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光
黃河是一條多泥沙河流。中游黃土高原嚴重的水土流失和風沙危害，導致下游河床因泥沙淤積而抬高，招致下游多次改道，洪水肆虐。黃河泥沙問題由來已久，從周秦以來，就引起人們的關注，古人曰，“黃河清，聖人生”，似乎黃河永無澄清的可能。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歷史上確實有數十次關於“河清”的記載。遺憾的是“黃河清”作為一種自然和社會現象一直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1]，作者不揣淺陋，將散見在史籍中的資料加以鉤沉梳理，力圖通過對黃河清問題的研究，以期引起學界的關注。
一、遠古時期黃河由清變濁的簡單回顧
黃河發源於青藏高原，上游源頭清澈如鏡，但流經蘭州以下特別是經過黃土高原後，黃河含沙量陡增。黃河由清變濁是一個漸進的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春秋以前，黃河及其支流的輸沙量很小，山陝一帶的河水尚可直接飲用。到了春秋時期，這一地區河水已不再清澈，有描寫黃河的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去詢多，職竟作羅。”[1](p957，襄公八年)對黃河變清之遙遠漫長髮出了無限的惆悵。《管子·水地篇》記載道，“秦之水泔 而稽，淤滯而雜”，意謂關中地區的河水像淘米水一樣，已變得混濁了。戰國時已有人稱黃河為“濁河”[2]。稍後出現的《爾雅》對“河”的解釋是“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2]，這是對黃河以“黃”字描述的較早一例。秦漢時，由於人類對黃河的直接利用及黃河流域的經濟發展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黃土高原地表植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影響，黃河輸沙量增加速度驚人。據《漢書·溝洫志》載，黃河“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鬥泥”。這一時期，人們開始將這一條古老的大河稱為“黃河”。據載，“封爵誓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3](卷一六，高惠高後文功臣表)。唐朝以後，黃河的含沙量越來越高，下游河沙淤積也越來越嚴重，河患自然也就日甚一日。潘季馴說，“黃流最濁，以鬥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斗之沙，非極汛溜，必致停滯”[4](卷二，河議辯惑)。清人潘耒在《河堤篇》中寫道，“濁河本北流……一石八斗泥，壅礙入海徑”[5](p259)，這時候泥沙含量已相當驚人。
黃河水由清變濁的主要原因是人類活動的頻繁對流域本來脆弱的生態環境帶來的災難性影響。由於黃河流域人口銳增，城鎮聚落大量出現，對流域內的植被利用增加，而歷史時期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又完全建立在對自然資源(如水、植被等)的無節制的利用上，導致這一地區的生態環境嚴重破壞，土壤侵蝕日甚一日。黃河由清變濁只是黃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外在表現，它給人們帶來的災難卻是極為深重的。黃河輸沙量的增加，增大了黃河的造陸速率，導致下游河道變遷，決徙無常。有學者根據歷史時期黃河三角洲的發育情況，計算出黃河輸沙量的變化：公元1194年之前，造陸速率是每年2.55平方千米；1194—1578年，為5.16平方千米；1578—1854年，為24.24平方千米；1855—1947年，為24.56平方千米。這一組數據表明了黃河泥沙含量不斷增加的事實。[6](p120)
二、黃河清的歷史回顧
黃河清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記載下來自然是它作為奇蹟出現以後的事情。目前彙集“黃河清”史料最集中的要數成書於清乾隆年間的《古今圖書集成》。該書《山川典·河部》較詳細地蒐集了東漢至清初千餘年間黃河澄清的史料。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黃河清現象最早的記載在光武帝建武九年，當年“平原(今山東省平原縣一帶)河水清”。[7]此後，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和清朝都有關於黃河清的記載，其中以明清兩朝的資料最為豐富，既有正史、雜史，也有地方誌和碑刻等。
黃河清出現的最上游地段在蘭州，發生在明成化二十三年，這是一次黃河全流域乾旱帶來的黃河澄清的事例。青海以下的寧夏、甘肅、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和山東等省區都發生過黃河清現象，但以中下游的陝、晉、豫、魯四省最為集中。黃河清涉及地域最廣泛的清雍正四年，不僅波及的省份達山、陝、豫、魯、蘇五省，而且持續的時間也相當長。在陝西，“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陝西黃河自黃甫川至潼關河水漸清，至五年正月初六日，清澈異常”[8]。在山西，“十二月丙寅(九日)，河曲、保德、興縣、臨縣、永寧、寧鄉、永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榮河、臨晉、永濟、芮城、平陸、垣曲等十八州縣，黃河澄清，自口外界起歷火山孟門、龍門砥柱下達豫省。凡山西布政司境上下二千餘里，河清如鑑，一月有奇，明年正月己亥庚子始復。時是，居民溉汲，行旅濟涉，鹹稱殊祥上瑞，亙古稀觀焉”[9]。在河南，巡撫田文鏡奏報：“黃河西至陝州以下，東至虞城縣，一千餘里，自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漸漸澄清，至十六、十七日等日竟與湖澱清水無異。據管河道祝兆鵬詳報前來，臣於雍正五年正月初二、初三日復委臣標中軍遊擊張孟儀親至河口看視，至今尚然清沏。”[10]在江蘇，雍正皇帝還特敕“御製黃河澄清碑”，勒石於江南清口(今淮陰縣西南)，詳盡地記載了這次黃河千里大澄清的奇觀。此外，天啟六年的黃河清也涉及山、陝、豫、蘇四省。乾隆五十二年的河清自寧夏以下千餘里，亦涉及數省，兩次河清都頗為壯觀。[11](卷一二)
黃河澄清的時間長短有很大的差別，除雍正四年清達月餘外，河清時間最長的是金大安元年，“徐、邳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以其事詔中外”[12](卷二三，五行志)。宋大觀二年，陝西同州韓城縣、邰陽縣，河南陝州清至數百里，涉春不變。[13](卷六一，五行志)金貞祐二年冬，自陝州至衛州八柳樹清十餘日。元至元十五年冬十二月，自孟津東柏谷至汜水蓼子峪，上下八十餘里，澄瑩見底，數月始如故。[14](卷一○)乾隆五十二年，山西省境內黃河自十二月初七八日漸次澄清，至二十八九日，歷時兩旬。而更多的地區則是清三五日或七日，有些地方也僅清一日、清數十里或十數里。歷史時期黃河澄清的史事可見附表。
附表：歷代黃河澄清簡表
朝代(年代)季 節地區主要情況參考文獻
東漢建武九年 平原河水清《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河部》
東漢延熹八年四月濟陰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後漢書》桓帝本紀；
康熙《中牟縣誌》卷6；
乾隆《滎澤縣誌》卷12
東漢延熹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後漢書》襄楷傳
宋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青、冀州河、濟俱清，二州刺史杜坦獲之以聞《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河部》
宋孝建三年九月冀州河清濟《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河部》
宋大明五年九月平原郡河濟俱清，太守申纂以聞《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河部》
北齊天保八年 汜水同年蝗，河清乾隆《汜水縣誌》卷10
北齊太寧元年四月開封以河清改元太寧為河清，二年再清《北齊書》卷7；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389開封府
北周保定二年五月五日青州變清，十里鏡徹《隋書》王劭傳
隋大業三年正月武陽郡郡上書，河水清《隋書》煬帝紀；
《日知錄》卷30
隋大業十一年 龍門河清，次年、後年三清於龍門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日知錄》卷30
唐武德九年二月蒲州河清《新唐書》五行志
唐貞觀十四年二月陝州、泰州河清《新唐書》五行志
唐貞觀十六年正月懷州、鞏縣河清《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426懷慶府；
嘉靖《鞏縣誌》卷7
唐貞觀十七年十二月鄭州、滑州河清《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389開封府；
康熙《中牟縣誌》卷6；
乾隆《汜水縣誌》
唐貞觀二十三年四月靈寶河清《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389開封府；
《新唐書》五行志
唐永徽元年正月濟州河清《新唐書》五行志
唐永徽二年十二月衛州河清《新唐書》五行志
唐永徽五年六月濟州河清16裡《新唐書》五行志
唐調露二年夏豐州河清《新唐書》五行志；
雍正《山西通志》卷162
唐開元二十五年 淄、棣州河清《新唐書》武后本紀；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河部》
唐乾元二年七月嵐州合河關黃河水40餘里間清如井水，經4日而復《新唐書》五行志
唐寶應元年九月太州、陝州、華州太州至陝州200餘里，河清，澄澈見底《新唐書》五行志；
《舊唐書》五行志
唐寶應二年九月滎澤河清乾隆《滎澤縣誌》卷12
唐建中四年五月滑州、濮州河清《新唐書》五行志
唐元和年間 鞏縣洛口汜水西界，從洛口黃河清160裡嘉靖《鞏縣誌》卷7
唐大和八年正月陝州河清雍正《河南通志》卷5祥異
後梁開平元年八月隰州黃河清《新五代史》梁本記；
雍正《山西通志》卷162
北宋建隆三年秋河南府河清《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44河南府
北宋太平興國四年八月滑州黎陽縣河清《宋史》卷61五行志
北宋端拱元年元月澶州、濮州河清200餘里《宋史》卷5太宗本紀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丁酉十二月乙巳陝西河清，當汾水合流處清如汾水《宋史》卷61五行志
北宋大觀元年八月乾行軍(河北青縣)河清《宋史》卷61五行志
北宋大觀二年八月同州黃河清《宋史》徽宗本紀
北宋大觀二年十二月陝州、同州陝州、同州至清百里，涉春不變。《宋史》卷61五行志
北宋政和六年四月、七月冀州三山黃河清，太師蔡京稱賀；七年再清《宋史》徽宗本紀；
《宋史》河渠志
北宋宣和元年 嵐州黃河清《宋史》徽宗本紀
金大安元年 徐、邳界黃河清500餘里，幾二年，臨洮人異議之《日知錄》卷30；
《金史》五行志
金貞二年冬陝州至衛州連旱兩年，自陝州至衛州八柳樹清十餘日，纖鱗皆見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元至元十五年十二月鞏義、汜水等自孟津東柏谷至汜水蓼子峪，上下80餘里，澄瑩見底，數月始如故乾隆《汜水縣誌》卷10；
嘉靖《鞏縣誌》卷7；
《元史》五行志
元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自平陸至孟津500餘里黃河清，凡7日《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389開封府；
《日知錄》卷30
元至正二十二年十二月滎澤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乾隆《滎澤縣誌》卷12
明洪武五年 沁陽連旱，河南黃河竭，行人可涉，沁陽河清《明史》五行志一
明永樂二年十二月壬辰冬十月河津、同州、韓城29日始至次年18日至，三年河清於蒲津，乙酉蒲城、河津黃河清雍正《山西通志》卷162
《明史》成祖本紀
明景泰五年五月龍門、芮城黃河清《明史》景泰本紀
明成化二十三年正月蘭州黃河清（連續多年旱），成化二十年，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明史》五行志
明弘治十四年 保德黃河清凡300裡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明正德二年 保德黃河清300裡，蒲州龍現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明正德七、八年八月垣德甲午，清河口至柳鋪，黃河清3日。河清凡7日，魚鱉皆現形《明史》武宗本紀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明嘉靖六年十二月靈寶馮佐渡黃河澄清乾隆《滎澤縣誌》卷12
明嘉靖十二年 陝州、鞏縣黃河清嘉靖《鞏縣誌》卷7
明嘉靖二十五年 華陰黃河清《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52西安府
明萬曆二十年 華陰黃河清雍正《陝西通志》卷47
明萬曆三十年閏二月河州上中游特大旱，河州蓮花寨等處水乾見底。三月臨洮黃河水竭，自貴德千戶所至河州凡27日乾隆《甘肅通志》卷47祥異；
《神宗實錄》卷369
明萬曆四十八年七月蘭州庚申，蘭州黃河清凡3日《明史》神宗本紀
明泰昌元年庚申蘭州黃河清，凡三日《明史》熹宗紀
明天啟二年七月河津縣河清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明天啟六年 洛陽、滎澤、河津、平陸自洛至徐3日乃復，黃河清乾隆《滎澤縣誌》卷12；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明崇禎十一年六月大寧河清，馬闕關30裡連旱，河水由小至清3日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清順治元年 河津河清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清順治二年正月孟縣孟縣海子村至渡口村河清兩日，詔封河神為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命河臣致祭。《清史稿》世祖本紀一、河渠志一
清康熙九年春陝、豫陝西禹門口至河南陝州500裡澄清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左慧元《黃河澄清的奇蹟》（《黃河報》1997年6月24日）
清雍正三年十二月禹門口至河南府清月餘，起陝西府谷訖江南桃源《清史稿》河渠志一
清雍正四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陝西、山西、河南黃河清千餘里雍正《陝西通志》卷47；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清雍正八年五月 起積石關訖撒喇城查漢斯《清史稿》河渠志一
清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山西(甘、寧)旱，河清二旬，自永寧以下長1 300裡《清史稿》河渠志一
民國二十四年元月二十四山西石樓黃河河清，突見底《申報》1935年2月2日
三、歷史時期人們對“黃河清”的主要觀點
據史料記載，黃河在西周時就已經由清變濁，人們對黃河的認識就是一條多泥沙河流，其本色就是“渾濁”的。黃河清作為黃河的一種反常現象引起人們的關注在漢代。此後，由於黃河越來越混濁，黃河清就愈發引起先民的注意。河水究竟清到什麼程度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而被稱為“黃河清”，倒是值得首先注意的問題。就先民記載黃河清用語來看，最常見而簡單的是“河清”(宋代以前)或“黃河清”(宋朝以後)，詳細些的記載主要有“十里鏡徹”(北周保定二年)、“清如井水”(唐乾元二年)、“澄澈見底”(唐寶應元年九月)、“纖鱗皆見”(金貞祐二年)、“澄瑩見底”(元至元十五年)、“魚鱉皆現形”(明正德八年)、“清澈異常”(清雍正四年)等。這說明人們在對黃河清至何種程度時才被稱之為“清”上存有異議。實際上，歷史時期“黃河清”可以理解為黃河輸沙量明顯低於正常年份的平均水平，而不可理解為清如可直接飲用的地下水。如果分析史籍中對黃河清的表述也不難發現，所謂的黃河清也只是“異常”或“微覺清澈”。至於“見底”和“纖鱗皆見”的記載，不過是因黃河水量過少而導致的清見底。
歷史時期，把黃河由濁變清這一奇異現象作為祥瑞之兆的認識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即“黃河清，聖人生”，以為這是一種祥瑞現象。另外一種與之截然相反的觀點是“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為陽”，視黃河清為一種叛亂、不祥之徵。
“黃河清，聖人生”觀點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以前，在《拾遺記》一書中，就有“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7](卷二三六，河部雜錄)。東漢時，史書開始記載黃河清現象，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將黃河清作為一種奇異現象，還有一種是作為祥瑞而記載。《後漢書》即是將黃河清以祥瑞現象記錄的。《隋書·王劭傳》對河清祥瑞現象作出瞭解釋，官任著作郎的王劭上表說，“按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者’。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啟聖屬……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之兆”[15](卷六九)。此後各朝均有一些地方官或宮中大臣借“黃河清”歌功頌德。北宋徽宗時，宋金戰火連年，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在大觀、政和、宣和年間各地黃河競相澄清，徽宗輒遣官致祭，宰臣等率百官拜賀，歲以為常。對“黃河清，聖人出”極盡渲染者出現在雍正四年，河南巡撫田文鏡在上報皇帝的奏章中說：“欽惟我皇上德備中和，功同參贊。天地位而萬物育，悉本於大孝之敬修；四時行而百物生，已臻於無為之聖治。是以天不愛道而七政齊輝，地不愛寶而九河告瑞。既刷深數百尺而循軌東趨，復澄清千里而安瀾一色……臣考之典籍，黃河十(千)年一清[3]，至聖之君以為大瑞，然從未有清至一千餘里，久至一月如今日之獨盛者也。通省臣民莫不歡呼，踴躍稱頌。皇上朝乾夕惕，聖德格天，昭此大瑞，以垂億萬斯年之宏庥；遇此奇逢，幸生六道化成之盛世。”[10]雍正皇帝也欣然撰文《河清頌》二千餘言，命河道總督田文鏡立石記述之，併為一大批官員加官進階。雍正帝將“黃河清”視做“天人感應之理”，是其善政的報應。他說，“至於上年朱家口河水潰決，朕敕諭河臣悉心修築，今於十二月十三日決口合龍，越三日即有河清之應，具見河神福國佑民功用著顯，宜崇祀典以答神庥”[16](p227)。
“黃河清”為“不祥之徵”的看法略晚於“祥瑞之兆”的觀點，但兩種觀點一直相伴而行，幾乎在歷朝均有提出者。較早提出黃河清為不祥之徵的是東漢的襄楷。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據《後漢書·襄楷傳》載：桓帝延熹八年、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連續變清，上下皆以為瑞祥之兆。襄楷卻反其道而述之：“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隋朝時王劭亦重複了“河清諸侯為帝”的觀點，不過他是為諸侯出謀劃策，借題發揮。《金史·五行志》載：金大安元年，徐、邳界黃河清五百里，清近兩年，衛紹王“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上書認為，“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靜者動，則如之何?其為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清，諸侯為天子’，正當戒懼以銷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明末學者顧炎武歸類整理了“黃河清，諸侯為帝”的觀點和事例：桓帝九年河清，“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北齊武成帝時河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時武陽、龍門數次河清，“唐受禪”；金衛紹王時河清，“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平陸以下黃河清五百餘里，“明太祖興至其後，尤驗”；明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即位”；泰昌河清，“崇禎以信王即位”。從其整理排列的資料可以看出，這位學術大師贊同“河清為異”的觀點。[17](卷三○，黃河清)
四、黃河清原因試析
有關黃河澄清的記載，大都被塗上迷信色彩，有一些河清也不乏諂諛奉承之嫌，但不可否認的是，歷史時期確實出現過多次黃河由濁變清的史實。因此，探究黃河澄清的歷史，不僅有利於我們全面瞭解和認識黃河澄清一些重要的歷史事實，也可以為今天黃河的治理提供參考。
第一，黃河澄清的最重要原因是黃河上中游地區長期持續乾旱無雨，地表難以形成徑流，沒有或僅有少量的泥沙進入河道，同時黃河水量大幅度減少使大量的泥沙沉積下來，河水由濁變清、由小至清。歷史時期，有超過一半的黃河澄清是由於乾旱造成的。同時，由於乾旱在每年任何一個月份都有可能發生，所以黃河清現象隨時都可能出現。金貞二年，陝西、河南連續兩年乾旱無雨，陝州至衛州八柳樹清十餘日；明洪武四年陝西、河南、山西及直隸常州、臨濠、河間、永平旱。五年夏，河南、山東旱，“黃河竭，行人可涉”，沁陽等地黃河清。[18]永樂七年六月，大旱，壺關飢，蒲州垣曲黃河清。[9]成化二十年，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二十二年六月，陝西旱，蟲鼠食苗稼，凡九十五州縣，並最終導致二十三年河清。[19]明崇禎五年至十五年，黃河再次出現了全流域性的特大幹旱，這次乾旱先從寧夏、晉、陝北部開始，然後擴至河南全境，於崇禎十年、十一年出現乾旱和特大幹旱，並達到頂峰，“大寧河清，馬闕關三十里連旱，河水由小至清”。“焦火流金，野絕青草，黃河清，汾河竭，人相食”。康熙九年春，文水旱，榮河黃河清三日。[9]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山西、甘肅和寧夏俱大旱，自永寧以下長1 300裡河清二旬。[20](卷一二六，河渠志·黃河)乾旱與黃河澄清有著最直接的聯繫，所以歷史時期黃河清就作為特大、重大幹旱的參數被廣泛利用。現代學者更是將黃河清、微清或微黃作為“旱災標準描述詞彙”。如林振杰等對山東和河南歷史時期氣候資料進行漢字信息化處理時，均用“河清”描述旱澇等級(四級)，旱澇等級五級時的水圈響應被描述為河涸。[21](p65，112)不僅如此，黃河清還是黃河斷流的前兆，黃河水流量由大至小而清，再小則斷流。如崇禎十一年，山、陝、豫三省大旱，“河水由小至清”以至於枯竭。
現代學者研究認為，降水量的多寡、強度與時空分佈狀況，對黃河水沙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黃河流域的降水量和泥沙量均集中在汛期。其中降水量以6-9月份為最多，約佔全年降水量的71%；泥沙量在7-10月份最多。[6](p58—61)所以，這一時期黃河澄清的概率要明顯下降。但同時，氣溫對黃河清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即汛期也恰是黃河流域全年氣溫最高的時期，如果在大旱之年，降水偏少，那麼在高溫天氣下，出現黃河清現象則大有可能。如果流域大旱出現在冬季，或連續數月，則黃河清的概率更高。鑑於黃河清與乾旱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我們通過分析黃河清出現的規律，就可以有效地找出黃河流域乾旱的規律性。
第二，冬春季節，黃河上中游河道冰封，流水趨緩，泥沙下沉；同時，冰封河道也減緩了河水對河床的沖刷，使流入河道的泥沙減少，以至於水質變清。開春後，冰雪融化，雪水緩緩滲透於地下，無法形成地表徑流，注入黃河後，也會使局部河水變清。據附表可知，黃河清發生在十二月、正月的次數遠遠高於其他月份，這類黃河清極有可能出現在局部冬天降雪量不正常的時段或地區。歷史上黃河有一些時段相當寒冷，河道冰封嚴重。唐初李賀在《北中寒》中寫道：“一方黑照三方紫，黃河冰合魚龍死。三尺木皮斷文理，百石強車上河水。”唐朝另一位詩人周樸《塞上曲》寫道：“一陣風來一陣沙，有人行處沒人家。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這些都描寫了北方的寒冷與黃河冰封情況。由於冰封造成的河清地域也各有不同，元至正十五年冬，汜水等處河清上下僅80裡。又如康熙十九年，蒲州至平陸黃河清15日，龍門結冰。也有可能在氣候大致相同的情況下，河清現象出現在全河中下游地區，最典型的發生在雍正四年冬到次年春，是年十二月初九日田文鏡奏曰：“由祥符縣之柳園口渡河，親見浮冰開凍之處，微覺清澈，不似往日濁流。”[10]此處也表明了氣溫與黃河輸沙量的關係。
第三，對黃河有效地治理，使地表植被明顯改善，減少了泥沙流失量。同時，由於統治者以其為祥瑞，重視這方面資料的記載，使黃河澄清在特定時期內增多。黃河所處的自然條件註定了它的多泥沙、善淤、善決和善徙的特徵，再加以黃河流域社會經濟的持續開發，對這一地區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又必然加劇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的破壞。但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採取了保護環境和較合理地利用資源的措施，對黃河的治理、水土的保持也做了不懈的努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黃河澄清的可能性。東漢永平十二年(69)，明帝令著名的水利工程專家王景、王吳治理黃河，他們創造了水門控制法，將黃河與汴河相連，十里一水門，調節黃河水流，使黃河輸沙量減少，這一時期出現了“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22](卷三，關內道三)的民謠。這也是東漢時期黃河清記載較多的原因之一。[6](p116)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直接的歷史資料可以證明當時生態環境的改善對黃河輸沙量變化的影響，但現當代一些重大的水利工程對黃河水沙狀況的有利影響卻為我們提供了充足的證據。如三門峽大壩的修建，調節了黃河水量的變化，使中下游的水質有了明顯的改善，泥沙含量大幅度降低，澄清度明顯提高。[4]
第四，在劇烈地震等異常自然災害條件下出現的黃河清。如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渭南、華州、朝邑、三原、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數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華嶽、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官吏、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19]。永濟縣“黃河堤岸、廟宇盡崩壞，河水直與岸平”。據《中國地震目錄》[5]載，這次地震烈度11，震級為8。地震帶來黃河水在短時間裡大量澄清，可能是由於地下水的大量湧出局部改變了黃河泥沙含量，使黃河的泥沙含量比平時少了許多。還有相當一部分黃河清出現在黃河氾濫之時，如宋徽宗大觀元年和二年，有相鄰兩地，一處河水溢，另一處卻出現了黃河清。[13](卷二○，徽宗二)這種現象僅就現存的文字資料看是很費解的，諸如此類謎團的破解，尚需做深入的研究。
黃河澄清是一種自然現象，它的出現有著內在的規律。但在歷史時期，主要是由於黃河流域人類活動的日趨頻繁，黃河輸沙量的急劇增加，黃河澄清特別是大範圍澄清的可能性大大減少。因此， 歷史時期的黃河澄清不是一種正常條件下的自然現象，只有當黃河流域大範圍出現異常情況，如持續乾旱少雨、冬季過於寒冷、地震等導致黃河河水變異，才出現了黃河澄清的現象。而這種變異的自然條件畢竟較少，所以黃河水質的劇變(澄清)才會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
在歷史時期，黃河清不僅是一種自然現象，它還與社會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織在一起，這就給我們在全面考查黃河澄清真實面目時增加了些許難度。如一些地區可能黃河並沒有澄清，但為了取悅於最高統治者，地方官可能會編造出河清上奏，以有所圖。我們就很懷疑北宋徽宗時期(1101—1126)幾次黃河澄清的真實性。據《宋史》五行志和徽宗本紀，在大觀元年(1107)到宣和元年(1119)的十餘年間，黃河澄清達5次之多(大觀元年至三年，黃河中游段確實連年乾旱)。徽宗朝政治黑暗，以蔡京為首的“六賊”亂政，宋朝在金朝的凌厲攻勢下節節敗退，根本沒有“聖人”可出。蔡京為達到長期持政之目的，一味粉飾太平，他奏報了五次“黃河清”，大觀二年還奏報“夔州海水清”，政和六年又奏報虔州芝草生，蔡州瑞麥連野，河南府嘉禾生、野蠶成蘭的祥瑞之象。雍正時也有官員對所謂“黃河清”提出質疑。
“黃河清”其實也是中國歷史上一種獨特的文化與社會現象。由於黃河洪災頻繁，成為黃河流域人民的心腹之患，人們對黃河安瀾清澈充滿了嚮往。與此同時，“黃河清，聖人生”等諸如此類的傳言也被統治階級所利用，成為美化統治者形象的工具。北齊武成帝太寧元年(561)，開封黃河清，武成帝遂改元太寧為河清元年以示慶賀。南北朝時的鮑照，元末的朱右，明初的解縉、楊士奇，清朝的田文鏡、雍正皇帝等人，都留下了大量關於“黃河清，聖人生”的華文麗章。“黃河清”也成為普通百姓嚮往美好生活的精神寄託。元朝詩人賢在《新堤謠》中寫道，“但願皇天念赤子，河清海晏三千秋”。明初著名詩人高啟在《黃河水》中慨嘆道：“舊傳一清三千年，聖人乃出天下安。河水一清一何少，吁嗟至治何由還。我願河水年年清，聖人在上聖復生，千齡萬代常太平。”[5](p184)
黃河清也成為人們抒情詠志的對象，晉時曹攄《答趙景猷詩》寫道：“大道孔長，人生幾何，俟瀆之清，徒嬰百羅。今我不樂，時將蹉跎。”同期的趙整諷諫時政，“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梁朝時的範雲《渡黃河》發出了“河流迅且濁……此水何當澄”的悲憤。宋時邵雍對民為黃河所累直言：“誰言為利多於害，我謂長渾未始清。西至崑崙東到海，其間多少不平聲。”[23](p555)許多人認為“其害久而益劇，民勞於河，貧於河，且死徙於河”[24](卷一)。同時他們對黃河多變的災害由恐慌到無奈再到憧憬，“至河清而黃河流澄澈，海晏而水不揚波，則又望於聖人之化矣”[26](《文選》)。黃河這條孕育了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母親河，帶給人們有甘甜的乳汁，也有無數辛酸的淚水，它所折射出的社會文化現象還有待於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左傳[A].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
[2]郝懿行.爾雅義疏·釋水[M].北京：中國書店，1982.
[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4]潘季馴.河防一覽[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5]侯全亮.黃河古詩選[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6]吳祥定.歷史時期黃河流域環境變遷與水沙變化[M].北京：氣象出版社，1994.
[7]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河部[M].北京：中華書局，成都：巴蜀書社，1985.
[8]劉於義，沈青崖等.陝西通志：卷四七，祥異二[M].雍正本.
[9]覺羅石麟，儲大文.山西通志：卷一六三，祥異二[M].雍正本.
[10]田文鏡.撫豫宣化錄：卷一，題為恭賀河清大瑞以昭聖治事[M].張民服點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11]崔淇，王博等.滎陽縣誌[Z].乾隆本.
[12]脫脫.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3]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14]許勉，禹殿鰲.汜水縣誌[M].乾隆本.
[15]魏徵.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16]左慧元.黃河金石錄[Z].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1999.
[17]顧炎武.日知錄[A].黃汝成.日知錄集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8]唐侍陛.新修懷慶府志[Z].乾隆本.
[19]張廷玉.明史：卷三○，五行志[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0]趙爾巽.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
[21]左大康，吳祥定.黃河流域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第二集[M].北京：地質出版社，1991.
[22]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3]王質彬.黃河人文志[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4]孫和相，王廷宣.中牟縣誌[Z].乾隆本.
[25]蕭德馨，熊紹龍.中牟縣誌[Z].民國本.
註釋：
[1] 筆者僅見到徐近之《地方誌中關於黃河清的記載》(《地理學資料》第1期，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該文收集了地方誌中有關黃河清的記載，並作了簡略分析;左慧元發表在1997年6月24日《黃河報》上的《黃河澄清的奇蹟》，對歷史上的一些黃河清現象作了簡單介紹。
[2] 《戰國策·燕策》中有“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之語。見劉向集註本《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經核證田文鏡於雍正五年所立《河清頌並序》碑，“十”應為“千”之誤。
[4]參見王仁民《大河魂》（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0）、陳贊廷《黃河水文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5]北京：科學出版社，1971。
——載《中國農史與環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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