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性色也”，正因為我們對性很看重，很忌諱，所以打破我們的看重，就成功地實現了罵人的目的。
髒話可能在任何語境都是百搭的，基本上所有的語言中都有髒話的描述。
研究表明，一個孩童在 6 歲甚至更低齡就開始說髒話，而一個人一天平均每說 80-90 個字時， 0.5% 至 0.7% 是髒話。我們所說髒話的多少，取決於我們說話的多少。
人人都說過髒話，卻又對它嗤之以鼻。電視、出版商禁止使用這類詞彙。父母可以隨意說“操”，卻轉身嚴厲批評自家的小孩，不允許他說半句髒話。
在語言學界裡，語言學家們曾一度 “選擇性”地忽略髒話，直到近半個世紀才開始著手研究。
髒話，在我國粵語、湘語地區被叫作“粗口”、在潮汕語地區被叫作“粗言”，在閩南語地區則被叫作“歹嘴”。
英文譯為 profanity ，類似的翻譯還有 swearing 和 dirty talk 。但 swearing 含有詛咒的意思，不一定指髒話。而 dirty talk 側重指性暗示的話語。
髒話首先是無禮、粗魯，具有攻擊性的。
如果一個詞語，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失去攻擊性，那麼它將不再是髒話。但只具有攻擊性的詞彙也不一定就是髒話。“n-”（譯者：nigga）一詞，貶損、誹謗了黑人種族，雖然極具衝擊力，卻不是髒話。
哲學家麗貝卡·羅奇（Rebecca Roache）給出了“髒話”的定義：髒話除了包含攻擊對方這一元素外，通常還有其他特徵。比如，發洩人們特定的強烈的情緒。
另外，髒話也離不開禁忌文化。換句話來說，就是不適合公開談論。那麼有什麼東西是不適宜公開隨意談論的呢? 低俗猥褻、性、和宗教。
前面說了，髒話是一種禁忌。
禁忌與權威相對，什麼東西越神聖，越不可侵犯，就越會成為禁忌。
比如在中世紀時期，英國人要是聽見和宗教有關的詛咒或“damm”（中文：該死的，真他媽的）這一詞，絕對勃然大怒。
維基百科對 profanity 的解釋“來源於古典拉丁語，原指褻瀆神靈，對神明不敬”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點。
相反，那時候的人對和生殖器官有關的字詞，並不太在意。又比如“c-”（譯者：cunt, 中文指陰部，婊子），現代人聽了會氣得咬牙切齒，但在遠古時代卻不過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詞語，街道名、人名隨處可見。
因為在原始部落中，人們幾乎沒有隱私可言，人人的裸體都能互相看、隨便看，看個夠，所以禁忌和身體無關。
但這一切因為文藝復興的到來而改變。
文藝復興運動提倡人文主義，將籠罩在神的光環下的人類拯救出來。神不再是中心，人才是。神被請下神臺，人的地位大大提高，成為一切的權威，世間萬物最尊貴的存在。
這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革新，賦予詞語新的權力。
“damm” 和“Jesus Christ” 這類詞語，作為髒話的殺傷力已經遠不及從前。和身體部位、性有關的用詞逐漸變得重要，成為一種禁忌。越令人難堪的，越不能被公開討論的詞語，越有成為髒話的潛力。
《泰晤士報》的社論名家奧利弗·卡姆（Oliver Kamm）以“令人覺得噁心”這一評判標準，從高到低排列了下列這幾個詞：“屎”、“撒尿”、“放屁”和“吐痰”。當然，嚴格來講，吐痰其實算不上是禁忌詞。
文藝復興（15世紀）以前，藝術家們描繪的聖母表情呆滯，身體動作僵硬。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們畫筆下的聖母面容慈祥，身段柔軟，不再像從前那樣顯得高高在上。
△ 莊嚴的聖母
髒話中最常見、最具威力的是和生殖器有關的詞彙。
為什麼涉及性器官的表達會變成低俗下流？為什麼涉及其他器官的表達不會？因為這與社會文化對性的管制有關。
大部分人都認為性是私密的，下流的，不適合公開討論的，甚至是令人難以啟齒的。
露絲·韋津利（Ruth Wajnryb）在《髒話文化史》亦提出疑問：一個表示女性生殖器的字為何如此具有力量？傳統觀點認為，女性生殖器隱蔽，所以和“狡猾”、“不光明正大”有關，進而延伸到“壞”和“邪惡”。
△ 西方故事裡，夏娃引誘亞當吃下禁果，中國則有“紅顏禍水”的成語表達。
性文化是一種禁忌文化，而涉及生殖器的髒話打破了禁忌，讓說話者本人產生逾越道德倫理和征服對方的快感。
對一個憤怒且具有侵略性的人來說，使用涉及生殖器官的髒話變成征服弱者（即對方）的象徵。比如，“F-”（譯者：fuck，中文：操，幹）在很多語言中都有相似的功能。
一個人對另一方說“我操”、“我日”、“我幹”，並非真的要去發生這個行為，而是在使用這個動詞所帶來的權力，達到威懾對方的效果。
如果再往前追溯，就能發現其實與父權社會里男性擁有絕對權力有關。在父權社會中，男性是征服者，手握大權，而女性與之相比較而言，是被征服者，是力量較弱的一方。
“我操你”背後的隱藏含義是：我是強者，你是弱者，我比你強，我可以征服你，你只能臣服於我。
英語裡的髒話一般直指對方本人，我對你不滿，“fuck you”（譯者：中文是操你），或者你根本不配我“操”你，所以請你“fuck yourself”（譯者：自己操自己吧）。
英語表達雖然有“motherfucker”，意思卻是“混賬、混蛋”，與“操”對方的母親沒有半點聯繫。
但在一些地區，比“我操你”殺傷力更強大的是：“我操你爸”（如波斯尼亞語），“我操你全家”（如阿爾巴利亞語qisha robt ，中文：全家；土耳其語sülaleni sikeyim，中文：整個家族）和“我操你祖宗十八代”（咱們漢語）。
這些表達反映了社會敬老、尊重長輩和宗族的傳統。在罵戰中最重要的是能夠一針見血並且最強有力地詆譭對方。
對於尊敬長老，百善孝為先的民族來說，辱罵對方的尊長、宗族能使罵人者在罵戰中迅速佔據上風。因為我連你的父母輩、宗族全都不放在眼裡，更何況是你？
“我操你媽”、“我操你爸”和“我操你祖宗十八代”比“我操你”更挑戰權威，更能彰顯罵人者的征服地位。再深究下去的話，“我操你媽”所帶來的象徵意義是：我“操”了你母親，因此，我的地位和輩分比你更高。
那，髒話是不是一定和生殖器、性行為有關呢？也不全是。在亞洲文化裡，髒話除了和父權社會的男性權力有關，還和社會地位、宗族和顏面有關。
看看我們的鄰居，謙讓有禮的日本人。令人覺得神奇的是，日語中幾乎沒有髒話。日本人對對方大罵一句“Baka！”（中文：混蛋，賤人），達到的威脅效果跟中國人的國罵“他媽的”一樣。
如果將中日兩國的髒話羅列比較，就能發現日本人的髒話太溫柔。
日語既沒有涉及性器官的不敬語，也沒有指排洩物的髒話。這大概是因為日本人對性文化的態度十分開放，如從江戶時代起的男女共浴習俗保留至今。
生殖器和性行為不能夠帶來足夠的威懾力，但是日語的語態可以。同樣是“給”這個詞，“やる”只適用於對晚輩、下屬或者動植物（如：給花草澆水），對長輩和上級應該要用“差し上げる”。
如果一個日本人對其上司用了“やる”而不是“差し上げる”，本質上是在侮辱對方，令其顏面無存。所以，日本人不直接使用具體的某一句髒話，但通過調整語態就能達到羞辱、攻擊對方的效果。
一般認為處於社會底層、缺乏教育、或者語言能力不佳的人更喜歡說髒話。
但是蘭卡斯特大學在 2004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中打破了這一傳統觀點：比起過往，雖然整個社會正在逐漸減少使用髒話，但是上層社會說髒話的人遠比底層的多。
研究表明，人們說髒話的時候，能夠更好地表達生氣、厭惡、憎恨、痛苦的情緒，有效緩解心理上的痛楚。
英國基爾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理查德·史蒂芬（Richard Stephens）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證實了這一理論。
他讓每個志願者將一隻手放入冰桶裡，看看最長能撐多久。為了緩解冰水給志願者們帶來的刺痛，理查德·史蒂芬教授指導志願者們不斷地重複說一些髒話。
但在其他時候，他只讓志願者們反覆說一些中性詞，比如“木頭”或“棕色”這類詞彙。
實驗結束後，他將兩組數據進行比較，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說髒話的人比說中性詞彙的人，平均能夠多撐 40 秒。
△ 髒話涉及和語言系統截然不同的大腦部分
事實上，當人腦的語言系統被剝奪時，只有髒話能保存下來。
1843 年在法國，有一位牧師在中風之後，只會說兩個字：“我”（ je）和“操”（foutre）。19 世紀，一個叫 R.N. 的病人患有語言障礙，只能說六組字詞：“恩”，“是”、“是的”、“不”、“屎”、“去他媽的”。
理查德·史蒂芬從人體機制的角度推測髒話的存在是合理的：大部分的語言系統存在於大腦皮層和左腦具體的語言區域，但髒話，與常規語言系統不同，存在於大腦更原始、未發展的部分。
由此看來，那些主張廢除髒話，或者對其嗤之以鼻的人要大失所望了。
因為髒話的存在與人體大腦的某個原始區域密不可分；其次，只要社會對性文化的管制、父權社會男性權力的影響、以及尊敬長輩、宗族的傳統依然存在，涉及生殖器的髒話就會一直伴隨我們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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