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進程中，文明的產生是必然的。
關於中華文明最早的王朝——夏，它被商湯取而代之算是史書之上最官方的文字了。然而，隨著外國史學家對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置疑，以及歷史考古的推進，這一鐵論卻面臨著被推翻的威脅。
夏朝是中國史書上記載的第一個世襲制朝代。根據史書記載，禹傳位於子啟，改變了原始部落的禪讓制，開創中國近四千年世襲的先河。因此，中國歷史上的“家天下”，從夏朝的建立開始。夏朝，歷史上慣稱為“夏”。這一稱謂的來源有十種說法，但是，其中較為可信的觀點，是“夏”為夏族圖騰的象形字。
都知道，成熟的文字體系是文明的必要標誌之一。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基本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出土於殷墟，又被稱為甲骨卜辭。雖至今仍不能完全解讀甲骨文以及它所承載的內容，但正是因為“甲骨文”的存在，我們可以根據其部分記載，推斷商朝的歷史走向，能夠確鑿的認定“商朝”的存在。
然而，提及夏朝，這個公認的最早王朝。在武丁為其先祖商湯所做的卜辭中，曾屢次提及商湯四處征戰，卻完全沒有關於商湯滅“夏”的記載，或者說，根本沒有“夏”的出現，又何談“夏朝”的起落。夏朝之所以被稱之為“夏”，還是史學家從後世西周金文所載而得。
也就是說，關於“夏朝”的文字記載，只出現於後世朝代中。又因為“夏朝”本身並沒有相生相伴的“文字”，所以，它無法“自證其身”。在歷史進程中，任何一個王朝、一代文明的產生，都需要佐證。所以，在殷墟被髮掘後，考古學家開始順著脈絡進一步推進對其歷史的考證。
1959年，經過考古學家的不懈探究，位於洛陽偃師的二里頭遺址最終出土。
在這片遺址中，規整的宮殿、“井”字行的道路網絡、以及成型的手工作坊，皆表明此地已具備成熟的都城屬性。在經過碳十四測定後，二里頭一期存在的時間，應不早於公元前1750年。但是，因為沒有自證文字，使得考古學家也無法斷定二里頭遺址到底是屬於夏朝都邑，還是早期的商朝都邑。
除此之外，再結合西周金文記載以及考古發現，以時間節點來進行分析。在經碳十四測定後，可推斷武王代商的時間應為公元前1046年、商朝起始年約為公元前1600年。再以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兩處的碳十四測定結果為佐證（鄭州、偃師兩地存在時間上限為公元前1560年至公元前1580年）。
由此，可推斷商朝始年應不早於公元前1600年，比二里頭遺址晚百餘年。其後，石峁、陶寺等大規模遺址相繼出土，經測定其存在的時間均在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900年間，文明程度同樣發展到了具備“國家”的形態。陶扁壺朱書文字就是出土於陶寺遺址，其與甲骨文展現出承接關係。
經釋讀，一個字為“文”，另一個字的釋讀則出現了不同的觀點，部分認為是“堯”，陶寺即堯都；部分又認為是“邑”。這裡，我們暫且不論釋讀為何，結合上述殷商起始年的時間上限，可得出：其與石峁、陶寺之間恰有一段500年的間隔。這便說明，商與堯中定有一個朝代，這就證實了“夏朝”的存在。
但是，我們仍不能斷定它就是“夏朝”。
其中原因之一，還是上述的“夏朝”沒有相伴的文字，“夏”這一稱謂由後世周人而來。如劉備的政權被曹操稱為“蜀”，被東吳稱為“西”，又被後世稱為“蜀漢”。所以，並不能確定“夏朝人”是否會稱自己為“夏”，這可能也是甲骨文裡遍尋無“夏”的原因。
“夏朝”的存在得到證實，但是，隨著對二里頭的進一步發掘，“夏朝”的又一大問題出現了。
二里頭遺址現分為四期，上文所提到的比商朝早百餘年的為其一期。其後二期、三期、四期也陸續進行了碳十四量定，其結果表明：二期到四期的存在年代皆在商朝的統治時期內。第四期的存在時間是公元前1565年到公元前1530年間，此時的商朝早已建立。
並且，從二里頭中發掘出的陶器以及墓葬來看，其一期到四期均沒有規模性顛覆痕跡的存在，也並無商朝所有的貴族墓地。但是，從其三期起，墓葬中的隨葬品從之前簡陋的陶器變為大量的青銅器，同時，還出現了束頸盆一類具有商朝文化特徵的器具。
與同期二里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相比，二里頭發掘的青銅器仍保持著原始的狀態。陶器上所刻畫的符號也證實了“夏朝”並未形成文字，可見，“夏朝”的文明程度遠落後於商。
綜上所述，商湯建朝後，“夏朝”應該與其並存了一段時間，但是，由於“夏朝”的文明遠遠跟不上歷史的步伐，所以，只能在先進文明的侵蝕下走向消亡。
【《古本竹書紀年》、《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史記·夏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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