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詞學有一與別代極其不同的特色--------即“詞派之詞壇”。清代之詞派，為人所熟知的有三：即陽羨、浙西、常州三家詞派。而詞壇為此三家所籠攝的時期，其學風會亦隨著三詞派遞主之際，呈現了了非常豐富且旗幟鮮明的審美主張，如陽羨之尊蘇、辛；浙西之標舉姜夔、常州之標舉宋四家。也恰恰正是這種因詞派林立下的詞學風氣，使得清代詞與詞史間有“中興”一說。
但我們需要知道，清代詞派之所以能形成如此成熟鮮明、各具特色的創作群體與流派，則全仗於宋、明二代的所有審美流向皆在清初詞壇各有傳續。如清初有上追五代之王士禛、曹爾堪；有祖眺蘇辛之曹貞吉、陳維崧；更有追摩南宋之朱彝尊-----------然清初這等“百家爭鳴”之詞壇盛況的形成，又為廣陵詞派之濫觴。
“詞廣陵，人非皆廣陵”的廣陵詞派
廣陵詞派，確切的算起來並不能以“詞派”為稱。按嚴迪昌老爺子在《清詞史》中所論，廣陵詞派是“清初第一次形成的規模大、陣容廣、自覺性高的聲勢盛壯的詞的活動中心”--------雖然嚴迪昌並不以“詞派”為稱，而是以“詞壇”和“人群”來概論這次活動聚會，但從其形態來看，雖然廣陵詞派沒有固定的美學主張，但足可稱得上是“詞派”。
從活動範圍來看，廣陵詞派是以揚州（古稱廣陵）為文化活動中心。清初順治、康熙年間文獄之苛刻世所皆知，彼時江南地域的文人，不論是明遺民還是清士子，在文化與政治的雙壓之下，紛紛向揚州一帶匯聚。這種類似蟲蝥的“趨光性”移動，我們在五代也同樣看到過---------五代之西蜀、南唐與清初之揚州，皆是獨特的地理特性而成為了文人們的“庇護所”。如此一來，揚州自然與西蜀南唐一般成為了文人們交流的據點，但與西蜀不同的是，西蜀《花間集》所載的詞人大多是仕蜀或者直接就是蜀人，廣陵詞派則並非全是揚州人，所謂“詞廣陵，人非皆廣陵”便是如此。
《蕙風詞話》曾援引顧貞觀書雲：“漁洋之數載廣陵，實為斯道總持”，又稱“吳越操觚家聞風競起，選者，作者，妍媸雜陳”，按此說，廣陵詞派為王士禎所主持當無所從疑。王士禎本為清初之文壇領袖，順治十七年三月仕揚州，遂廣交文士。按《清詞史》所記，彼時廣陵詞壇所構成者，有吳綺等本郡人士，也有陳散木等通州人士，甚至還有明代遺民如宋琬者，茫不可數的詞壇名流附翼於“晝了公事，夜接詞人”的王士禎之下，酬唱往來，盛況空前。
按說，廣陵詞派以王士禎為總持，本該隨著王士禎的升遷而逐漸發揚光大，但隨著王士禎在揚州五年任滿之後，揚州這股詞學風會便悄然而止。顧貞觀《論詞書》有記載如下：
漁洋復位高望重,絕口不談,於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回視《花間》、《草堂》,頓如雕蟲之見恥於壯夫矣。
王士禎離任揚州後“絕口不談詞”的態度，筆者在 一文中已有略論，此文就不多作贅述了，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隨著王士禎的這種態度，廣陵詞派沒有突破“地域”的藩籬，且持續時間極短。因此，在清詞研究的過程中，陽羨、浙西、常州三派多為研究之重點，而更具有開山意義的廣陵詞派卻多為忽而過之，即便是對此有所注意的研究者，也僅是集中在寥寥數人之中，並沒有對廣陵詞派從宏觀上梳理其對清初詞壇的重要作用。
《倚聲初集》的自由審美與清初詞壇之復盛
廣陵詞派在部分學者眼裡不大能稱得上“詞派”的另一原因，便是它未如陽羨、浙西、常州等詞派一般，形成有鮮明趨向的審美理念，然則恰恰是這種自由的創作風氣，才是清詞復盛的契機所在。
清諸詞派都有為標舉審美趨向而選編的詞選本，浙西詞派有朱彝尊、汪森所編撰的《詞綜》；常州詞派則有張惠言的《詞選》、賙濟的《宋四家詞選》；而廣陵詞派雖然沒有固定的詞學審美指向，但依然有為詞派集結而作的詞選本《倚聲初集》，我們通過對《倚聲初集》所載詞作的審美研究中，是能找到清詞復盛的契機-------清詞詞派的審美趨向在此本選集中具有呈見。
《倚聲初集》，清鄒祗謨、王士禎編。按王士禎序雲：:“網羅五十年來薦紳、隱逸、宮閨之制,匯為一書,以續《花間》、《草堂》之後,使夫聲音之道,不至湮沒而無傳。”具此序言所稱，《倚聲初集》的審美指向應該在《花間》、《草堂》之中，以明代雲間詞派審美為基要。但從所載詞中，卻並未被此所困囿，按包曉東學位論文《倚聲初集研究》中爬梳所得，《倚聲初集》中選詞30首以上的詞人有鄒祗謨、王士禎、董以寧、陳子龍等十三人。其中雖然是以王、鄒等傳續五代詞風者為偏重，但從各家選詞的風格、詞評中，我們是能夠看出廣陵詞派兼容並收的態度的。
王士禎詞風半在花間之中，算是雲間派之嫡傳，謝章鋌雲：“自吳梅村(吳偉業)以逮王阮亭(王士禛)翕然從之,當其時無人不晚唐”（《賭棋山莊詞話》），而同為領袖的彭孫遹、鄒祗謨等人雖然也被認為是“花間”之風，但卻呈現出更多的開闊性的嘗試。如鄒祗謨《玉人歌》一詞，其雲：
春欲去。看窗外櫻桃，離離滿樹。溼煙生碧，澹盪飄紅雨。鬧花百舌花無語。待喚春陰住。最難拚、千丈遊絲，一簾飛絮。○暗把韶光數。恨陣陣東風，將春壓暮。長下蝦鬚，留取最深處。蝶爭須葉蜂爭蕊，總被多情誤。趁榆錢、買斷送春歸路。
此詞詞辭清麗，筆法疏跌宕，似有稼軒筆法馭北宋風流之妙，又有《滿江紅·己丑感述》詞辭更烈，但章法差近，而這種風格與鄒詞之《三臺令》、《望江南》等花間筆墨迥而異之，不可謂不突破。
又，朱孝臧所稱之為“吹氣如蘭彭十郎”的彭孫遹雖然工於豔詞，但也能於《滿江紅•五日競渡》等詞中見闊健瀟灑處，其詞雲：
且往觀乎，閶門外、今朝水戲。見兩兩、靈絲艾虎，釵頭紛綴。舊俗吳中猶未改，習流人鬥魚龍技。看綵雲、一派鎖清濠，波如沸。○流覽罷，心猶悸。憑弔處，情難已。向風前釃酒，何妨沉醉。千古三閭同一哭，江潭不少人憔悴。待為書、重續賈長沙，投湘水
彭孫遹這首《滿江紅》顯然看到不到“吹氣如蘭”精柔，更多的是一筆鋪排的俊爽，起筆“且往觀乎”也一別雅詞筆法，見乎於辛、柳之間。“尤侗稱其“提辛攀李，含柳吐秦”，是能知詞。此外，《倚聲初集》所載30首以上者，又陳維崧、曹爾堪等“橫放傑出”決別於五代晚唐之詞風者。
故而，《倚聲初集》雖然是為詞派之詞選本，但所包含的內容卻佰川納海--------以其為清代詞派之先導、清代詞學於詞史復盛之契機，可謂不容置疑。
結言
嚴昌迪先生也曾有廣陵詞派為清詞中興契機之說：“或慷慨激昂，或悲憤蒼涼、或直抒胸臆，或寄託微深，展示了清詞中興的契機”-，-然這種以“尊詞體”的出發點，顯然是有所偏頗的，要知道王士禎離開揚州對於詞饒是絕口不談--------正如前文所言，若非“詞本小道”，位居愈高的王士禎又如何會轉而談詩？
故以筆者淺見，廣陵詞派作為清詞復盛的契機，並非是展示“寄託”，而是作為“蓄水池”的作用---------為清詞的審美嬗變總集了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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