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24，一部名為《鹿鼎記》的武俠小說開始在香港《明報》連載。待刊載完畢，已經是1972年9月23日了，一共連載了兩年十一個月，風行香江，洛陽紙貴。
類似這樣的小說連載盛況，在香港已經頻繁出現近20餘年，人們早已習以為常，安之若素。但是，幾乎毫無徵兆地，又似乎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在此書面世之後，它的作者，一代武俠小說宗師金庸，正式宣佈掛印封筆。
那年，金庸才45歲。他的封筆，不是餘秋雨式的作態，確實一諾千金，此後沒有再寫出任何新的武俠小說作品。一位作家，在巔峰期，在壯年時，無緣無故自動退場，戛然而止，很難找到先例，也讓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一代文壇大俠，從此“金”盆洗手，瀟灑地退出江湖，而那個俠骨丹心、快意恩仇的武林世界，也隨之從此隱沒斷更。
關於他封筆的原因討論，歷來眾說紛紜，口舌為勞，其實也沒那麼複雜。
很多朋友不知道是，金庸寫武俠小說，本非所願，他長期只視為謀生需要。
在早年的一些訪談中，他談過多次，假如條件能允許，也許早就甩手不幹，將筆束之高閣了。只因為寫這類“遊戲文章”，從來就不是他平生所期，僅是形格勢禁使然。他常為之心力交瘁。
金庸年輕時供職的《大公報》香港分社
金庸一生，最大也是唯一的理想，是作一名外交家。他年輕時，大學上外交系，自學英語，關注國際新聞，去香港入《大公報》，甚至傳聞與第一任妻子離婚，都是這種抱負所衍生的言行。而後，所願不遂，退而求其次，辦報有成，布衣論政，處士橫議，多少能獲得一種心理上的補償。
所以，晚年，他說，除了妻子兒女，他最愛的就是新聞事業。他以武俠創作暴得大名，完全是造化弄人，誤打誤撞，無心插柳柳成蔭。他並無心成為一通俗小說家，還是寫武俠的。檢點他的生平，自少及老，他基本從未說過武俠小說是他所愛之業，反倒不斷地夫子自道無奈心境。
當年報社同事，2排左2為金庸
金庸說他所以寫武俠小說，一為交差，二則是為謀生，這是實話。 一者，他的武俠寫作，純粹是出於商業目的，是出於以小說養報的策略；其二，他自己也對這種小說沒有自信，至少退休前都大不會視之為“名山事業”。他屢屢都說，武俠小說只是“娛樂性的庸俗讀物”、“無所謂的消遣玩意”、不是“真正的文學著作”。
他會有如此傳統的觀念，甚至古板的偏見，最重要的原因，當與他海寧查家的出身所攜而來“影響的焦慮”有關。他是世家子弟，海寧查家，著名文宦家族，入宋以來文壇名家輩出，都是嚴肅的文學之士。讀小說、寫小說，不管多出色，就其家訓而言，不見得是多光彩之事，甚至以他歷代先祖的眼光看，大概都是“有辱門楣”的吧。
金庸自己對武俠小說，早期那麼不自信，不能忽視這種來自家族觀念的意識桎梏。
金庸毅然封筆，也跟他一直受江湖退隱夢的誘惑有關。
金庸寫了一輩子江湖，“製造”了一批又一批栩栩如生的大俠，而他自己，儘管性格嚴肅，內心又何曾沒有仗劍走天涯的“千古文人俠客夢”？
與第一任妻子結婚照
他這一生，出身清貴，學富五車，閱人無數，才識過人，既腳踏實地，又可謂眼空四海，佩服的人極少。他自述生平，曾經說過，他最敬服的人，當代是廣安鄧先生；而在古人中，則是范蠡與張良。何以故？因為他們都是在轟轟烈烈的功業成就之後，飄然遠去的人物。
金庸屢屢表露心跡，說自己心中也一直有這麼個“退隱夢”，弈棋、讀書、旅行，只是不可得。在宣佈封筆後不久，他就對記者說過，“我渴望把筆停下，把大部分報社工作也交出去，讓自己進入退隱狀態，過些自己喜歡的生活，讓大家忘記我的存在”。
這完全是一種“隱居式生活”的想象與安排。那時的他，該掙得錢已經盆滿缽滿，愛子又自殺身亡，心情是既自得，又冷如死灰的。他迫切想放下一切瑣事，尤其是日日趕寫的武俠，與清風明月，與神佛書卷作伴。
金庸與緋聞女友夏夢
他選擇封筆，選擇退隱，當然也是月滿則虧、見好就收的智者認知使然。他比多數名人都要清醒，任何事物，皆有一個盡頭，宇宙都有盡頭。寫作也不能例外，一旦走到了巔峰，若再求前進與突破，實在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在《鹿鼎記》完成之後，他也表明過，他已經寫出了最好的作品，無法再提供出更好的文字來了，已經無法再超越自身侷限。若再強扭硬寫，不過在盡頭邊徘徊，甚至是走下坡路，何如不寫？
所以，在創作的最高峰、最頂點抵達之後，他適時地選擇封筆退隱，去追求另外的人生目標了。人說，讀史使人明智，他確實至老不糊塗，有極好的自知之明，退一步海闊天空。
金庸一生好勝心極強，而安心讀書的願望又極烈，這也使得他在錢與名都足夠後，渴望停下來完成最後的遺願。
可以說，人到中年的金庸，絕然掛筆，又顯然與他一些人生境遇息息相關。最明顯的，是他不滿足在大眾中留名，一直想在學術界也得到承認，同時彌補自己因戰亂、因謀生沒有繼續求學、安然讀書的願望。
1996年，受聘浙大名譽教授
就自我定位而言，金庸始終有一個深重情結，即並不樂戴“小說家”的帽子，而對“學問家”尤其是“歷史學家”這個頭銜更覺受用。他對“學者”的看重，遠超過“武俠大師”的被命。中國傳統評價系統，“小說”從來都只是“小道”，難登大雅之堂，他終身都沒法擺脫觀念牽扯。
可以說，這是一股內心深藏的自卑情結。金庸非史學科班出身，但自認是一名史學家，所寫下的那些武俠，也幾乎處處皆史，他把對中國歷史、中華文化的才學識都盡情灌注到了那些小說之中，所以，當他晚年受聘就任浙大文學院院長時，會如此急著申辯，“請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鏞，我是研究歷史的教授，我是歷史學家”。
可矛盾在於，他“史學家”的自我期許，卻一直得不到主流學界的承認，甚至對於他擔任教授，學界內部都議論蜂起，非議頗切。1999年當他興高采烈準備接掌浙大文學院時，大陸學界卻嘲諷聲一片。南大一歷史系的教授說，以金先生的水準，別說是院長了，在歷史系當個副教授都不夠！
還是南京大學，當時的文學院院長董健，公開說他“只是一個武俠小說家，當院長根本不合適”；董健先生甚至“炮轟”，金庸先生當年在南大開講座，歷史知識錯誤百出，最後被哄下臺，金庸還為此事辭去了院長一職。
這些並不友好的議論，對金庸而言，顯然是倍感挫敗的，他被刺痛的，是內心最脆弱的那個地方。對這些批評，他也並不服氣，他說了很多反擊的話，這些言論至今還隨處可查。他曾黯然地回應，“能被承認當然好。但是有時候一旦妨礙到別人的利益......他們就不肯承認你，就情願打倒你，來貶低你”。
後來，一系列後續採訪中，金庸一直指責董健教授說謊。在稍後，他堅持垂老之年，一意遠涉海外，到劍橋讀碩士，據他親近者說，就與此南大“恥辱”有關。他內心始終是有氣的，也不服這些說道和指責！
金庸與其女兒查傳訥
他的“非科班”出身，與學術上不受承認，成為他晚年最大的缺憾，也給他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很好理解，當一個人生命攀到頂峰時，越是沒得到的，往往會越想滿足，尋求彌補。更何況，他當年確實是因為戰亂、因為清貧才不得已中斷學業的，並非才智有問題，念不了碩士博士，進而堂堂皇入學術圈。
1949年，他還在《東南日報》當記者時，就準備攻讀浙大的研究生。為此，他還和竺可楨校長有過交集，曾有過一個多小時的長談。只是，當時浙大規矩，讀研必須繳一大筆學費，而金庸家境不行，個人囊中羞澀，不得已才作罷。
受此輕視乃至羞辱，他是感憤交加的。因此，他才會反覆強調，他在東吳大學時是因戰亂，沒有拿到畢業證書；他生氣說，“人說我的小說俗，我並不在乎——有人公開批評我學問不好，我就相當重視了”；他也藉機自道苦心，“我最喜歡的還是大學生活，我快80歲了，最大的願望還是到大學去做學生，從一年級念起”；他也坦陳，“求學，並未為了學位，而是感到自己學問不夠”。
不難推測，正是這兩方面的缺憾，不僅刺激他徹底“封筆”，也讓他此後作出了不少讓人難以理解的事情。比如，已是劍橋榮譽博士了，偏偏還執意以80歲高齡，跑到劍橋做真正的學生，從碩士念起，攻讀歷史系博士學位。他心氣太高，還希望證明自身的“實力”。
這些操作，我們作為旁人，僅看到不解。對於金庸這位老人而言，也許是他終生都在尋求生命的平衡，尋找自己最好的位置，“生無所息”吧。
從這個角度理解，金庸委實從未“封筆”，也永遠不會真的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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