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說神，沒有辦法繞開疫情。疫情悄悄的來了，卻轟轟烈烈出現了好多神人、神話、神事兒；有的神神到了讓人應接不暇，信呢？還是不信呢？讓人暈頭轉向。還有的神人神事兒，剛才還歡歡喜喜，一片叫好，一轉身，星轉鬥移，如風火輪，轉換的讓你覺得天不是天，地也不是地。
也許正是有了許許多多的跌宕起伏和天上地上，這可能就是人為什麼樂意活下去的理由，而且活得那麼有滋有味，即便有的人活得不很容易。有錢的人，也有愁事兒。沒錢的人，也有快樂。當了大官，就未必一順百順，清潔工也有萬事如意的那一天。
上篇說到我四十年前下鄉農村，碰到了一個卦神，有緣天意。也許每個人都有轉折，有的遠在天邊，有的近在眼前。來了，走了。不是你的，努力也不行。是你的，敲你門你不開都不行。我下鄉（知青）那年十七歲，懵不愣騰，典型的“傻小子睡涼炕”。但有追求，寫詩（那時流行）、參軍、因為是鐵路職工子弟，想當司爐（然後火車司機）；有這三個追求，沒事就往生產大隊（行政村）跑，等郵差。有時候郵差沒有來，就到村口等。那時郵差叫鄉郵員，騎馬。鄉郵員來了，見面他也不下馬，已經熟悉，笑眯眯說沒有你的（信）。幾乎就是這樣常常失望中，就如盼望心上人音訊般。那時沒有多少可投稿地方，只有一個地方報刊。我不斷的投，我一個個不斷的石沉大海。每次我都希望鄉郵員帶來如此驚喜，幾乎每次都是失望而歸。下鄉近三年，也有收穫的日子，大約有兩三次吧，那個地區報社刊發了我的詩。如果這個也算我的幸運外，後來就沒有了這樣的好事了，參軍、火車司機漸行漸遠。
那年，生產隊讓我去幾里外的菜園子種菜。現在想，算是天賜機緣。上篇說到“四類份子”薛老漢，先我之前到了那裡。我背上鋪蓋，住進了菜園子裡的小土屋，與薛老漢褥子邊壓褥子邊睡在一起。他是過去村裡的地主，嚴格說他父親才是正兒巴經地主，只是已經走了，他才接了班兒。他說沒解放時，他也就二十歲左右，怎麼也不算正規地主吧？應該是地主的‘’狗崽子‘’。他一開始還防著我，住在一起是沒有辦法，菜園裡只有這一個土屋，種菜的只有我們倆個人。我能和他拉近關係，巧合的是，我們都是同類“狗崽子”，他是地主的“狗崽子”，我是國民黨（父親在舊軍隊待過）的“狗崽子”。我們聊天，他經常說他不是地主。我也經常說我連國民黨啥樣子的我都沒有見過。
薛老漢愛喝酒，我也初學喝酒，有些成果，我就隔三差五跑回村裡供銷社買酒。酒就是薯幹酒，一次打回一壺，五六斤。每天太陽西下，小煤油燈忽忽悠悠著著，說是煤油燈，點不起煤油，都是從生產隊要的柴油點燈。那時農村是集體所有制，國家又提倡“農業的出路在於機械化”，滿足供應柴油。柴油點燈冒黑煙，早晨挖鼻窟窿，指頭都是墨黑的。我們喝酒聊他當地主的往事兒，他說每到夏天農忙，家裡僱人每天管一頓飯，上午上工前，天天給他們吃白麵饅頭，肉燴菜。父親管的嚴，人家吃得剩下了，我們才吃。他說了許多地主往事，一點點在顛覆我的思想。我的腦子裡都是拿著皮鞭，凶神惡煞，哪個長工不好好幹活就抽，哪裡還吃白麵饅頭和肉？窮人吃了上頓沒下頓，惡霸地主還有牢房等等。開始薛老漢講了很多我並不太相信和理解，過了多少年後，我才知道了地主為啥是地主。
薛老漢會算卦，一天我們都喝了不少酒。他主動要給我算卦，這讓我很是意外。說了許多次，他都模稜兩可，不正面回答你。我還是那三個夢想，前一個是愛好，後兩個才是真的，要知道那時就怕在農村待一輩子。薛老漢吧嗒吧嗒菸嘴兒，慢慢悠悠的說，你不會在農村待一輩子的，國家不會不管你們。這讓他說對了。參軍當火車司機沒有你的份兒。這又讓他說對了。那時城市裡參軍都如登山般，更不要說農村了。招工回城特別是到好單位，更是水裡撈月。只不過那時的我，還年輕，充滿美好的幻想和天真的認識。但薛老漢說了一句話，讓我誠惶誠恐，驚訝不已。他說你以後是拿筆的，這一輩子是憑寫幹營生的（工作）。
九十年代初，我從烏海廣播電臺調到了內蒙古日報一個子報，把這個算卦經歷還寫了一個小文，發表在內蒙古日報上，標題就是“薛老漢算卦”。
那次算完卦，果然如薛老漢所說，我在農村報名參過一次軍，以失敗告終。當火車司機時至今日，一直都在美夢中徘徊。我從農村招工到了烏海煤礦下井，父親曾經託人辦好了調回鐵路當司爐的手續，但因為煤礦死活不放人而夭折。許多事情就是這樣轉換，如萬花筒，讓你眼花繚亂，不知道是對，還是錯。那時調動是所在單位不放人，改革開放後出現相反，一般人調出單位盼望你走，調入單位卻難進了。你看我這命，曲曲折折，不能算好命。
我還是感謝薛老漢的算卦，我後來把這個卦稱為神卦，後來我真的是靠筆吃飯了。當記者近三十年，半輩子一晃，從一個地區新聞媒體做起，到省、再到中央媒體，寫得雖然沒有風生水起，轟轟烈烈，但基本餬口算是做到了。
算卦，這個營生儘管不是營生，但幾千年還是堅持和傳承下來了。不管你說它好，還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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