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是清人吳楚材、吳調侯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選定的古代散文選本。二吳均是浙江紹興人，長期設館授徒，該書是清朝康熙年間選編的一部供學塾使用的文學讀本，此書是為學生編的教材。
《古文觀止》收自東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全書12卷，以收散文為主，兼取駢文。題名“觀止”是指該書所選的都是名篇佳作，是人們所能讀到的盡善盡美的至文了。
《古文觀止》由清代吳興祚審定並作序，序言中稱“以此正蒙養而裨後學”，當時為讀書人的啟蒙讀物。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式鐫版印刷。
該書所選的古文，均以散文為主，兼收韻文、駢文。先秦選的最多的是《左傳》，漢代選得最多的是《史記》，唐宋時代選得最多的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的文章。照文體來看，該書選韻文十三篇，如《楚辭·卜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杜牧《阿房宮賦》等，這些作品都是“極聲貌而窮文”，工於描繪，描繪中雖用韻語，但與詩不同，往往韻散結合，來加強聲情之美。散文則或記人或記事，有議論有寓言等等。
目錄：
卷九・唐宋文
- 駁復仇議(柳宗元)
- 桐葉封弟辨(柳宗元)
- 箕子碑(柳宗元)
- 捕蛇者說(柳宗元)
- 種樹郭橐駝傳(柳宗元)
- 梓人傳(柳宗元)
- 愚溪詩序(柳宗元)
-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柳宗元)
- 鈷鉧潭西小丘記(柳宗元)
- 小石城山記(柳宗元)
-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柳宗元)
- 待漏院記(王禹偁)
- 黃岡竹樓記(王禹偁)
- 書洛陽名園記後(李格非)
- 嚴先生祠堂記(范仲淹)
- 岳陽樓記(范仲淹)
- 諫院題名記(司馬光)
- 義田記(錢公輔)
- 袁州州學記(李覯)
- 朋黨論(歐陽修)
- 縱囚論(歐陽修)
- 釋秘演詩集序(歐陽修)
駁復仇議
唐代：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仇，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仇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又安得親親相仇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仇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
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駁復仇議》作者柳宗元（773—819），該文是柳宗元在禮部員外郎任上寫的一篇駁論性的奏議，是針對陳子昂的《復仇議狀》而發的，作者認為，陳子昂的《復仇議》中的觀點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進而提出了個人的見解。徐元慶為父報仇，殺了父親的仇人，然後到官府自首。對於這樣一個案例，陳子昂提出了殺人犯法、應處死罪，而報父仇卻合於禮義、應予表彰的處理意見。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駁了這種觀點，認為這不但賞罰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慶報殺父之仇的行為既合於禮義，又合於法律，應予充分肯定。雖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說明封建主義的禮義和封建主義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敗、冤獄難申的封建社會，仍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全文觀點鮮明，邏輯嚴密，駁論有力。
武則天當政時，同州下圭人徐元慶之父徐爽，被下圭縣尉趙師韞殺害。後趙師韞入朝為御史，徐元慶則更姓易名，在驛站之中充當僕役。過了很久，趙師韞恰好住在這個驛舍中，徐元慶便趁機親手殺死了他，然後，投案自首。對於這個案件，當時朝中有不少人認為徐元慶為父報仇，是孝義剛烈的行為，應赦免他的罪；而陳子昂則認為，按照法律，擅自殺人的要處死。因此，他建議，應當對徐元慶依法論死，然後再對他替父報仇的行為予以表彰，並將此事編入律令。當時，大家都贊同陳子昂的主張。
柳宗元的這篇文章，是駁斥陳子昂的主張的。他引經據典，說明這種主張自相矛盾，背禮違法，造成混亂。文章雖然從維護封建的“禮”與“法”的尊嚴出發，調和為親報仇與守法之間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卻側重於說明官吏違法殺人應當受到懲處這個觀點，對人民群眾反抗暴虐官吏的行為客觀上予以支持，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護的社會現實。
文章分析透闢，語言精煉而準確。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潔廉悍”的風格。
本文屬於議論文中的駁論。作者針對陳子昂在《復仇議》中對徐元慶案件的主張提出了反駁。文章一開始，作者就旗幟鮮明地指出陳子昂的主張是錯誤的。接著，文章從“禮”和“刑”的辯證關係，得出了“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的結論。由這個結論很自然地過渡到對陳子昂提出的“誅之而旌其閭”錯誤論點的批駁上。“誅”和“旌”是矛盾的，怎麼能同時施加在同一個人身上呢?更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經典著作來為自己的觀點作佐證，這就使得本文的論點無懈可擊。
本文論點明確，論據翔實，論證手段縝密嚴謹，語言犀利明快，選詞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稱上乘之作，值得我們仿效。
桐葉封弟辨
唐代：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箕子碑
唐代：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
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並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嗚乎！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
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雲：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衝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柳宗元因參加王叔文集團，實行政治革新而獲罪，被貶滴到荒遠的邊郡為官，他的遭遇與商代賢者箕子的遭遇有類似之處。因此，這篇碑文是借讚美箕子來寄託自己的信念和抱負的。文章雖以議論為主，但行文中卻蘊含著深厚的感情和無限的感慨。
捕蛇者說
唐代：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餘悲之，且曰：“若毒之乎？餘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餘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飢渴而頓踣 一作：餓渴）
柳宗元在唐順宗時期，參與了以王叔文為首的永貞革新運動。最後失敗被貶為永州（今屬湖南）司馬。在永州的十年期間，柳宗元大量地接觸下層，目睹當地人民“非死則徙爾”的悲慘景象，他以進步的思想和身邊的素材構思了這篇《捕蛇者說》。
蔣氏在自述中提到“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這裡說的“六十歲”，指的是唐玄宗天寶中期（746—750）到唐憲宗元和初期（805—810）這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戰亂頻繁，先後發生過安史之亂、對吐蕃的戰爭、朱泚叛亂等等，全國戶口銳減，朝廷隨意增設稅收官，多立名目，舊稅加新稅，無有限制，使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儘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頒佈了兩稅法（分夏、秋兩次交稅，即課文中說的“歲賦其二”），並明文規定“敢在兩稅外加斂一文錢，以枉法論”，但這不過是欺騙百姓的手段，事實正如陸贄所說：“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又說加稅時“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人民在重賦逼迫下逃往他鄉，但悍吏仍不放過，“有流亡則攤出（由存留戶共同負擔），已重者愈重”。從這些情況來看，柳宗元“賦斂之毒有甚是蛇”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捕蛇者說》主題思想即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
柳宗元生活於唐王朝由盛到衰的時代，經過了“安史之亂”，社會各種矛盾異常尖銳複雜。統治者為了籌措軍費和滿足個人揮霍，加緊了對人民的橫徵暴斂，增加鹽稅、間架稅（房稅）、貨物稅等。
由於稅上加稅，“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大批農民紛紛逃亡，社會生產日益凋蔽。貞元二十一年亦即永貞元年（公元805年），唐順宗李誦即位，王叔文被重用。
柳宗元二十九歲作監察御史在京任職期間，就參加了以王叔文為首的進步知識分子的”政治集團“。王叔文受重用，柳宗元也被提升為禮部員外郎。王叔文，柳宗元等依靠順宗的支持，著手改革弊政，減輕賦稅，禁止宮市，釋放宮女，懲辦惡吏，選用賢臣。
可是因為反對派的強烈反抗，這場革新運動僅進行了一百四十多天就以失敗而告終。結果順宗退位，王叔文被殺，柳宗元被貶為邵州刺史，他又改貶為永州司馬。《捕蛇者說》就是柳宗元謫居永州時寫的。柳宗元被貶之後，仍然堅持他革新政治的主張，他曾說“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內”，因此仍極不滿於唐王朝的重賦繁稅，希望減輕人民負擔。柳宗元被貶謫後，與下層人民有所接觸，對民間疾苦有所瞭解，且看到“永州之野產異蛇”，聽到“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之類的事蹟，因此能以進步的政治觀點為指導，為實際生活為素材加以構思。
柳宗元寫《捕蛇者說》，旨在說明“ 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 。文本借事明道，溶理於事，因事說理，以蛇毒與賦毒相對舉而成文。
種樹郭橐駝傳
唐代：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舍其名，亦自謂橐駝雲。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早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獲，早繅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
柳宗元在參加“永貞革新”前兩年，即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曾任監察御史裡行，是御史的見習官，可以和御史一樣“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可以到各地檢查工作，民事、軍事、財政都可以過問，品秩不高而權限較廣。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間寫的，是針對當時地方官吏擾民、傷民的現象而作的。
梓人傳
唐代：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斫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餘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
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餘往過焉。委群材，會群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餘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
繼而嘆曰：彼將舍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製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炫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炫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
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
餘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餘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雲。餘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愚溪詩序
唐代：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
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鹹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焉。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鑑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柳宗元被貶永州，只能與山水為伍，從山水中尋求慰藉，一切淒涼之感、憤激之情，也只能向山水發洩。因此，這時他筆下的山水，都飽含作者深沉的酸甜苦辣。他在一首詩中說：“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本文就是一篇深得騷人之旨的好文章。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唐代：柳宗元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鹹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遊。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
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僕，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遊。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鹹會於譙門之內。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寫於作者任職永州的第七年（811）左右。作者在文中描述了當時湖南零陵地區的生態面貌，讚賞當地官吏治理自然、陶冶身性的美好追求。柳氏以此褒美善政，也借韋使君的政績，謳歌進步的政治理想。
鈷鉧潭西小丘記
唐代：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
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餘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回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蓆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貶到永州當司馬。永州是個偏僻的山溝，柳宗元在此整整住了十年。柳宗元寄情山水，創作了大量的詩歌散文；著名的《永州八記》就是柳宗元在永州時寫成的。《鈷鉧潭西小丘記》是八記中的第三篇，屬於山水遊記。
小石城山記
唐代：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逾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餘未信之。
柳宗元因參加王叔文革新運動，於唐憲宗元和元年（807年）被貶到永州擔任司馬。柳宗元在這漫長的戴罪期間，便到處遊覽，搜奇探勝，藉以開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永州八記》就是這種心態之下的遊歷結晶，此文是其中的最後一篇，作於元和七年（812年）。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唐代：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能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眾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汙，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鹹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向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
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足下前章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篇乃並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待漏院記
宋代：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也，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下死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為文，請志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此文大約寫於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當時36歲。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擔任地方州縣官職。端拱元年，太宗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二年，拜左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為文”。
黃岡竹樓記
宋代：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榦、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聞竹工雲：“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新舊歲之交，即除夕。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鹹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這篇文章以竹樓為核心，先記敘黃岡多竹，可以用來代替陶瓦，且價廉工省。繼而描寫在竹樓上可觀山水、聽急雨、賞密雪、鼓琴、詠詩、下棋、投壺，極盡人間之享樂；亦可手執書卷，焚香默坐，賞景、飲酒、品茶、送日、迎月，盡得謫居的勝概。藉齊雲、落星、井榦、麗譙各名樓反襯竹樓的詩韻，表明作者甘居清苦、鄙夷聲色的高尚情懷。繼而寫奔走不暇，眷戀竹樓之意。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代：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崤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俱滅而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
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已。(唐之末路是已 一作：矣)
全文從洛陽處天下的險要寫起——洛陽居於中原，依仗崤、澠之險峻，是秦、隴、趙、魏問的要道，所以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因而強調洛陽的盛衰是天下治亂的標誌。第二層以唐朝貞觀、開元之間高官貴族興建千餘所公卿名園的史實，論述“園圃的興廢是洛陽盛衰的標誌”，最後更進一步推論“園圃的興廢是天下治亂的標誌”。
嚴先生祠堂記
宋代：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
在《蠱》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岳陽樓記
宋代：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具 通：俱)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隱曜 一作：隱耀；淫雨 通：霪雨)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慶曆新政失敗後，范仲淹貶居鄧州。昔日好友滕子京從湖南來信，要他為重新修竣的岳陽樓作記，並附上《洞庭晚秋圖》。范仲淹一口答應，但是范仲淹其實沒有去過岳陽樓。慶曆六年六月（即1046年6月），他揮毫撰寫的著名的《岳陽樓記》一記敘文，都是看圖寫的。
諫院題名記
宋代：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
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於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本文論述了諫官的職責與重要性。作者認為向皇帝進諫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要設立諫官。因為諫官的責任重大，為此官者必須謹慎和忠誠，還要將諫官的名字刻在石上讓當時和後來的人監督。
體現了作者敢於直諫，不阿諛奉承；舉忠斥奸，不為身謀的精神。在《諫院題名記》中，他要求做諫官的“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籲名者，猶汲籲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他曾經說自己平生所作所為，沒有一件事是不能對人講的。他廉潔奉公、以節儉為樂的品德更是一直被眾傳頌。
義田記
宋代：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鹹施之。
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兇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共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唯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
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瓢囊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無錄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雲。
袁州州學記
宋代：李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澤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於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睢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在《袁州州學記》中，李覯記敘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無擇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學宮破壞、孔廟狹窄的現狀，決定興建一座新學宮的過程。當學宮落成，舉行“釋菜”祭孔的時候，在宜春講學的李覯大為感慨，發了一通議論。他說，秦始皇想萬代做皇帝，但劉邦一帶頭造反，函谷關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將領，叛變投降，爭先恐後。為什麼？是《詩》、《書》的大道理被拋棄了，人們只見私利，而沒有聽過正義之聲呀！而漢武帝、漢光帝努力發揚儒家學說，純善的風俗教化一直延續，結果民間讀書人敢講正直的話，連功高震主的軍閥，也不敢膽大妄為，聖賢的教化深入到了這個地步。如今，你們袁州的讀書人能得到神聖天子的關懷，在本地的學校學習古代聖賢，就應該培養忠孝禮節，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貴，那不僅是恥辱，也讓朝廷為政者擔憂呀！
凡是讀過《袁州州學記》的人，會覺得李覯有一股封建衛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滿了對皇帝的崇敬，反覆宣示“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的說教。但再讀思之，則又釋然。范仲淹不也是“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嗎？倘若能把這個“君”解讀成國家的話，就不難理解李覯那一片憂國憂民的赤誠了。
作為宋代散文的經典，《袁州州學記》雖然不像歐陽修散文那樣搖曳多姿，也不像蘇東坡散文那樣豪放與婉約兼備，但它凝鍊莊重的語言讓我們領略到散文厚實的格調。如果撇去它的文學意義不論而從廣告層面上去看，《袁州州學記》可能是較早宣傳宜春（袁州）的報告文學了。就憑這一點，我們也有理由感謝李覯。據史志載，最早在宜春興建昌黎書院（當時稱韓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學記》中的主角祖無擇。由此很自然會讓人想到，倘若昌黎書院還在，何不以此為基礎，建成一個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場所——就像在北京的國子監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讓人們能真切地觸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朋黨論
宋代：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鑑矣。
歐陽修幼年喪父，家境貧寒，苦讀而中進士，後歷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朝廷要職，因彈劾政敵夏竦、呂夷簡等人，屢次被罷職貶官，可謂仕途多舛。歐陽修故而憤筆寫就這篇雄文，算是對政敵的一種理論清算，也算是一吐胸中塊壘。
縱囚論
宋代：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
《縱囚論》就唐太宗縱囚一事提出了質疑，認為此事不足為訓，並明確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這一論點。這是一篇對傳統見解進行辯駁的議論文。
釋秘演詩集序
宋代：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
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歡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
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湧，甚可壯也，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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