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二哈”的意大利，在新冠肺炎“戰疫”中靠譜了？！
意大利星期天凌晨宣佈，當天開始對該國北部的倫巴第大區和其他11個北部省份實施封城，禁止人們進入或離開那些城市，受到影響的人口多達一千多萬。歐洲媒體將意大利的這一舉措形容為“中國以外地區最雷厲風行的抗疫措施”。
可仔細一看，意大利的封城與中國大不一樣。
意大利都這樣了，街上的人還是不戴口罩，仍然有人開party，一些年輕人認為，他們染上了也沒事，這種病只對老人危險。
可能對於意大利人來說，這並沒有什麼奇怪之處，因為700年前，他們的祖先就是這麼對付“黑死病”的，最後雖然進入100多年的黑暗時代，但是文藝復興也在孕育。
我們在薄伽丘的《十日談》開篇就可以看到。
在我主降生後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麗的城市——就是那繁華的佛羅倫薩，發生了一場可怖的瘟疫。這場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體的影響，還是威嚴的天主降於作惡多端的人類的懲罰；它最初發生在東方，不到幾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計其數；而且眼看這場瘟疫不斷地一處處蔓延開去，後來竟不幸傳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無策，一點防止的辦法也拿不出來。城裡各處汙穢的地方都派人掃除過了，禁止病人進城的命令已經發布了，保護健康的種種措施也執行了；此外，虔誠的人們有時成群結隊、有時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過祈禱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終於出現了，災難的情況立刻嚴重起來。
當時的意大利還處於各個商業城市獨立的狀態，因此，各城的措施並不相同。
1347年冬，熱那亞、比薩、威尼斯等港口城市爆發疫情後，威尼斯便成立了第一個衛生委員會。到了 1348年上半年，疫情迅速蔓延到那不勒斯、佛羅倫薩、錫耶納、佩魯賈、羅馬等地。
醫生束手無措。醫生們無法理解，不清楚這場疾病的起源，更不知道應該如何治癒， 他們的醫學理論需要追溯至希波克拉底和蓋倫時代， 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動物會將疾病傳染給人類，能做的只是讓病人懺悔。醫生行業受到重創，有的可能因為勞累倒在了崗位上，更多的醫生則因自私做了逃兵而被譴責。如果逃跑被視為膽小鬼，如果選擇留下，則被認為只是為了錢。
1348 年，佛羅倫薩人馬喬內·迪·科波·斯特法尼（Marchionne di Coppo Stefani）這樣評價醫生：
“剩下的索要高價，錢入手後才肯出診，他們把脈時把頭轉向一邊，檢查尿液時離得遠遠的，還用氣味濃烈的東西捂住鼻子。”
那時的“意大利人”也各有各的想法：
有些人以為唯有清心寡慾，過著有節制的生活，才能逃過這一場瘟疫。於是他們各自結了幾個伴兒，揀些沒有病人的潔淨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絕起來。他們吃著最精緻的食品，喝著最美的酒，但總是盡力節制，絕不肯有一點兒過量。對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們完全不聞不問，只是借音樂和其他的玩意兒來消磨時光。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為唯有縱情歡樂、縱飲狂歌，儘量滿足自己的一切慾望，什麼都一笑置之，才是對付瘟疫的有效辦法。他們當真照著他們所說的話實行起來，往往日以繼夜地，盡情縱飲，從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時興來，任意闖進人家住宅，為所欲為。
也有人的做法非常“前衛”，是在家自我隔離、“消毒”：
還有好多人又採取了一種折衷的態度。他們既不象第一種人那樣嚴格節制著自己的飲食，也不象第二種人那樣大吃大喝、放蕩不羈。他們雖然也滿足自己的慾望，但是適可而止，他們並沒有閉戶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過手裡總要拿些什麼鮮花香草，或是香料之類，不時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認為要這樣才能消除那充滿在空氣裡的病人、藥物、和屍體的氣味。
還有人是“大隔離”：
有些人為了自身的安全，竟抱著一種更殘忍的見解。說，要對抗瘟疫，只有一個辦法——唯一的好辦法，那就是躲開瘟疫。有了這種想法的男男女女，就只關心他們自己，其餘的一概不管。他們背離自己的城市，丟下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親人和財產，逃到別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羅倫薩的郊外去，彷彿是天主鑑於人類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懲罰，這懲罰卻只落在那些留居城裡的人的頭上，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這場災難似的。或者說，他們以為留住在城裡的人們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數滅亡了。
當時的人對於這種“衛生隔離”是非常牴觸的。他們認為
到後來大家你迴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鄰舍，誰都不管誰的事了，親戚朋友幾乎斷絕了往來，即使難得說句話，也離得遠遠的。這還不算，這場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於哥哥捨棄弟弟，叔伯捨棄侄兒，姊妹捨棄兄弟，甚至妻子捨棄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傷心、叫人最難以置信的，是連父母都不肯看顧自己的子女，好象這子女並非他們自己生下來似的。
幸好，這種隔離是有效的，為了控制疫情，意大利在 1347 年之後，對於有可能攜帶瘟疫的船隻都要求隔離 40 天。
直到 1348 年秋天，意大利的情況才總體好轉。
這次黑死病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活動停滯了上百年時間，人們失去了創造的動力，在文學領域也出現了一百多年的低迷時期。
不過，這場瘟疫也動搖了教會權威，推動了自主意識的形成。對意大利文學也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為之後的俗語文學和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迅猛發展起到了催化作用。
因為在因黑死病大量死亡的人口當中，不僅包括普通百姓，還有眾多教會的神父和學校的教師，這也直接導致了當時使用官方和教會語言的拉丁語人口，無論在絕對數量上，還是相對當地居民的比例都呈下降趨勢。
在黑死病爆發之後，方言讀寫和文學迅速發展，很多關於黑死病的信息都是用方言記錄下來。比如，人們生病時要向上帝祈禱，但很多有文化的教父都因瘟疫喪生，因此很多祈禱文是用方言寫成，而且當時盛行的瘟疫傳單也都是方言寫成。除此之外，方言詩歌、短篇故事等也傳播廣泛，薄伽丘的《十日談》也是用俗語寫成。
如果極端一點的形容，可以說沒有黑死病，就沒有《十日談》。
這次新冠肺炎蔓延意大利，我們當然希望所有人都不要被感染、生病，不過意大利的“封城”的確與700年前沒什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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