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朝的由盛轉衰，安史之亂對其的影響不容忽視。安史之亂之後，地方節度使勢力的崛起，形成了與中央王朝對抗的藩鎮，雖然在數量上不算多，但是它們的能量卻非常大，其蘊涵的內容十分豐富中央王朝對全國有效的支配權喪失了很大的部分。以河朔為代表的地方軍事集團憑藉自身的政治決定權和經濟、財政的自主權，使它們具備了與朝廷抗衡的能力而在實際的運作中表現出很強的獨立性。
而另外的多數節度使，他們大體上是聽命於中央的。長安城周圍，因其擔負著抗禦吐蕃、保衛長安的重任而受到朝廷格外的重視，是唐廷倚賴的武裝力量受到唐廷刻意關注的節度使軍隊，還分佈在運河地區，這裡承擔著江淮糧食運送和供應都城的關鍵作用，唐朝必須予以控制才能奏效。而此外的大多數節度使，他們常常處於相對自由的境況。它們在唐廷與河朔產生矛盾或對抗之時，基本傾向於朝廷。當然，它們因為自身的利害關係，對唐廷忠誠的程度，有時候令人懷疑。
安祿山
《新唐書》中記載："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尉撫，皆釋俘囚為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
地方節度使與朝廷關係的疏遠，是後期的普遍現象，河朔與中央的長期對峙，也是後期的顯著特點。但是，不論是一般的節度使，還是河朔的藩鎮，他們都沒有像安祿山那樣去推翻唐朝並取而代之。這是因為任何一個單獨的節度使或數支節鎮的力量，均不具備這樣的實力，而它們也沒有取代朝廷的任何思想基礎唐朝作為合法的中央政府以及它在民眾中深入持久的影響，使它成為國家和王朝的象徵，任何對它權威提出的挑戰，都被視為對中央王朝的抗衡而失去社會輿論和民眾的支持。
晚唐的社會出現了對王朝非常不利的局面，突出的表現就是規模從小到大、由分散走向集中的民變和起義。如它對王朝的衝擊是致命的，這表明王朝已不再被視為合法的象徵而受到尊重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地方節度使開始肆無忌憚地發展和壯大，它們取代了先前的勢力而向王朝發起了新的挑戰與此同時，邊疆民族勢力則因王朝衰弱沒有了羈制和束縛，也迅速地崛起，這兩股力量走向結合，出現了五代民族政權，中國再度陷入分裂狀態之中。
史思明
地方的勢力的漸漸興起
唐朝對跋息的藩鎮採取強硬措施的，最早的是德宗皇帝，但是他卻以失敗告終。憲宗吸取德宗的經驗和教訓，他即位之後，採取穩紮穩打的軍事策略和分化的政治手段，成功地消滅了幾個有影響的叛鎮，河朔諸鎮也都聽命於朝廷，一時間朝廷威望大增。穆宗上臺後，他力圖維持憲宗開創的局面，逐步縮小地方節度使特別是河朔軍隊的力量，但也失敗了。
《通鑑》卷唐文宗太和九年年七月條記載"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涅，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
唐德宗
對文宗的朝廷而言，最緊迫的問題則是宦官專權對皇權干擾的問題。李訓、鄭注被視為小人自古以然。問題的關鍵不是他們個人的品質和道德，他們為文宗籌劃的方略以及如何實施，卻是關係到朝廷安危的大問題。正是這樣，文宗才不考慮後人看重的道德問題而重用他們解決實際難題，這是政治家們的通性。但是遺憾的是，李訓和鄭注所採取的措施，即所謂甘露之變，是以他們失敗、宦官勝利而告終。
武宗時代，吐蕃的勢力開始衰弱，落門川今甘肅武山討擊使尚恐熱勢力崛起，他擊敗宰相尚思羅，又與都州將領尚脾脾展開長時期的爭戰。在這種情況下，唐朝京西北地區所受的壓力就相對減輕了。但是爵宗上臺之後，民變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西南出現了龐勳率領的大規模戍卒兵變。農民的造反行為自身說明當時的社會關係—即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不可調和的程度，預示著王朝合法性受到強烈的挑戰。
唐文宗
華夷之別影響政權穩固
穆宗恢復王朝權威的努力失敗以後，唐朝的歷代統治階層再想找到機會實現憲宗的局面，幾乎不存在了。宣宗朝看似機會難覓，但隱藏社會背後的深刻矛盾暴露出來，使王朝幾乎喪失了興復的可能。唐王朝面臨的問題就不是恢復中央的王權，而是如何保持王朝的合法性問題。 隨著中央朝廷權威的逐漸失去，唐朝的思想意識階層也跟著出現了變化，其變化的表現，是儒家道統思想的復興，以及由此產生的華夷觀念的再度強化，其代表人物是韓愈。
《舊唐書》記載"元和十四年正月，上憲宗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皋驟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
韓愈
韓愈反對佛教的思想，與此伴生的是他的"道統"理論及其在此思想影響下出現的古文復興運動。佛教與道統，在韓愈看上去完全對立，不可調和。因為佛教是外來的，它不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就文化與思想層面而言，韓愈的主張，是唐朝建國以來思想文化發展內在聯繫的表現。李唐建立之後，唐朝建國所賴以支持的勢力，既有中原的，更有北方胡人的，隨著王朝的發展和壯大，支配王朝的思想和意識也在作不斷的調整。
韓愈所求取的方法，就是從傳統中尋找自己文化的來源，顯示自身承傳的道統。於是，民族之間的界限就開始分明，華夷戎狄之不同就再一次地被強化。而這則反映出唐人心態的收縮。王朝權威的削弱，總是伴隨著思想和文化的收縮和保守，這至少在唐宋時期有明顯的表現。這種思想的收縮，隨著王朝遭遇新的風暴的衝擊，其合法性也遭到懷疑，王朝存在的價值受到新的更大的挑戰。
唐憲宗
地方民族勢力的大規模崛起
宣宗末年，唐朝開始不斷地遭受農民起義和地方民眾叛亂的打擊。這種造反行為，與節度使對抗王朝的事件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後者至多表現為唐朝的中央政府與地方之間存在種種的矛盾或鬥爭，前者則說明階級矛盾開始暴露出來，其方式則是以雙方的激烈對抗表現出來的。這說明作為統治階級的唐王朝及其政權，開始受到被統治階級即農民群體的質疑，進而被否定。這樣，王朝的正統地位便再度受到了挑戰。
農民軍起義對王朝致命的打擊，是公開否認王朝的法統地位，其嚴重性不僅表現在它自身的奮鬥和抗爭之中，更重要的是它嚴重地摧毀了唐王朝的實力，使地方節度使的勢力無形當中獲得巨大的發展。王朝與地方勢力之間的天平朝著有利於地方的方向發展。如果說在這之前的節度使對王朝還有所顧忌的話，那麼這之後，節度使就不把王朝當作一回事了。於是才出現朱溫這樣類型的節度使勢力。
朱溫
龐勳兵變之後，唐朝就陷入接連不斷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之中，王朝受到了空前的打擊，契丹人則是隨著唐朝勢力的衰落而興盛，並在唐朝即將滅亡的時候壯大發展起來。它作為唐廷的對手，與唐相抗。他們的發展特別明顯地表現了邊地民族勢力抗衡中央王朝取得成功，與此相應，西北的党項，他們從唐朝的庇護下逐步地發展，王朝衰微之時，他們則趁勢壯大，在不明確地指向抗爭目標的前提下發展自己，形成了盤踞西北的地方勢力。
《讀史方輿紀要》中記載："唐鹹通十年，徐州賊龐勳遣其黨據濠州，淮南帥馬舉進討，塹其三面而圍之，城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勳因遣兵屯北津，與城中賊相應，舉遣將渡淮擊敗之，平其寨。"
各地節度使分佈圖
評價
從唐朝後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節度使爭權與地方民族勢力二者構成了後期社會的重要內容。節度使爭權表現的是中央王朝威信的下降，以及這種下降帶來的後果。節度使權力的擴展是以中央王朝權力削弱為代價的，這是同步發展的並行現象。在唐王朝政治結構內，中央王朝權力的擴大，就意味著地方權力的縮小。
地方聽命於中央，是從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王朝以後中國政度慣行的統治方式，唐朝前期也是按照這種方式進行的，甚至表現得更加明顯。反過來說，這個結構內部，地方權力的擴大，也必然是以中央王權的削弱為代價的。在地方與中央之間，前者權力的增加，後者權力的縮小，在社會的各方面表現，就是節度使不再完全聽命於中央，它們勢力的擴展，帶來的則是地方自決權的擴大。
與此伴生的另一個社會現象則是邊疆地區各個民族勢力與地方節度使力量的逐漸結合。其具體的表現形式或者是二者的結合，或者是民族勢力的重新崛起。地方的軍事力量與地方的民族勢力結合，是唐朝後期社會的主導現象。其發展過程首先表現為節度使勢力的強盛，隨後則是二者的緊密結合。當它們結成密切關係之時，也正是唐朝遭受黃巢農民軍起義打擊之後。
可以說，是中央王權的喪失，才導致地方軍事勢力與民族勢力的結合。在這種情況下，各個民族才能輕易地建立自己的政權。直到蒙古諸部崛起後，其勢力迅速地擴大，以軍事強力征服周邊各地，最終南下攻克中原，重新建立起強大的王朝國家，才結束了唐朝滅亡之後的分裂局面。
參考文獻：《舊唐書》、《讀史方輿紀要》、《通鑑》、《新唐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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