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特：一间咖啡馆的毁灭
让我们把天花板刷亮——因为这个时代相信白色是愉快的。它希望用鲜亮的颜色吸引愉快的人。人们也愉快如病人，正如当下愉快如医院。
本文为吕利所翻译的罗特小说作品，作品写于1927年。
为什么看罗特？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罗特的每一页都有诗”，考虑到罗特一生中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发表在报纸上的评论、散文和非虚构写作（小说甚至只占到其中一小部分），这不得不说是一份引人注目的赞誉。
但更直接的答案是，在与高林老爷连载《大洪水1917》的时候我们曾安排约瑟夫·罗特扮演主角在维也纳的一个损友，但因为他在1917年曾被俄国人俘虏，而且在一战期间几乎始终都在东线战场，我们一直缺乏他在战争最后一年出入维也纳的在场证据。
正是出于这个考证的目的我翻阅了Michael Hofmann（这位几乎以一己之力让只存在于德语世界的罗特在英美也小有名气）译介的几本约瑟夫·罗特著作集，除了一本可以当史料看的书信集之外就是一本和1918年没什么关系的非虚构作品集《旅馆年代》（The Hotel Years）了。
这本集子收录了罗特在战间期发表的一些零散文章和非虚构文学，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正是罗特在1927年10月21日发表于《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哀悼了一座曾生在瓷砖、钢制家具和“卫生”发明之前的咖啡馆。
这间咖啡馆虽然位于柏林而非维也纳，却仿佛预示了他那将在30年代以特罗塔家族系列为顶点的怀旧时期的到来。文章后半段讲述白色入侵咖啡馆的段落尤为动人，而考虑到罗特罹患精神病的遗孀——确实在1940年被纳粹从疗养院送进毒气室，成为T4计划的牺牲品。他对“解剖室的”“发明路易氏剂的”“实验室的”白色的控诉似已不是一种基于品味的评判，而是一段血淋淋的预言，甚至比在疫年的似冬非冬之夜，斗胆经由英文私译罗特的作品更令人惶恐万分。
——吕利
这咖啡馆和教堂一样老。
由粗壮的柱子支撑着的天花板似乎要消失在暮色中。天花板平坦且覆有绘画。但因为被柱子支撑着，又藏在灰色的雪茄烟雾里，你总觉得它是个拱形，头顶的弧线既遮盖着你也包裹着你，既是一座屋顶也是一件长袍。
柱子是深棕色的，表层覆盖着打磨过的树皮，仿佛回归了树的形态。在齐眉高的地方安着铁钩，装饰有铁制的枝叶。桌子就摆放在它们的阴影之下。一个人或许知道柱子的尺寸，它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但如果用那个没有单位、却依旧真实存在的尺度衡量，这些柱子是无穷无尽的，每一个倚靠在柱子上的人都是孤身一人，就像整个房间里只有他自己。也许还有人靠在柱子的另一头。但他与你相隔百年。挂在钩子上的外套遮住谈话的喧闹，把轻率的言谈包裹起来。坐在咖啡馆的正中间，可以像身处森林中央一样隐秘无闻。
进咖啡馆之前，你得先推开一道厚重的绿色天鹅绒遮帘，上面装饰着皮革。它比铁门或橡木门更重，也与门框契合得更紧。它像一条冬季斗篷一样挂在入口。你把它推到一边，再走进来，它马上就在你身后合上。你来到了暖和的地方——无论是在秋天还是二月，甚至在圣诞节。
在抬高的入口平台之外是宽广而晦暗的吧台。形状与大小各异的瓶子数不胜数，五颜六色的标签上闪着金光，在背后若隐若现，在它们之前是一排闪光的玻璃杯，乳白色的咖啡杯和一摞茶勺，叮当作响，唱着轻佻的旋律——一位女士在吧台后面，不知站着还是坐着。你看不清她的身体是如何支撑的。她的出身也是个谜。她可能正栖息在一把吧台椅上。她的面色是苍白的，有些缺乏生气，仿佛被古老的烛光点燃。她面容的线条是姣好的——除了线条也看不出什么——让人想到一场尚未老去的春天。或许她根本不存在，有人用小鹿色的蜡笔把她画在了柔软的纸上。这是因为她似乎正从画框里向外张望，或从高处的窗户俯瞰屋顶。她的眼神游移不定……
一位颇有风度的绅士正悄然从咖啡馆中穿过。他认识所有顾客。他会突然从一根柱子背后出现，帮一个人穿上外套，他显然已经关注那个人的动静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他出手相助，正是时候。他致人以克制的问候，带着一种几十年来被人以更冷淡的态度相待却待人如故的矜持。——晚安——他将头微微前倾，似乎正在说——不用感谢我。我不需要感谢。——当他替人拿外套时，他仿佛成了一个长着胳膊的衣帽架。如果有侍应生轻慢了，绅士便久久地盯着他，让他注意。他像将军一样巡视地形，像医生一样解人困难，像管家一样欢迎访客，像戏剧导演一样监督侍应生的出入，像守护天使一样关照被遗弃的与落单的人，也像上帝一样从未改变。他既不年轻也不老，他的发色既不白也不深，他的表情既不热切也不颓丧，我也从未见他坐下或休息片刻。
这就是我朋友克拉克在晚上光顾的那家咖啡馆，他总带着书和手稿，还有晚报，和一个（夹馅的）面包卷。这个时候其他人都已回家，或者外出进晚餐了，但他喜欢箪食负卷，来这里吃晚饭。他用左手将书页托在桌下，用右手将不可名状的食物一口口送到嘴边。别人会享用几枚放在玻璃杯里的溏心蛋，红黄相间，混杂着细碎的蛋壳。他则只点一杯咖啡，甚至不是浓缩咖啡，而是最土气的那种。我们所在的这一整座咖啡馆，里面的桌子、椅子，我们身后的柱子，侍应生，那位优雅的绅士，还有光线、吧台和那位女士都成了我朋友面包卷的调味料。而在此时，整座咖啡馆也乐于表现出一副请他作客的模样，欢迎他带着自己的晚食前来。这就是这地方的待客之道。
可现在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咖啡馆重新装修了。门口再也没有遮帘了。为了让柱子保持整洁，门口的右侧添置了一个衣橱。进门时你得把外套乖乖交进去，就像进剧院。巨大的窗户下装着窄窄的一道绿色窗台。现在柱子是白色的，天花板也是白色的。把壁画抹掉！——时代的精神如是说——反正在烟雾里也看不清。时代的颜色是白色的，是实验室的白，就像发明了路易氏剂的房间；它白得像教堂，白得像浴室，白得像解剖室，白得像钢白得像粉笔，白得像清洁剂，白得像屠夫的围裙，白得像手术台，白得像死亡，也像这个时代对死亡的恐惧！让我们把天花板刷亮——因为这个时代相信白色是愉快的。它希望用鲜亮的颜色吸引愉快的人。人们也愉快如病人，正如当下愉快如医院。
天花板没有变低，但只要涂白也足够了。现在它用一刻不休的卫生感向我们的头上压来。光不是来自灯，而是来自体温计一样的玻璃柱——或许它们真的在测量室温。光从侧面打来，不会伤到眼睛，因此就连装着假眼的盲人也能看清小报文章。地面不再铺有木地板，而是铺着用白线的灰色石砖——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脚的触感告诉你所谓石砖其实是橡胶或油毡制成的。）一种不发出声音的石砖，一种可以在上面跳踢踏舞的石砖。真卫生。聋哑人能在这种寂静里听清广播了。桌子的数量增加了三分之一，舒适的扶手椅都被扔了出去。直背的新椅子专供笔直的后背，它们锻打身体，本身也是钢制的。吧台现在就像药店的柜台。侍应生有一本配方簿。一个衣服上有金纽扣的侍童，面相既有乳臭又有血色，穿着紧身短夹克，像丘比特、墨丘利和递信童的混合体，正派发着不含尼古丁的香烟。只要你提出来，就能得到一杯能治愈心脏病还能助你入眠的咖啡。吧台后的女士不在了，消失了，被喷枪涂抹，彻底除去了。那位优雅的绅士也不在了。（今后你还能像那样被人问候吗？）他看不惯咖啡馆的演进道路，这条路号称从德意志直通百老汇，却从不与选帝侯堤道（Kurfürstendamm）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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