西拿出來了。”從劉半農給胡適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廢除繁體字，改用簡體字，是相當支持的，但是，劉半農也還是有一些保留。
當時他給梁啟超的信中寫道：“我認為繁體字可以暫時放一放，但是拼音，我以為完全要不得。拼音畢竟是西方線性文字的產物，如果把它引入中國，很可能會動搖我們的文化和文明。要知道，西方這種文字，相比我們的文字來說，簡單得多，移植能力和生命力都很強大。一旦讓這種文字進入了中國，我怕到時候會控制不住。我們的漢字，也有注音符號，完全可以滿足迅速提升識字率的需求。”當然，劉半農的建議，最終並沒有被採納。大家知道，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教育界為了迅速掃盲，還是從西方引進了拼音這種注音符號。這樣，直到今天，許多國人依舊不知道，實際我們中國的漢字，也是有注音符號的，而且在字典裡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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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秋天，劉半農回到中國，開始了他的大學任教生涯。在當時的簡體字改革中，實際上發明了不少簡體字。許多中國傳統的繁體字，如果直接改為簡體字，有些會出現表意混亂的情況。在發明簡體字這件事上，劉半農也做了不少工作。然而，他在一九二七年發明的一個漢字，卻遭到了那個時代許多女性的謾罵，其中，尤其以已婚女性為主。一九二七年之前，漢語字典和辭海中，是不存在“她”這個字的，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人稱指示代詞，一直都只有一個“他”，類似地，指示非生物的“它”這個字，以前也是沒有的，也用“他”指代。當時的劉半農，認為應該發明一個專門用來指代女性的人稱代詞，但是他同時意識到，這不是一個普通的發明，因為人稱指示代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頻率是非常高的，一旦這個詞被髮明出來，並且流傳出去，將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劉半農在發明這個字以前，和同行進行過深入交流。
例如，當時劉半農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寫信說：“既然要文化改革，我以為就一定要徹底改革，如果只是不疼不癢地改，最終觸及不到根本，那還不如不改。您知道，在文化改革的領域中，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改革，是重中之重。竊以為，要改革男女地位平等之思想，莫過於從文字入手，而要從文字入手，莫過於專為千萬萬女性設立一個屬於這些女性的人稱指代方式。我思前想後，覺得‘她’這個字，非常值得考慮。一方面，這個字繼承了中國一直使用的‘他’字，另一方面，將單人旁換為女字旁，也符合中國漢字中對於那些有女性特點漢字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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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蔡元培給劉半農回信中說：“吾儕去病，要因病而藥，若多著一個意思，便似引犬上堂，畫蛇添足，又因藥而病了。”“吾儕”是我們這些人的意思，蔡元培先生的意思是說，我們既然要改革，就要對症下藥，您如果發明這麼個字，猶如畫蛇添足了。顯然，蔡元培認為，對於男女平等這個意識的改革，文字改革固然重要，但並不是根本，如果改革不好，還可能“因藥生病”。可見，蔡元培先生是不太支持劉半農的這種提議的。然而，劉半農最終堅持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這個字的生命力，不應該由他們來衡量，而應該將這個字放到社會中去，讓其自生自滅。
一九二八年，劉半農所寫的關於“她”字改革的建議，正式被批准，並正式寫入了新華字典，從那時起，中國才有了“他”和“她”這兩個人稱指示代詞。然而，讓劉半農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她”字流入社會不久，就引起了全社會的反響。在這些反響的聲音裡，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其中的反對者，大多數都是女性，又以那些接受過教育的已婚女性為主。她們的意見是，改革漢字，沒問題，發明漢字，也可以，但是既然要提倡男女平等，就不應該對女性過於照顧。發明這樣一個女性專屬的指示代詞，就是一種無形中照顧女性的表現。而過於照顧女性的前提，就是覺得女性不如男性，才需要被特殊對待。這些女性一致認為，既然要平等，就不要特殊，就要在方方面面都平等。就這樣，對這個字的反對和謾罵聲音，持續了足足三年有餘，最後，才因為逐漸習慣，而被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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