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新安黃氏刻工眾多，在中國出版史上寫下了重要一頁。據統計，黃氏從明正統間開始刻書，一直刻到清道光間，歷時400餘年。明代是黃氏刻工最活躍的時期，黃氏28世以前的280位刻工都生活在明代。茲就明代黃氏刻工及其刻書舉例如下。[1]
二十一世刻工有黃積善、黃佛生、黃多保等。
二十二世刻工有黃文顯、黃文德、黃文敬、黃文贊、黃文漢、黃文善、黃文希、黃文達等。其中黃文敬於天順、成化間刻《草字千字文》，弘治二年（1489）刻《雪峰胡先生文集》，弘治十二年（1499）刻《新安文獻志》。
二十三世刻工有黃永昇、黃永晟、黃永旻、黃永杲、黃勖、黃昴、黃晨、黃永明、黃永鼎、黃永昱、黃永早等。其中黃永昱於弘治十二年（1499）刻《詹氏宗譜》，弘治十五年（1502）刻《徽州府志》，正德二年（1507）刻《篁墩程先生文集》，萬曆三年（1575）刻《史記》，萬曆四年（1576）刻《新五代史》，萬曆五年（1577）刻《文子》、《天隱子》和《無熊子》。
二十四世刻工有黃仕珍、黃仕環、黃仕琇、黃仕璋、黃仕瓏、黃仕琥、黃仕球、黃仕琰、黃仕珪、黃仕瓊、黃仕琳、黃仕瑤、黃仕珏、黃仕瑜、黃仕珊、黃仕憲、黃仕珂、黃仕瑚等。其中黃仕琇於嘉靖間刻《張氏統宗正譜》、嘉靖三十年（1511）刻《皇明名臣經濟錄》和《六臣註文選》，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徽州府志》。
二十五世刻工有黃鈞、黃鉤、黃鍍、黃鑾、黃鑑、黃鏳、黃錢、黃萬清、黃錫、黃磁、黃銳、黃鉛、黃鉉、黃鈿、黃鑄、黃鏵、黃錦、黃鎬、黃鏜、黃鏡、黃鐸、黃銘、黃鏘、黃鏻、黃鑽、黃銀、黃欽、黃鍇、黃鋟、黃釿、黃鋼、黃鋌、黃鉅、黃鋒、黃鋁、黃銓、黃鍵、黃鎰、黃鈔、黃鋑等。其中黃鋑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籌海圖編》，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徽州府志》，萬曆間刻《玉玦記》、《辭賦標義》、《帝鑑圖說》、《程朱闕里志》、《新刊彙編秦漢精華》、《秦漢六朝文》、《剪燈新話》等。
二十六世刻工有黃烈、黃三陽、黃四陽、黃德時、黃德寵、黃應進、黃德奇、黃德懋、黃德新、黃德修、黃尚瀾、黃尚澗、黃守言、黃守誠、黃守訓、黃守恩、黃守認、黃守德、黃應和、黃應賓、黃應椿、黃應賢、黃應老、黃應登、黃應立、黃應選、黃觀福、黃繼福、黃應逵、黃應遂、黃應麟、黃應汴、黃尚序、黃千老、黃應淳、黃應濟、黃應道、黃應沐、黃應渭、黃應周、黃應宣、黃應瑞、黃應祥、黃應地、黃應星、黃應鬥、黃應元、黃應組、黃應綸、黃應紳、黃應鶴、黃應聘、黃應鴻、黃應淮、黃應乾、黃應坤、黃應秋、黃應風、黃應鸞、黃應魁、黃應棟、黃應輝、黃應臣、黃應忠、黃應孝、黃應節、黃應義、黃應科、黃應積、黃應和、黃應卿、黃應開、黃應光、黃應澄、黃應紹、黃應嵩、黃應嶽、黃應岱、黃應巍、黃應徽、黃應明、黃應顯等。其中黃應光於萬曆間刻《西廂記》、《小瀛州十老社會詩圖》、《崑崙奴》、《元曲選》、《李卓吾先生批評玉合記》、《李卓吾先生批評紅拂記》、《李卓吾先生批評琵琶記》、《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等。
二十七世刻工有黃一柱、黃一枝、黃一桂、黃一楷、黃一彬、黃一鳳、黃一木、黃一村、黃一林、黃一森、黃一本、黃一椿、黃一鬆、黃一心、黃一乾、黃一偉、黃一中、黃一遇、黃一遂、黃一鶴、黃三安、黃四安等。其中黃一楷於萬曆間刻《西廂記》、《南琵琶記》、《元本出相北西廂記》、《閨範》、《古雜劇》、《李卓吾先生批評浣紗記》等。
二十八世刻工有黃正中、黃明中、黃建中、黃秀中、黃亨中、黃承中、黃行中、黃從中、黃得中、黃衡中、黃值中、黃健中、黃方中、黃序中、黃茂中、黃義中、黃重中、黃亮中、黃允中、黃用中等，其中黃建中於萬曆間刻《閨範》，天啟間刻《歙志》；崇禎間刻《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和《新刻繡像批評玄雪譜》等。
為什麼明代新安刻工能代代相傳，刻書眾多呢？
第一，自然環境為黃氏刻書創造了有利條件。新安即今皖南歙縣、休寧、績溪、黟縣、祁門、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的古稱，因祁門的新安山而得名。新安地處萬山叢中，人多田少，生活艱辛。據許承堯《歙事閒譚·風禮教考》雲：“農力最為勤苦，緣地勢陵絕，厥土騂剛而不化。水湍急，瀦蓄易枯，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一雨驟漲，而糞壤之苗又蕩然矣。大山之所落，力墾為田，層累而上，十餘級不盈一畝。刀耕火種，望收成於萬一。深山窮民，仰給雜糧。早出皆耕于山，耦樵於林，以警狼虎；暮則相與荷出鋤負薪以歸。精饌華服，畢生不一遘焉。”務農無望，就有可能抽出大量勞力從事刻書工作。自然環境迫使眾多黃氏刻工棄農刻書。刻書不僅需要勞力，而且需要木材、紙、墨等。新安群山，層林密佈，具有十分豐富的木材資源。據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二：“徽處萬山中，每年木商於冬時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漲，出浙江者，由嚴州；出江南者，由績溪順流而下，為力甚易。”木材除了大量外運外，也為當地刻書創造了有利條件。檀皮、松煙、梨樹、棗木等是製造宣紙、徽墨和版片的極好原料。雕版印刷需要大量木材。新安黃氏眾多刻工世代刻書，用樹之多，可想而知。又據《寄園寄所寄·雲谷臥餘》：“徽處萬山中，絕物農桑利，荈茗之外惟墨……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玄筆、李廷珪墨、舊坑石之硯。”可見，“文房四寶”也是新安的特產。新安造紙技術非常之精，據記載：“黟歙間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復有長者可五十尺為一幅。蓋歙民數日理其楮，然後於長船中浸之，數十夫舉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節之，續於大熏籠上週而焙之，不上於牆壁也，於是自首至尾，勻薄如一。”[2]明時新安刻書多用白綿紙，這種紙以樹皮為主要原料製成，較厚，有韌性，不易撕破。另外，還能造一種能做衣的紙張，紙質尤其堅韌。關於新安制墨，文獻多有記載，據明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六：“近代惟新安羅龍文所作，價逾拱璧。即一兩博馬蹄一斤，亦未必得真者，蓋墨之能事畢矣。新安人例工制墨，方與魯最著，汪太涵司馬與之聯姻，獎飾稍過，名震宇內，所刻《墨譜》，窮極工巧，而同里程君房幾超而上之，兩人貿首深仇，程墨曾介內臣進之今上，方愈妒恨。程以不良死，則方力也。程亦刻《墨苑》，鬥奇角異，似又勝方，真墨妖亦墨兵矣。”可見新安制墨市場競爭激烈，方程之爭便是一例。明代新安墨可分為三類：一為文人“自怡墨”，如汪太涵“千秋閣”、程孟陽“古松煤”、李長衡“慎娛室”等均屬此類；二為“精鑑墨”，如羅小華“臨池志逸”、潘方回“閒閒堂”、吳季長“一莖草”、李耀祖“黑松使者”等均屬此類；三為“實用墨”，如程幼博、方於魯、潘方凱、方瑞生、吳守默、汪希古、程一卿等所制墨均屬此類。總而言之，新安自然環境為刻書提供了人力和物力，黃氏刻工因此能夠代代相傳。
第二，深厚的文化底蘊是黃氏刻書的學術基礎。新安地處山區，一方面，戰爭較少，“自昔戰亂，中原衣冠多避地來此”[3]，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奠定了深厚的正統的中原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崇山峻嶺又是一個巨大的屏障，使新安地區與世隔絕，形成一個獨立的文化發展空間。中原文化與土著文化相互碰撞，形成了頗有特色的新安文化（亦名徽派文化）。新安文化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千百年來，它把一代又一代的新安人團結在一起，形成眾多的文化世家。據統計，單是明代中期的新安文化世家就有84個。這些文化世家都有完整的家譜體系。《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的427部族譜中，新安世家佔了一半以上。新安世家重視教育子女，今存古民居楹聯雲：“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明末新安六縣已有書院54所，平均每縣6所，比例之高，實屬罕見。由府學、縣學、家塾、社學、書院組成的教育網絡，培養了大批人才。據許承堯《歙縣誌》記載：“王□州（即王世貞）先生遊黃山時，三吳、西浙諸賓客從遊者百餘人，大都各擅一技，也鮮有能敵之者。邑中汪南溟（道昆）先生聞其至，以黃山主人自任，僦名園數處，俾使來者各散處其中，每客必一二主人為館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約各稱其技，以書家敵書家，以畫家敵畫家，以至琴弈、篆刻、堪契、星相、投壺、蹴踘、劍槊、歌吹之屬，無一不備。與其談則酬酢紛紜，如黃河之水，注而不竭；與之角技，賓時或屈於主，□州先生大稱賞而去。”可見明代新安人才輩出，三教九流，無所不有。明清兩代新安籍進士人數僅次於蘇州府，全國名列第二，單是婺源，潘珏一門就有九位進士，其中四位官至尚書，後人譽為“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四庫全書》收書3461種，其中新安籍著者的著作有197種，佔著作總數的十八分之一。新安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在理學、醫學、文學、藝術等方面形成一脈相承的家學傳統。在理學方面，新安是程朱理學的正宗傳人，“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則宜讀朱子之書，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恃，而以鄒魯之風傳若子孫”[4]。至今新安到處可見的節烈牌坊、聚族而居的同姓村落，尚可窺見古代新安程朱理學的深刻影響。在醫學方面，從東晉到清末，新安可考名醫近70人，可考醫籍800多種。其中明代可考名醫有程重光、汪石山、黃古潭、孫一奎、江瓘、程玠、江應宿、吳正倫、餘傅山、餘午亭、吳鶴皋、陳嘉謨、江宦、徐春圃、方廣、吳勉學、孫文胤、程芝田、葉芝帆等。他們的著作涉及內、外、婦、兒、喉、傷、瘍、針灸、推拿等各個方面，其中，江瓘《名醫類案》是我國第一部總結歷代醫案的專著，徐春圃《古今醫統大全》被譽為古代名醫十大醫籍之一。孫一奎《赤水玄珠》是一部綜合性臨床醫籍，有分類細緻、科別整齊、長於辨證等特點。在醫學流派上，新安醫學與易水醫學、河間醫學、孟河醫學等相比，無論在名醫數量或著作內容方面，都處於領先地位。在文學方面，新安地區湧現了不少文學家，據光鐵夫編《安徽名媛詩詞徵略》統計，歷代新安詩詞女作者至少有110人，這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社會是非常難得的。在藝術方面，單是明代新安地區的著名畫家就有餘有道、羅文瑞、胡唯、韓鑄、畢懋康、詹景風、丁雲鵬、程嘉燧、黃應澄等。眾多畫家用智慧的雙手創立了聞名遐邇的徽派藝術，與建安派、金陵派等並駕齊驅。徽派藝術具有刻畫精細、背景繁複等特點。另外，徽墨、徽筆、徽硯、徽劇、徽菜等的形成都與深厚的文化底蘊密切相關。濃重的文化氛圍孕育了黃氏一族，從而使其能夠並且可能在刻書方面大顯身手。
第三，“儒而好賈”、“賈而好儒”，為刻書提供了大量經費和發行網絡。為了謀生，古代新安經商成風。明王世貞雲：“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十一在內，十九在外。”[5]《歙志》也說：“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徽商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商業集團，其資金之雄厚，活動地域之廣闊，影響之大，是任何一個商業集團無與倫比的。徽商足跡遍天下，無遠不至，不少地方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茲將著名徽商列表舉例如下：
以上外出徽商大多經營鹽業、典業、茶葉業、木材業等，也有外出經營刻書者，據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黃氏刻工考證》，黃氏刻工到杭州者有黃鋌、黃銑、黃鋁、黃烈、黃尚潤、黃觀福、黃繼福、黃應秋、黃應積、黃應和、黃福元、黃滿元、黃一楷、黃一彬、黃積明、黃七寶、黃八寶、黃一鬆、黃社員、黃三安、黃四安、黃一枝、黃貞祥、黃貞德、黃建中、黃義中、黃重中等；到蘇州者有黃鐈、黃德寵、黃應淮、黃應鳳、黃應鸞、黃一佐等；到北京者有黃尚序、黃千老、黃朔等；到南京者有黃腫、黃明中、黃應麟、黃鈴、黃亨中等；到鎮江者有黃一本、黃行中、黃從中、黃得中、黃衡中、黃值中、黃健中、黃一椿、黃質中等；到婺源者有黃鈞、黃鉤、黃鎊、黃應皋等；到金華者有黃長孫、黃喜孫等；到霸州者有黃天祥等。外出徽商為了加強凝聚力，成立了100多個會館，如杭州的惟善堂、皖中的新安眾友、通州的公益堂、常州的紫陽書院，還有蘇、松、杭、嘉、湖地區的誠善堂、思恭堂、廣仁堂、敦善堂等。這些會館實則徽商的聯絡中心，它將眾多徽商團結在一起，形成一個徽商網絡。在收購（生產）、運輸、銷售三個環節中資本融通、信息共享，保護徽商的合法權益，為徽商提供種種方便。總而言之，徽商把“儒”和“賈”巧妙地
結合在一起。“儒而好賈”，“儒”使“賈”經商有道，大發其財；“賈而好儒”，“賈”給“儒”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儒”和“賈”的良性循環，就是徽商的成功之道。黃氏刻工作為徽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有源源不斷的資金，加上四通八達的發行網絡，刻書業的興盛是不言而喻的，這正是黃氏刻工世代相傳、樂此不疲的原因所在。註釋：
[1]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黃氏刻工考證
[2]羅願，（淳熙）新安志卷10
[3]胡曉，新安名族志序
[4]茗州吳氏家典卷首
[5]王世貞，州山人四部稿卷6：贈程君五十序
閱讀更多 善本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