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是影響明朝歷史的三大戰役之一，清人抄寫的《明實錄》和清人撰寫的《明史紀事本末》中說明軍在土木堡之變中死亡五十多萬人，而且其主要原因都是因為王振和明英宗瞎指揮導致的。在讀這段歷史的時候小編就在想，朱祁鈺如此昏庸，那麼為什麼還要稱呼他為明英宗？要知道出類拔萃曰英、明識大略曰英，如果朱祁鈺真的是昏庸無能，那麼這個英就不應該用在他身上啊。直到考古出土一文物，這才揭開了土木堡之變中的貓膩，而且石錘清朝抹黑明朝。
1978年，南西伯利亞出土了一座保存較好的古代建築遺址，考古專家在遺址中發現了一件明制腰牌，現保存於米努辛斯克市博物展覽館。明朝的腰牌怎麼會出現在俄羅斯？這一點其實並不奇怪，因為在古代這塊地盤是瓦剌的疆土。而根據專家的研究，這塊腰牌應該就是土木堡之變時流入瓦剌，基於這塊腰牌和明人的史料，我們會發現明人記載的土木堡之變與清人記載的土木堡之變完全是兩碼事。今天我們就結合雙方的史料一起來看看土木堡之變，看看當時的情況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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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兵的原因
首先雙方對於記載明朝出兵的理由都是差不多的，那就是瓦剌給明朝送了一批貢馬，但是王振覺得這批馬質量不好，所以給的錢少了，因此有了矛盾。這個其實不用過多解釋，瓦剌如果不想發動戰爭，那麼你不給錢也不會打起來，瓦剌要想發動戰爭，你給多少都說不夠，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後瓦剌開始侵擾邊境，而明朝也開始組織部隊反擊。但是沒想到的是這次反擊竟然是明英宗御駕親征，對於明英宗北伐的原因大致有兩個。
其一是受制於地緣政治北方的遊牧民族始終是明朝的心腹大患，終明一世邊防甚重。瓦剌說是獻貢馬，其實就是變相的勒索。明朝一次次滿足瓦剌，但是瓦剌的胃口越來越大，最終明朝受不了了，決定與瓦剌開戰。
其二就是要給武將集團鍍金，明朝開國功臣以及朱棣靖難功臣的後代在朝廷中有很強的話語權，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話語權越來越弱。朱祁鎮在上位之後朝政長期由“三楊”和張皇后掌握，說白了朱祁鎮就是一個傀儡。朱祁鎮擺脫“三楊”之後為了避免文官把持朝政開始重用武將集團，其目的就是避免明朝的皇帝成為文官的傀儡。
在這裡我們要提到一句，明朝的的武將集團是唯一一個和文官集團一樣直接受命於皇帝的機構，別的朝代武將基本由大將軍、兵部尚書管制，但是明朝的武將集團則是跳出六部的存在，文官根本就不可能染指軍隊。朱祁鎮北伐的時候確實也帶了一些文官，但是沒有什麼用，戰爭打贏了功勞還是將軍的。這就是為什麼七十五歲的張輔（靖難功臣）也參加了此次戰爭，他的身體已經不適合行軍打仗了，但是皇帝還是帶上了他，其目的就是要給他以及他的親屬鍍金。
雙方的作戰人數
首先清朝記載明朝在土木堡之變中損失了五十萬官軍，這種話的可信度非常低，所以我們要系統的分析一下雙方具體作戰人數。
明朝
正統二年朱勇開始奉詔募兵，《明實錄》記載：太子太保成國公朱勇等奏，奉命選拔三千大營，五軍，神機等營，精銳官軍十五萬一千。朱勇募集的士兵外加上原本京師守軍（八萬餘），總共才二十三萬人。而且正統十四年，英宗派三萬人增援大同，一萬五千人支援宣府，這就快四萬人了。二十三萬減去四萬，然後還要留守一些老弱病殘的士兵，總計加起來也不過二十萬人。李賢是土木堡之變的倖存者，他在《天順日錄》中記載：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可見當時明朝的作戰部隊在二十萬左右，甚至更少。《天順日錄》是距離土木堡之變最近的一本書，可信度要遠高於《明史》。
根據《歷代符牌圖錄》記載，南西伯利亞出土的腰牌屬於明朝的御馬監。明朝宦官有二十四監，其中有兩個重要部門，其一是司禮監、其二是御馬監。司禮監主要就是皇宮的管家，是屬於文職，王振就是司禮監的人；御馬監是統領禁軍的，是屬於武職，而南西伯利亞出土的腰牌正是御馬監的腰牌。由於御馬監十分重要，所以腰牌也十分重要，沒有腰牌的人一律重罪，擅自把腰牌借給別人者借者和借予者同罪。那麼這麼重要的腰牌是如何流入到瓦剌境內那？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明朝內部出現了內奸。
當明英宗更改撤退路線之後，大軍向宣府開進，而內奸出賣了這一消息，瓦剌帶兵火速追襲。之後大軍開至土木堡，因為土木堡地勢比較高，所以可以居高臨下阻擊敵人。但是當晚夜裡瓦刺的部隊搶佔了水源，瓦剌能搶佔水源和內奸脫不了關係。此時的朱祁鎮就成了“朱馬謖”，土木堡之變完全就是“街亭戰役”的翻版。
只不過瓦剌沒有向張郃一樣強攻，反而是在切斷水源兩日後主動議和，並且撤離了水源地，讓明軍飲水。之後明軍開始移動至水源地，但是內奸趁明軍撲向河邊時發動叛亂，與瓦剌裡應外合攻打明軍。《明英宗實錄》：跛兒幹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北使錄》記載:也先人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這兩條記載明確表示了當時的確有人叛亂，前者更是點名跛兒幹發動了叛亂。
對歷史學家的影響
土木堡之變在沒有腰牌出土之前，幾乎所有的歷史專家都認可清版《明實錄》的記載，認為宦官誤導了皇帝，導致這一出悲劇發生。但是當腰牌佐證了一些記載的時候，《明實錄》的記載越來越不可信。在研究歷史的時候考古出土是可信度最高，其次就是史書記載，此處的腰牌佐證了明朝的記載，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清朝在一些事情上確實是抹黑了明朝。基於史書的記載我們能大致瞭解歷史，但這並不代表就是對的，在沒有具體的考古文物出土之前妄下結論是對歷史的不負責。希望在考古專家的努力下會有更多的文物出土，也能讓我們更好的瞭解真實的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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