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文獻研究、課堂觀察和個人的閱讀實踐，筆者以為楊絳散文《老王》有三處閱讀難點：
一、楊絳對老王臨終前送油蛋時的外貌描寫，二、楊絳明知老王很快就會去世，為什麼十多天後才在碰見老王鄰居老李時才順便問他的情況？三、當老李講述老王葬禮的情況時，作為朋友的楊絳為什麼“沒多問”喪禮和相關事宜？
楊絳散文名篇《老王》入選課本
本文就這三個閱讀難點，談一些個人的理解。
筆者以為這三處閱讀難點的關鍵在於第一處，真正理解了第一處，其它兩處就迎刃而解。
我們首先來看第一處。文章第8自然段這樣寫道：
有一天，我在家聽到大門，開門看見老王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裡。往常他坐在蹬三輪的座上，或抱著冰傴著身子進我家來，不顯得那麼高。也許他平時不那麼廋，也不那麼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兩隻眼上都結著一層翳，分不清哪一隻瞎，那一隻不瞎。說得可笑些，他價值像棺材裡倒出來的，就像我想象中的殭屍，骷髏上繃著一層枯黃的幹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我吃驚地問：“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嗎？”
臨終前的老王
按常理，如果我們的朋友生了一場大病，面容很憔悴，我們一般不會在文章中把朋友形容成殭屍，說他“簡直像棺材裡倒出來的”，更不會在心中萌生出 “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的念頭。可是楊絳就是這樣寫給自己送香油和雞蛋的臨終前的老王。我們都知道，楊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冒著安全隱患常坐老王的車，她是個有大愛之心的人。可是現在那個富有大愛之心的楊絳去哪兒了？文革之初，老王送自己的丈夫去醫院是冒著“思想落後、與反動派為伍”的政治風險的。在文革的患難歲月裡，老王是給予過楊絳無私而無畏幫助的人。那麼，楊絳為什麼對老王的外貌描寫寫得如此冷漠無情？
文獻研究和筆者的課堂觀察表明，關於此處對老王的外貌描寫最常見的理解是“可是我害怕得糊塗了”。 我認為“怕糊塗了”不是根本原因。怕糊塗能糊塗十幾天嗎？“怕糊塗了”或許能解釋楊絳面對臨終老王時的恐懼陰暗心理，但不能解釋明知老王很快就會去世的楊絳十多天後才順便打聽老王的情況，聽到老王已經去世十多天後“沒多問”老王的喪禮以及相關事宜。文本是一個整體，“怕糊塗了”不能解釋文本第二、第三處閱讀難點，所以也不能解釋第一處難點。
趙剛老師在2006年第12期《中學語文教學》中發表了《之敗筆》一文，文章認為，此處對老王的外貌描寫是楊絳的敗筆。筆者摘錄文章部分內容：
老王憑著迴光返照的一點力氣去送禮物，換回來的又是什麼？是一堆冷漠得文字。
請看“說得可笑些……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這幾句。老王的境況，並不可笑，也不適合以笑寫悲。老王病入膏肓，奄奄一息，讓人悲哀，同情尚且不及，竟然還會萌生“打上一棍子”“散成一堆白骨”的念頭，真是匪夷所思。
這段文字若用來寫老王這麼一個苦命人，尤其是在作者知道老王臨終前一天，還強撐著給自己送香油雞蛋，仍然這樣描述，的確令人失望，不解。
在這段描述臨終之人的文字中看不到絲毫愛意、敬意，看不到點滴人文關懷，只有調侃，僅此而已。
這也使文章結尾處作者的“愧怍”顯得蒼白無力。
如果就文論文，趙老師的觀點的確很有道理。但是文本是散文，散文文體的特殊性決定了散文閱讀不能僅僅就文論文。
散文閱讀更須要知人論世
關於散文的定義，一向沒有定論。但是“寫實性”和“自述性”作為散文的最重要特徵已被學術界基本認可。寫實性是指散文不崇尚虛構，所言說的對象是真實存在的或者存在過的。自述性是指散文的言說方式，一般是指作者的自述，在自述中表現作者的獨特情思。基於這兩個特徵，散文的閱讀就更須要讀者“知其人”（瞭解作者），“論其世”（研究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從一定程度上說，知人論世的深度決定了散文閱讀的厚度。
趙老師的閱讀沒有充分地知人論世，所以其觀點雖然新穎，但在知人論世的深度燭照下就顯得蒼白無力了。
本文所寫的故事發生在北京解放到文革期間，老王臨終前送楊絳香油和雞蛋這一文本所敘述的重要事件發生在文革時期。當我們把老王和楊絳的關係放在文化大革命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中去思考，並細讀文本時，我們就會發現此處楊絳對老王的外貌描寫真實地反映了文革中楊絳被扭曲的心理和人性，並無聲地控訴著文革的罪惡。當我們理解到這一點時，對文本第二、第三處的閱讀難點的理解也就豁然開朗了。
《老王》一文的整體敘事線索就是“我”與老王的交往。縱觀全文，我們不難發現“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是“我”和老王關係的分水嶺：文革前，兩人互動頻繁，相互幫助；文革後“我”有意疏遠老王，老王卻不由自主地把“我”當作親人，於是那段對老王外貌冷漠無情的描寫出現了，於是垂死老王得不到半點臨終關懷而悽然離世。
文革前，老王和“我”互動頻繁，相互幫助。“我”照顧只有一隻眼的老王，冒著安全隱患“常”坐老王的車。“我”女兒送“大瓶的魚肝油”給老王治好了夜盲症。衚衕口蹬三輪的常常欺負“我們”，老王卻和他們迥然不同：“車費減半” “抱著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前任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
有不少讀者認為，“我”給予老王的只是物質方面的關照，而忽視了老王的心靈渴望。這一說法不適用與文革前“我”與老王的關係。
他靠著活命的只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
對於“活命”的人來說，坐他的車，付給他錢就是對他的關懷與溫暖。更何況，老王只有一隻眼，“乘客不願坐他的車，怕他看不清，撞上了什麼。”“我”則是冒著安全隱患“常”做他的車，常照顧他的生意。這既是物質給予，也是精神關懷。“我”的女兒送老王“大瓶魚肝油”，治好了他的夜盲症。這同樣既是物質給予，也是精神關懷。對於為“活命”而奔波的人而言，物質給予在一定程度上就等於心靈關懷。更何況，物質給予和精神關懷本來就是難以絕對分開的。
老王不僅物質上處於“活命”狀態，精神上更是一個被排斥者，被侮辱者。由於“腦袋慢”沒進入“組織”，他成了沒有歸宿、沒有地位、沒有保障的不被社會承認的“黑人”——“單幹戶”。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單幹戶”還意味著“思想落後”，遲早會被“進步勢力”消滅。於是被排斥在“組織”之外的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有人說，這老光棍大約年輕時不老實，害了什麼惡疾，瞎掉了一隻眼。”這裡的“有人”應該是老王身邊的人，很可能是加入了“組織”的三輪車伕。老王老而無妻，老而無子，是《孟子·梁惠王下》中所說的“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中“鰥”和“獨”，是“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可是，作為“鰥”和“獨”的老王，這一窮苦無依的可憐人還要遭到同行的鄙視和惡意的揣測。“這老光棍”顯然就是鄙視和嘲諷的語氣，“不老實”而得了“惡病”，實際上就是說老王年輕時生活不檢點而感染了“花柳病”，即梅毒等性病。但是他們並沒有明確的證據，於是，他們說“大約”。這就是肆無忌憚的惡意揣測了。老王的“活命”還籠罩在被排斥，被侮辱的精神陰影中。可是楊絳卻和這些人迥然不同，常坐老王的車，並一路上和老王“說著閒話”，傾聽老王無奈的訴說。老王願意把心中的鬱積傾訴給“我”，這說明他們之間的“閒話”是親切的，平等的。楊絳親切平等的“閒話”與耐心的傾聽就是對籠罩在被排斥、被侮辱的精神陰影中的老王最直接的心靈關懷，讓他感覺到世界上還是有人願意接納他的。正因為如此，老王才慢慢地把“我”當成親人。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打斷了“我”和老王相互幫助的朋友關係。文革前楊絳經常照顧老王，文革後基本是老王主動與楊絳一家交往，而楊絳卻有意疏遠老王。請老王送丈夫到醫院是例外，這件事也只有老王肯幫忙，楊絳不得不煩勞老王。除了一次口頭上的關心外（“我問老王憑這一位主顧，是否能維持生活，他說湊合。”）楊絳幾乎沒有再關照老王了。“我”沒有把老王當作親人，有意疏遠老王，不是因為知識分子的清高和“我”對老王的俯視般的同情，而是因為文革中的政治高壓使“我”惶恐度日。無休止的批鬥與“革命男女”的毒打迫害漸漸扭曲了“我”的心理，使我冷漠自私，只求自保，使“我”如同驚弓之鳥，心理幾近崩潰。
如果說“我”與“老王”的交往是文本敘事的明線，那麼“我”一家處境的變化就是文本敘事的暗線。文革之前，楊絳夫婦雖然常被蹬三輪的欺負，雖然也經歷了“反右”等政治運動，但他們的總體生活水平還是相對不錯的。他們可以常常僱傭人力車伕，能特意照顧弱者老王。他們還有大瓶的魚肝油，還有當時的奢侈品冰箱。他們夫婦的精神生活也是相對優越的，這主要表現在他們對弱者老王的關照。能關愛他人的人一般是精神上比較自足的人，能關愛弱者的人更是精神上的高大者。文中提到“我們夫婦散步”時發現老王的住所，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們文革之前的生活還是相對不錯的——夫婦一起散步，可見他們還是有休閒時間的。文革的到來，我們一家的處境迅速急轉直下：“默存不知怎麼的一條腿走不得路了”，“我自己不敢乘三輪”，連老王都“啞著嗓子悄悄地問我：‘你還有錢嗎？’”根據楊絳回憶文革的散文《丙午丁午年記事》、《幹校六記》的敘述描寫，文革後，楊絳夫婦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無休止地批鬥，下放，勞動改造，多次遭遇“革命男女”的毒打迫害，身體和精神遭受著雙重摧殘。
楊絳簡介
楊絳在《丙午丁午年記事》（1966和1967年）中寫道（有改動）：
文革開始，我和默存不發工資了，每月發生活費若干元。
我升級成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默存和我一樣，我們都是“牛鬼蛇神”，人人都可以欺負戲侮。
默存頭髮給剃掉縱橫兩道，現出一個“十字”；我被剃去半邊頭髮，成了“陰陽頭”。我連夜做了一頂假髮戴著頭上。
擠公共汽車時，發現我假髮的售票員對我大喝一聲：“哼！你這黑幫，你也上車？”（之後，楊絳只好步行上班。）
楊絳在《幹校六記》等回憶文革歲月的作品中有這樣的記載（大意，有改動）：
1970年6月，錢夫婦的女婿王德一因“五一六”案，被迫含冤自殺。
1972年3月，錢一家由幹校回家，遭到住在他們家的“革命男女”的毒打、迫害，三人被迫離家逃走，在外過了三年的流亡生活。
根據以上描述，我們可以推測，楊絳丈夫的腿很可能是被“革命男女”折磨得不能走路了。“我自己不敢乘三輪”，則是因為已經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與權威”的人坐在“他蹬，我坐”的三輪上就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這就是文革歲月荒謬的邏輯。
文革前，楊絳能冒著“安全風險”常坐老王的三輪，並與之閒聊，給予被排擠、被歧視的老王以溫暖。這說明楊絳是有大愛之心的。根據楊絳對文革歲月的描述，老王送自己的丈夫去醫院是冒著“思想落後、與反動派為伍”的政治風險的。一般車伕是不可能幫忙的。因此，在文革的患難歲月裡，老王是給予過楊絳無私而無畏幫助的人。可是老王病了幾個月，“我”不去看望；老王以垂死之軀送來香油雞蛋，渴求關愛，“我”卻沒有給予一絲臨終關懷；老王去世了十多天，“我”卻“沒多問”。同樣是楊絳，為何前後判若兩人？唯一的解釋就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自己不敢乘三輪”。文革期間，兒女背叛父母，妻子背叛丈夫，出賣幫助過自己的朋友等惡劣的社會風氣，使人人自危，人人自保。“作為牛鬼蛇神”的楊絳一家被“革命男女”無休止的迫害。在文革的政治空氣下，“我”是“文化反動派”，“單幹戶”的老王雖然是工農群眾，但也是“經濟反動派”。 如果“我”和老王還像文革前那樣互相關心的話，那麼在“革命男女”看來，就是“文化反動派”與“經濟反動派”的“狼狽為奸”。 這樣的政治風險完全可以給楊絳一家帶來滅頂之災，也可能會危及老王的生存。被政治運動折騰的如同驚弓之鳥的“我”為自保，必須主動與老王疏遠，和老王拉開距離。
文革批鬥圖
文革後，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我”為規避政治風險，有意疏遠老王，但老王卻一如既往地與“我”交往，並不由自主地將“我”當作親人，以致於扶病來“我”家。於是慘烈的悲劇最終上演，那段冷漠的外貌描寫出現了。
聯繫全文來分析，“我不是要錢”表明老王拼盡生命中最後一絲氣力來到“我”家，將香油和雞蛋贈送給“我”，是希望從“我”這裡得到一些臨終關懷，並希望“我”能替他買裹遺體的三丈六尺布（老王是回民，回民傳統：不論貧富，死者下葬都是三丈六尺布裹住遺體），料理一下自己的後事。可是，風聲鶴唳、惶恐度日、唯恐那些“革命男女”以為她這個“文化反動派”和老王這個“經濟反動派”“狼狽為奸”的楊絳突然看到垂死的老王，同情心與大愛之心被冷漠自私、只求自保的變態心理所壓抑，於是便產生了老王像棺材裡倒出來的殭屍、骷髏，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的陰暗、恐懼心理。這段對老王外貌冷漠無情的描寫是楊絳在極端恐懼之下人性扭曲的內心投射。如果不是文革對“我”心理人性的扭曲，以文中所述文革之前楊絳所表現出來的人道主義的大愛精神，臨終送油蛋的悲慘故事一定不會上演，那段冷漠的外貌描寫也不會出現。
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長期處在驚恐狀態中，往往會有“返童化”的自私心理——只關注自我，對他人漠不關心。所以楊絳“過了十多天”後，碰見與老李，才問“老王怎麼了？好些沒有？”老王送香油和雞蛋的情景表明他將很快去世，楊絳是親眼目睹到的。以“我”的大愛之心，一個正常心理狀態的“我”一定會在第二天就打聽老王的情況。這種反常是文革的政治高壓使楊絳“返童化”的表現。這種反常的表現，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我”的自我保護：由於老王病中多次去楊絳家，死前一天還去了一次。蠻不講理的“革命男女”有可能認為，勞動人民老王的死與“我”有關。為了讓他人感覺“我”和老王關係並不密切，只是一般的熟人關係。所以“我”雖然明知老王會很快去世，卻不急於主動詢問老王的情況，問也只是在碰見老李時才順便一問。這也與下文老李大談老王遺體上裹著的全新白布時，我“沒多問”形成呼應。“我”的行為就是向大家表明老王雖然死前去了“我”家，但“我”與老王並沒有密切的關係——“文化反動派”沒有和“經濟反動派”“狼狽為奸”，“文化反動派”和勞動人民老王的死沒有關係。不論是哪種情況，都表明是文革的政治高壓將善良悲憫的楊絳異化為冷漠自私的人。
從行文來看，老王的臨終悲劇，“我”是直接責任人。“我”對老王的病態只有恐懼，沒有關心；沒有給予臨終關懷；對老王的死很冷漠，十多天後才順便一問，而且“沒多問”。但是文本細讀與知人論世之後，我們不難看出文本敘述所隱藏的真相：是文革的政治高壓把對老王溫情脈脈的楊絳變成對老王冷酷無情的楊絳。悲劇是文革的政治高壓造成的，楊絳同樣是受害者。但是，知識分子的悲天憫人與自我批評精神仍然讓楊絳“愧怍”。這有聲的愧怍就是對文革歲月的無聲控訴：“我”應該“愧怍”，但是更應該“愧怍”，更應該反思的是那段變態的歲月。
多年之後，楊絳回憶往事，如實地寫出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扭曲的心理和人性。那段對老王外貌冷漠無情的描寫正是對文革中惶恐度日、心理扭曲的楊絳的真實寫照。因為真實，“愧怍”才來得深沉；因為真實，對文革的控訴才來得有力量。
晚年楊絳
由於散文文體的特殊性，閱讀散文比閱讀其它文體更須要藉助於知人論世。當我們實現了知人論世與文本理解的關聯，《老王》一文中閱讀難點就有了合理的解讀，對《老王》一文的理解也更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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