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特：一間咖啡館的毀滅
讓我們把天花板刷亮——因為這個時代相信白色是愉快的。它希望用鮮亮的顏色吸引愉快的人。人們也愉快如病人，正如當下愉快如醫院。
本文為呂利所翻譯的羅特小說作品，作品寫於1927年。
為什麼看羅特？約瑟夫·布羅茨基曾說“羅特的每一頁都有詩”，考慮到羅特一生中絕大多數文字都是發表在報紙上的評論、散文和非虛構寫作（小說甚至只佔到其中一小部分），這不得不說是一份引人注目的讚譽。
但更直接的答案是，在與高林老爺連載《大洪水1917》的時候我們曾安排約瑟夫·羅特扮演主角在維也納的一個損友，但因為他在1917年曾被俄國人俘虜，而且在一戰期間幾乎始終都在東線戰場，我們一直缺乏他在戰爭最後一年出入維也納的在場證據。
正是出於這個考證的目的我翻閱了Michael Hofmann（這位幾乎以一己之力讓只存在於德語世界的羅特在英美也小有名氣）譯介的幾本約瑟夫·羅特著作集，除了一本可以當史料看的書信集之外就是一本和1918年沒什麼關係的非虛構作品集《旅館年代》（The Hotel Years）了。
這本集子收錄了羅特在戰間期發表的一些零散文章和非虛構文學，今天推送的這一篇正是羅特在1927年10月21日發表於《法蘭克福匯報》的文章，哀悼了一座曾生在瓷磚、鋼製傢俱和“衛生”發明之前的咖啡館。
這間咖啡館雖然位於柏林而非維也納，卻彷彿預示了他那將在30年代以特羅塔家族系列為頂點的懷舊時期的到來。文章後半段講述白色入侵咖啡館的段落尤為動人，而考慮到羅特罹患精神病的遺孀——確實在1940年被納粹從療養院送進毒氣室，成為T4計劃的犧牲品。他對“解剖室的”“發明路易氏劑的”“實驗室的”白色的控訴似已不是一種基於品味的評判，而是一段血淋淋的預言，甚至比在疫年的似冬非冬之夜，斗膽經由英文私譯羅特的作品更令人惶恐萬分。
——呂利
這咖啡館和教堂一樣老。
由粗壯的柱子支撐著的天花板似乎要消失在暮色中。天花板平坦且覆有繪畫。但因為被柱子支撐著，又藏在灰色的雪茄煙霧裡，你總覺得它是個拱形，頭頂的弧線既遮蓋著你也包裹著你，既是一座屋頂也是一件長袍。
柱子是深棕色的，表層覆蓋著打磨過的樹皮，彷彿迴歸了樹的形態。在齊眉高的地方安著鐵鉤，裝飾有鐵製的枝葉。桌子就擺放在它們的陰影之下。一個人或許知道柱子的尺寸，它從哪裡開始，又在哪裡結束；但如果用那個沒有單位、卻依舊真實存在的尺度衡量，這些柱子是無窮無盡的，每一個倚靠在柱子上的人都是孤身一人，就像整個房間裡只有他自己。也許還有人靠在柱子的另一頭。但他與你相隔百年。掛在鉤子上的外套遮住談話的喧鬧，把輕率的言談包裹起來。坐在咖啡館的正中間，可以像身處森林中央一樣隱秘無聞。
進咖啡館之前，你得先推開一道厚重的綠色天鵝絨遮簾，上面裝飾著皮革。它比鐵門或橡木門更重，也與門框契合得更緊。它像一條冬季斗篷一樣掛在入口。你把它推到一邊，再走進來，它馬上就在你身後合上。你來到了暖和的地方——無論是在秋天還是二月，甚至在聖誕節。
在抬高的入口平臺之外是寬廣而晦暗的吧檯。形狀與大小各異的瓶子數不勝數，五顏六色的標籤上閃著金光，在背後若隱若現，在它們之前是一排閃光的玻璃杯，乳白色的咖啡杯和一摞茶勺，叮噹作響，唱著輕佻的旋律——一位女士在吧檯後面，不知站著還是坐著。你看不清她的身體是如何支撐的。她的出身也是個謎。她可能正棲息在一把吧檯椅上。她的面色是蒼白的，有些缺乏生氣，彷彿被古老的燭光點燃。她面容的線條是姣好的——除了線條也看不出什麼——讓人想到一場尚未老去的春天。或許她根本不存在，有人用小鹿色的蠟筆把她畫在了柔軟的紙上。這是因為她似乎正從畫框裡向外張望，或從高處的窗戶俯瞰屋頂。她的眼神遊移不定……
一位頗有風度的紳士正悄然從咖啡館中穿過。他認識所有顧客。他會突然從一根柱子背後出現，幫一個人穿上外套，他顯然已經關注那個人的動靜有一段時間了——現在他出手相助，正是時候。他致人以剋制的問候，帶著一種幾十年來被人以更冷淡的態度相待卻待人如故的矜持。——晚安——他將頭微微前傾，似乎正在說——不用感謝我。我不需要感謝。——當他替人拿外套時，他彷彿成了一個長著胳膊的衣帽架。如果有侍應生輕慢了，紳士便久久地盯著他，讓他注意。他像將軍一樣巡視地形，像醫生一樣解人困難，像管家一樣歡迎訪客，像戲劇導演一樣監督侍應生的出入，像守護天使一樣關照被遺棄的與落單的人，也像上帝一樣從未改變。他既不年輕也不老，他的髮色既不白也不深，他的表情既不熱切也不頹喪，我也從未見他坐下或休息片刻。
這就是我朋友克拉克在晚上光顧的那家咖啡館，他總帶著書和手稿，還有晚報，和一個（夾餡的）麵包卷。這個時候其他人都已回家，或者外出進晚餐了，但他喜歡簞食負卷，來這裡吃晚飯。他用左手將書頁託在桌下，用右手將不可名狀的食物一口口送到嘴邊。別人會享用幾枚放在玻璃杯裡的溏心蛋，紅黃相間，混雜著細碎的蛋殼。他則只點一杯咖啡，甚至不是濃縮咖啡，而是最土氣的那種。我們所在的這一整座咖啡館，裡面的桌子、椅子，我們身後的柱子，侍應生，那位優雅的紳士，還有光線、吧檯和那位女士都成了我朋友麵包卷的調味料。而在此時，整座咖啡館也樂於表現出一副請他作客的模樣，歡迎他帶著自己的晚食前來。這就是這地方的待客之道。
可現在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咖啡館重新裝修了。門口再也沒有遮簾了。為了讓柱子保持整潔，門口的右側添置了一個衣櫥。進門時你得把外套乖乖交進去，就像進劇院。巨大的窗戶下裝著窄窄的一道綠色窗臺。現在柱子是白色的，天花板也是白色的。把壁畫抹掉！——時代的精神如是說——反正在煙霧裡也看不清。時代的顏色是白色的，是實驗室的白，就像發明了路易氏劑的房間；它白得像教堂，白得像浴室，白得像解剖室，白得像鋼白得像粉筆，白得像清潔劑，白得像屠夫的圍裙，白得像手術檯，白得像死亡，也像這個時代對死亡的恐懼！讓我們把天花板刷亮——因為這個時代相信白色是愉快的。它希望用鮮亮的顏色吸引愉快的人。人們也愉快如病人，正如當下愉快如醫院。
天花板沒有變低，但只要塗白也足夠了。現在它用一刻不休的衛生感向我們的頭上壓來。光不是來自燈，而是來自體溫計一樣的玻璃柱——或許它們真的在測量室溫。光從側面打來，不會傷到眼睛，因此就連裝著假眼的盲人也能看清小報文章。地面不再鋪有木地板，而是鋪著用白線的灰色石磚——至少看起來是這樣。（腳的觸感告訴你所謂石磚其實是橡膠或油氈製成的。）一種不發出聲音的石磚，一種可以在上面跳踢踏舞的石磚。真衛生。聾啞人能在這種寂靜裡聽清廣播了。桌子的數量增加了三分之一，舒適的扶手椅都被扔了出去。直背的新椅子專供筆直的後背，它們鍛打身體，本身也是鋼製的。吧檯現在就像藥店的櫃檯。侍應生有一本配方簿。一個衣服上有金紐扣的侍童，面相既有乳臭又有血色，穿著緊身短夾克，像丘比特、墨丘利和遞信童的混合體，正派發著不含尼古丁的香菸。只要你提出來，就能得到一杯能治癒心臟病還能助你入眠的咖啡。吧檯後的女士不在了，消失了，被噴槍塗抹，徹底除去了。那位優雅的紳士也不在了。（今後你還能像那樣被人問候嗎？）他看不慣咖啡館的演進道路，這條路號稱從德意志直通百老匯，卻從不與選帝侯堤道（Kurfürstendamm）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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