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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秘”的網友們，你們都還好嗎？因為新冠肺炎的肆虐，“城秘”的工作人員都乖乖在家隔離， 行動大受阻礙，我們只能隔著屏幕隔著口罩和大家講故事了。
“城市秘密”講的是城市裡鮮為人知的往事和城市在這些事件裡的生長過程，所以杭州有沒有和瘟疫抗爭的歷史呢？杭州這座城市千百年來又是如何應激反應，創造出哪些相對先進的治療方法和衛生制度呢？江浙滬捱得那麼近，互相又是如何同氣連枝面對大災大疫，共渡時艱呢？這些在我們下面的文章裡都能看到一些答案。
“城秘”的顧問章勝賢老師和我們講了一個小故事，他說杭城收藏界的一位前輩老戴師傅曾經和他簡述過杭城民國時期的一場瘟疫肆虐的狀況。戴師傅說一年春夏交替時節，瘟疫肆虐，大街小巷倒斃的死屍橫陳，沒有人敢去收屍，只有政府派慈善機構用大板車整車整車地裝運出城填埋。但是當時有些吃力氣飯的人依舊在街頭拉黃包車，聊海天，看上去沒什麼事。什麼原因呢？老戴說，吃力氣飯的人口味重，生薑、大蒜、洋蔥頭是“長下飯“，尤其吃大蒜頭最靈光，百病不侵，是最廉價的靈丹妙藥，謂“臭靈丹”。這個是不是讓你們想到雙黃連啊。病急亂投醫，但凡給人們帶來一線希望的東西都是好的。我們梳理了江浙滬千百年的“戰疫”史後，更加相信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只要大家能熬，不要放棄，隨著天氣變化，藥物到來，一切都會好的。
對於大多數國人來說，這是繼2003年非典之後，第二次遭遇如此全國性的重大疫情。而部分上了歲數的江浙滬土著，可能對1988年上海地區爆發的、累計造成29萬人患病的甲型肝炎還多少有些印象。但總體而言，相比中風、心臟病、癌症等，流行性傳染病已經退出國人致死疾病前十榜單好多年。
所以，面對突發疫情，大家不要慌張，要有信心。
不過在歷史上，瘟疫確曾給先民們帶來過深重的災難。往往一場瘟疫，就能導致“死者以十萬計”。即便是自古繁華的江南，諸如“城郭邑居為之空虛”“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的記載，也是史不絕書。
瘟疫的爆發流行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互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複雜現象。早在殷墟甲骨文裡，就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可以說，瘟疫在這片土地上流傳肆虐的時間，幾乎與我們的文明史一樣長。
一直要到1953年，傳染病在全國人口死因構成中所佔比重才開始下降，1954年後才不再居於首位。也就是說，中國人開始遠離致死性傳染病的魔爪，才不到七十年。但新冠肺炎的爆發再次提醒我們，瘟疫的陰魂其實並未消散。
在這幾千年防瘟抗疫的歷程中，包郵區人民都遭遇過哪些磨難，付出了怎樣的代價，留下了多少教訓？瘟疫在造成“流屍滿河，白骨蔽野”的同時，又是如何客觀上刺進著中國社會的進步？
話還得從頭說起。
1月30日，杭州文一路航拍。不一樣的春節，不一樣的空城。
現代所說的“流行病”（epidemic），在傳統中國，一般泛稱為疫、癘、瘟、溫病、傷寒等。目前有確切年代和地點可考的最早一次瘟疫，發生於公元前673年的齊國。但由於時光久遠，史料不全，後世所能知曉的先秦時代的瘟疫，總共只有寥寥四次。除了一次的範圍波及“天下”外，其他三次都在北方，這跟當時人口的分佈狀況大致相同。
這樣的情形在東漢發生了重大轉變，不僅瘟疫流行次數大幅增加，時間間隔也愈來愈短。與此同時，隨著南方的開發，當地的疫情次數也明顯多了起來。
同今人印象中小橋流水、杏花煙雨的江南不同，那時候包郵區的很多地方，還充斥著瘴癘之氣與惡毒之物。隋文帝初年的孫萬壽曾以“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的詩句，來抒發自己被配防江南的心情。如此環境，發生流行疫病再正常不過。
所以到了三國時期，六次大疫中，就有兩次出現於南方的吳國境內。進入東晉十六國，北方只有一次“大疫”記載（397年），其餘八次全都發生在東晉統治下的南方。這種南北失衡的情形，跟瘟疫“偏愛”當時南方的水土不無關係。
每當瘟疫爆發之後，朝廷都會派遣大官或“使者”帶領太醫、醫藥，前往疫區醫治病患。有時候，他們也會採取一些“隔離”措施。比如漢代曾在疫區淨空“邸第”，將染病的人集中治療。而晉代為了防止傳染甚至規定，朝臣家中如果有三人以上感染瘟疫，那麼即便本身沒病，百日之內也不得進入宮廷。
同時，朝廷還會賜“棺木”或錢給那些無力埋葬死者的家庭，並由地方政府收埋那些全家滅絕的死者。
對於倖存者，政府的救濟措施通常包括減免賦稅、免除勞役、提供食物和生活所需，有時還會給予有償或無償的“生產工具”（農具、種子、土地等），幫其恢復“生產力”；或是提供房舍，讓因疫致貧的百姓得以安身。
每一次的瘟疫，不僅對政府，對於醫者也是極大的挑戰，並且往往成為促使醫學典範崩潰或轉型的主要動力。
漢獻帝時期的長沙太守張仲景，由於自家宗族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死去三分之二，而其中十分之七都亡於瘟疫，遂“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成《傷寒雜病論》，以“傷寒”論述瘟疫的病因、病理和對治之道，奠定了臨床醫學的基礎，成為中國醫學理論的新典範。
而曾隱居於西湖葛嶺的晉代道教醫者葛洪，其撰寫的《肘後方》中，也有不少防治“傷寒”、“時氣”、“溫病”、“瘴氣”、“疫癘”的藥方。裡面既有用來治療已感染者的，也有像“度瘴散”、“屠蘇酒”、“闢天行疫癘丸”等作為預防之用的。
不過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要想完全治癒瘟病是做不到的，所以政府有時候也會藉助巫術，來安慰民眾。南梁中大通元年（529）6月，建康（南京）一帶瘟疫流行，梁武帝便在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而民間也以為疫癘瘟病的發生是“疫神”、“疫鬼”所致。甚至就連漢代學者劉熙在《釋名》一書中都寫道：“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這些觀念，後來漸漸滲透到了許多節日習俗中，像作為宋人迎春重要活動之一的元旦放爆竹，其中就蘊含著驅疫避邪的意思。當然，這是後話。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城爆發瘟疫。由於政府財政匱乏，又沒有助民治病的專門經費，情急之下，太守蘇軾帶頭捐款，“以私帑金五十兩助官緡”，引發眾商、鄉紳贊助，創辦了“安樂坊”，成為中國最早的民間救濟醫院。
“安樂坊”聘僧醫主之，醫愈千人，成為蘇軾的眾多政績之一，至今仍在杭州流傳。而作為起因的那場瘟疫，則漸漸被遺忘在了歲月裡。
明仇英摹本《清明上河圖》中一間小兒內外方脈藥室
但其實，從漢至唐再到兩宋，伴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區的瘟病發生數量一路走高。一方面，江南光熱充足、河網如織的環境條件對農作物生長與農業灌溉極為有利，這才有了“蘇湖熟，天下足”的景況；但另一方面，如此的自然氣候也極易誘發瘟疫，而發達的社會環境更進一步助長了其傳播與擴散。
在宋之前，中國只有“城”沒有“市”，而有宋一代，商業繁榮，街市發達，導致原有的城市管制瓦解，人口激增。特別是在浙西太湖平原和浙東沿海地帶，城鎮與人口分佈尤為密集。
以杭州為例，經過吳越國三代五帝的建設，到北宋時已成為“東南第一州”。進入南宋，作為行在的臨安湧入了大量南遷人口。按照歷史學家趙岡的計算，在高峰期時臨安城人口達到250萬，整座城市“輦轂駐蹕，衣冠紛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
密集的人口為瘟疫的爆發提供了絕佳的土壤。傳染病學研究表明，大多數傳染病其病原要在某一地區長期存活下來，必需得有一定的人口規模。像囊蟲病只能存在於20萬人以上聚落，麻疹病毒需50萬人以上群體居住條件。而江南發達的水路交通，又極大地便利了疾病的傳入和流行，一旦疾疫發生往往難以控制。
作為宋代兩浙路最早的貿易中心，杭州地處海路交通與運河航運的樞紐。南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談到杭州的水上交通時，說從杭州乘船可達蘇、湖、常、秀等江淮諸州，就是寺觀菴舍搬運齋糧柴薪，也是“大小船隻往來河中”。結果，隆興二年（1164 年），“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餒，疫死者半，僅有還者疫死。是歲，浙之饑民疫者尤眾。”這種輸入式疫情，是不是和最近溫州的情況極為相似？
據《宋史·五行志》記載，兩宋300餘年間，較大的疫情約有30多次，其中20多次發生在南宋江南地區。尤以行在臨安最多，約有15次，佔到宋代疫情的一半。難怪就連蘇軾都感慨：“杭（州），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
梳理這些大疫，有的是因為戰爭帶來的，比如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閏三月，臨安府大疫；有的是由於水患旱災引發的，正所謂“大災之後必有大疫”；還有就是跟民眾不衛生的生活習慣有關。
都說病從口入，如果說非典、新冠肺炎是因為亂吃野味，那麼彼時江南的疫病很多跟喝的水有關。
在水鄉澤國的環境下，包郵區人民長期以來養成了一些不良的用水習慣，如在河道中傾倒垃圾糞便、洗刷馬桶，然後又以河水為生活用水等，疾病在水中滋生、傳播，導致瘟疫頻發，久難杜絕。
頻發的疫病，給醫家們提供了豐富的臨床實踐機會。中國古代醫學發展到宋代，取得了相當的成就，生病求醫的觀念漸漸深入人心。
這一時期，文人知醫、通醫成為風尚，“儒醫”群星璀璨，而考其籍貫，主要集中於江浙一帶。像南宋史籍裡記載的69位醫家中，有赴浙任官對浙江醫藥學發展起過作用的政治家，如范仲淹、王安石、蘇東坡；有文化界名人兼精醫藥學的，如沈括、朱肱、王介、樓鑰；有宗教界人士精湛醫理的，如千佛寺異僧、僧法堅、西溪寺僧等……這些非科班出身的“白衣天使”，在歷次抗擊瘟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蘇沈良方》，一名《內翰良方》或《蘇沈內翰良方》，為北宋沈括所撰的《良方》與蘇軾所撰的《蘇學士方》兩書的合編本，刊行於北宋熙寧八年（1075年），內收集有治疫方、治氣血方、婦科方等多個藥方。
同時，宋代發達的社會經濟也為應對疫情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政府有足夠的財力、物力在大疫流行時為民眾提供救助。
相比前朝，宋代在醫藥組織、醫事制度、防疫救濟方面有了較大進步，惠民藥局、安濟坊、養濟院、漏澤園等社會福利機構在城市中普遍設立。上面提到的蘇軾在杭州成立的民間救濟醫院“安樂坊”，後經兩浙漕臣上報朝廷並得到批准，改為官辦的“安濟坊”。這些不僅成為宋代的一項特色，也為明清時期的社會保障事業奠定了基礎。
1845年，英國倫敦會醫藥傳教士雒魏林在遊歷了上海縣城後，這樣記錄下對老城廂的觀察和感受：
在狹窄街道上人口擁擠，幾個家庭同住一屋，缺乏溝渠清潔的警察制度，清道夫也是沒有的，排水設施非常不完善。城市人趁潮汐之際，使用河裡的水。
在當時的江南，上海的情況是一種普遍的存在。宋代之後，由於人口的快速增長，以及衛生環境的髒亂差，包郵區各種疫情幾乎沒有消停過，翻閱史料，可以說是“一年一小疫，三年一大疫”。僅康熙一朝，相關記載就有：
康熙元年（1662） 五月，餘姚大疫。（《清史稿》）
康熙十六年（1677） 五月，上海大疫。六月，青浦大疫。（《清史稿》）
康熙十九年（1680） 正月，蘇州大疫，溧水疫。八月，青浦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三年（1694） 夏，湖州大疫，桐鄉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六年（1697） 夏，嘉定大疫，青浦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八年（1709） 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鄉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溧水疫。五月，太湖大疫。十月，江南大疫。（《清史稿》）
江蘇高淳大疫，自春及秋死亡過半（民國《高淳縣誌》卷12）。
康熙四十九年（1710） 秋，湖州疫。（《清史稿》）
與之前不同的是，隨著蒙古帝國的崛起與世界體系的逐步形成，瘟疫傳播也出現了“全球化”的趨勢。比如鼠疫，傳入歐洲後，奪去了2500萬人的生命，成為時人談之色變的“黑死病”。而源於印度的霍亂，早在“南京條約”中國正式打開國門前20年，便經福建、廣州、江西，傳入了浙江，並在包郵區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僅寧波一地，估計就死亡1萬人。而在杭州，霍亂最猖獗的1821-1822年6至8月期間，“全城居民如同睡著了一樣，突然倒在大街上死了，明顯沒有一絲掙扎”。
1840年後，現代醫學的知識大量傳入中國，傳統“瘟疫”的叫法被新的醫學名詞“傳染病”所取代，人們開始認識到公共衛生對於防疫的作用。然而，“愛國衛生運動”只有在承平年代才能有效開展，如果是戰亂頻仍、災禍連年的歲月，衛生防疫這類事是沒人關心的。
很不幸，晚清七十年，就是這麼一段動盪的時期。
1851年—1864年爆發的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在此期間，江南財富之地遭到毀滅性打擊，許多州府人口銳減。其中，有死於戰亂的，也有亡於饑饉和瘟疫的。至今，皖南花鼓戲《唐老三下江南》還有這樣的唱詞：“昨日裡無事去把集趕，耳聽得眾人等講一遍……江南人兒發瘟死，全都是客家人種莊田。”
瘟疫加劇了戰爭的烈度，甚至對戰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天京被圍後，洪秀全多次下詔鎮守蘇州、手握重兵的李秀成北上。但當時江浙各路太平軍中正在鬧瘟病，“死者無算，並戰死頭目亦無計，又各廟神佛顯聖，賊祈禳之，無效”，所以李忠王遲遲未能動身。如果沒有瘟疫，如果李秀成能及時援京，戰局會否改變，這個謎只有留給歷史學家去研究了。
後人可以確定的是，太平天國運動徹底改變了江南的城市格局。隨著大批江浙士紳湧入租界，剛開埠沒多久的上海取代蘇州，成為包郵區的新中心。
但城市化也有它的另一面，由於居住條件惡劣、營養不良、過度勞累，貧民階層大量感染霍亂、肺結核等傳染病。各種疾病在城市工人中的感染幾率甚至數十倍於鄉村農民。
此種情況在歐洲也曾普遍存在，所以1830年代的霍亂後，英國出臺了《新濟貧法案》，致力於減少窮人比例，從根本上預防疫情。可惜在中國，這個問題長期沒有受到重視，從而加劇了1894年爆發的鼠疫疫情。
這場發生在粵、港、滬等地的鼠疫，是晚清一次較大規模的公共衛生危機。鼠疫爆發之初，儘管尚未傳到上海，但以《申報》、《萬國公報》等為代表的滬上媒體，便開始對事件進行追蹤報道，不僅將鼠疫風潮的來龍去脈、發展過程，客觀、完整地呈現給讀者；同時，作為事件的評論者，反饋了滬上各界的心聲，對租界與華界當局給予有效監督。
1890年左右，香港一條街上的瘟疫檢查員。
透過媒體的報道，華界衛生環境的髒亂不堪，與租界的清潔整肅，形成了鮮明對比。同時，華洋當局的不同反應和舉措，也將清政府在城市管理與危機應對中的迂腐無能袒露無疑，引起了國人的強烈不滿。這促使清廷在衛生防疫領域進行改革，從而催生了近代上海海關檢疫制度與公共衛生防疫體系的建立。
等到1910年北方再次發生鼠疫時，清政府一改封閉、不合作的態度，不僅聘請具有海外留學經驗的伍連德博士前往災區指導防疫，還邀集多國醫學專家籌商疫情，僅用67天便消滅了哈爾濱的鼠疫。
這背後反映的，是近代公共衛生觀念傳入中國後“由淺入深、由表及裡、由斥到融”的過程，其中，一些重大疫病事件發揮了關鍵的催化劑作用。
對現代中國來說，1911年是個轉折之年。這一年，武昌首義，民國肇始。而在中國公共衛生史上，它也是有著特殊意義的年份。領導了1910年鼠疫防治戰的伍連德曾評價說：
預防醫學的新時代開始於1911年，當時中國政府和人民注意到在撲滅肺鼠疫中精確的現代科學的優越性。他們看到一群清潔、熱心和無所畏懼的年青人，用知識、顯微鏡、設備和消毒裝備起來，成功地撲滅了鼠疫。同時他們也遇到了多話的、舊式的和不能確認疾病的醫生，他們唯一的念頭就是針灸和給病人服麻醉藥，他們和病人一樣，沒有采取任何預防措施。
伍連德對“多話的、舊式的和不能確認疾病的醫生”抱怨的背後，是一場已經持續多年的中西醫之爭。
宣統初年，兩派就在《大公報》、《醒華日報》、《民興報》等媒體上，圍繞中醫存廢的話題，爭得臉紅脖子粗。而宣統二年（1910 年），東北鼠疫擴散至華北，更是令不少開明人士與清廷官員對中醫妄傳方藥、任意錯置等弊病大加指責。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爭論達到高潮，就連學醫的魯迅都站出來吐槽中醫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
非議並沒有擊垮中醫，擅長調和主義的國人開始嘗試接受並採用中西醫結合的診療方法，但必須承認，爭論客觀上推動了公共醫學的普及。
待到北伐成功以後，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迎來了快速發展的“黃金十年”。而作為首都（南京）與經濟中心（上海）所在地的包郵區，公共衛生機構增長最為迅猛，並呈現出由城市向鄉村擴張的跡象。這方面，杭州的例子頗能說明問題。
20世紀30年代，浙江醫療衛生界組織夏季衛生運動大會宣傳衛生防疫
1934年2月，上海醫學院的褚應章對杭州衛生事業狀況進行了一番調查。在發表於《中華醫學雜誌》上的《杭州市衛生調查報告》一文中，褚應章寫道：
杭市衛生之發源，尚在民國初年，首由省警察廳特設一科，十餘年來，未嘗變更。所辦之事，側重取締。至民國十六年(1927)，始有衛生局之成立，然旋即裁撤，而歸公安局接辦。至廿年(1931)，又於市政府重設衛生一科。保健、醫藥、防疫……以中國衛生落後之國，杭市衛生工作與其他各省較，尚能差強人意，近年來市府對於自來水廠之創辦，防疫之進行，學校衛生之提倡，均能盡力。
硬件是上來了，觀念意識的改造也不能落下。為此，從1934年起，國民政府發起了一場持續15年的“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綱要》明確指出了新運的主旨是“我全體國民之生命革命也”，要以簡易而迅速的辦法，清除國民不合時代、不適環境的習慣，以“求國民之生活合理化”“依此為據，既適衛生，又合習慣，民族復興，但看此舉”。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
就當時中國的實際來說，國人既缺乏衛生的知識和習慣，更缺乏講究衛生的條件和環境。加之隨後抗戰驟興，新生活運動定下的目標最終未能實現。
根據1947年《新運導報》記載，新運推行13年後，“別的不用講，請問堂堂的首都所在地，能找得出幾條夠得上整齊清潔得街道？到處刷馬桶，隨地小便，似乎成了人們對於整潔修養得習慣”。
民國初期杭州市立天長小學防疫注射
上海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在虹口區山陰路，1950 年代第一居民委員會有過如下回顧：
象我們里弄，雖有四隻公共垃圾箱，但無人管理，箱裡垃圾少，箱外垃圾多。一般人家，前門後門堆放垃圾，沒遮沒蓋，招引蒼蠅。陰溝經常阻塞。隨地大小便，隨地吐痰，亂拋廢物，亂潑汙水的現象，相當嚴重。夏秋季節，蚊蠅叢生，疾病流行。孩子吃壞了，鬧肚子，家長也漫不經心。有時還會說‘有錢難買六月瀉’等等言論。
因此，整個民國期間，各類傳染病仍是威脅包郵區人民生命的頭號殺手。直到49年以後，隨著時局的漸趨安定，遲到了整整百年的“愛國衛生運動”終於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各項衛生事業也逐步完善起來。
1950年，浙江在原熱帶病研究所基礎上，成立了省立衛生實驗院，負責全省預防醫學的實驗研究，這是國內第一個省立醫學科研機構。
1975年，由浙江人民衛生實驗院發現的血吸蟲病治療新藥—雙萘羥酸付品紅在嘉興進行臨床試治，該藥是我國首先發現的治療血吸蟲病的有效藥物。
1977年，又是浙江的防疫人員首次證實了食貝類食品與甲型肝炎發病之間的關係。並於11年後，上海甲肝大流行蔓延至浙江之際，研製出減毒活疫苗毒種。
……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回顧包郵區人民與瘟疫的千年纏鬥史，不禁想起毛主席那兩首著名的《送瘟神》：
……坐地日行八萬裡，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哦，對了，有必要再提一句，這兩首詩正是1958年毛主席在杭州劉莊所作，由此，愛國衛生運動從杭州走向全國。
所以對目前焦慮的大家來說，我們能做的就是從自我衛生做起：勤洗手，多防護，做清潔、熱心和無所畏懼的人，這就是愛國衛生的真義，講衛生=愛國。
別具一格的《人民日報》（1958年10月3日）頭版
春節這段日子，大夥兒是怎麼打發的呢？有什麼樣的特別經歷能和我們分享一下嗎？請在文後留言。等春暖花開時，我們一起去看各自心愛的城市……
2月2日回杭的車輛人群接受登記和體溫檢查。
杭州加油，浙江加油，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參考文獻：
[1]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瘟疫與社會》
[2]尹娜：《兩宋時期江南的瘟疫與社會控制》
[3] 李玉償：《環境與人：江南傳染病史研究（1820-1953）》
[4] 董強：《近代江南公共危機與社會應對》
[5] 蘇東敏：《民國時期閩浙地區疫災流行與公共衛生意識的變遷研究》
[6] 孫語聖：《新生活運動再審視——從衛生防疫角度》
[7] 黎似玖：《浙江歷代疫情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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