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中西文化交流與碰撞開始，中國語言學始終在繼承中國傳統和全盤西化兩種思潮的論辯中抉擇著發展的道路。西方語言學的方法帶給中國語言學研究新的因素，也造成漢語研究完全“形式化”和“抽象化”的弊病。強調工具性，忽略人文性和過度量化的問題也相繼產生。回眸語言學在當代的發展，審視今天語言學研究的現狀，我們仍然面臨道路的抉擇。在漢語事實的基礎上深入研究自己的母語；站在母語的立場上學習西方先進又適合漢語的方法，警惕盲目的全盤西化；努力汲取傳統語言學的精華，走自主創新之路，應當是發展中國語言學的坦途。
關鍵詞
語言文字學；中國傳統，人文性
中國語言文字學面臨的抉擇
（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1906年6月，章太炎先生出獄後到日本，在東京成立國學講習所，9月開講，演講的第一個題目是《論語言文字之學》[1]，在這篇講演稿中，章太炎一開始就說：“今日諸君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此語言文字之學，古稱小學……此皆當以音為主，而訓詁屬焉，其於字形，略不一道，合此三者，乃成語言文字之學。”太炎將包含音韻、文字、訓詁之學的“小學”，改造成“語言文字之學”，一方面將字本位的“小學”，改造為語言文字並重的“語言文字學”，對中國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與此同時，他對自己的三個代表作的寫作意圖，進行了闡釋，他說：“餘以寡昧，屬茲喪亂，悼古義之淪喪，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語原，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2]以語言的尋根，來達到民族自信的目的，是他開拓出三個代表作的主要目的。重視歷史，重視傳統的延續，是被壓迫民族保護自己文化必須也只能遵循的道路。文化的多樣化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前提，這並不違背國際化的原則。這也就是一些民主革命的中堅人物以為默契的思想。
但是，貧弱中國自強的意願，處在列強包圍的環境下舉步維艱，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矛盾激烈發生，兩種思潮也就絕然對立起來。1929年，胡適在《文化的衝突》[3]一文中提出，對西方新文明有三種態度，一種是抗拒，一種是全盤接受，一種是選擇性接受。他表示，沒有人主張抗拒，他自己後悔曾主張過選擇性接受，因而，對西方新文明要採取“一心一意接受的態度”。在這篇文章裡，胡適對吳稚暉的觀點，表示贊同。什麼是吳稚暉的觀點呢？他最典型的說法是：中國的道德“都是低級和粗淺的”，而歐洲人的道德和生活方式“都超越其他種族之上”，“總體是高超的”。
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之爭，在知識界有過幾個回合。如今我們來客觀地看待這段與中國道路相關的思想論辯歷史，可以擇取其中或多或少的合理部分。而現今中國已經初步擺脫貧弱，討論問題的背景早已經轉換。只是，在對這一問題論辯的回眸中，我們看到的是，建設自信文化的重要性。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中國語言學發展的道路，正是在這兩種思潮的論辯中不斷抉擇。
19-20世紀之交，晚清洋務運動之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文化輸入以語言輸入為前奏。各類雙語詞典和專科雙語詞典不斷湧入，在反封建的同時，漢字幾乎成為“打倒”的對象，文言文被當做封建的代稱失去普及的意義。歐化句子和“洋涇浜”言語日趨流行，母語的安全其實已經發生了問題。西方語法是隨著基督教的傳播進入中國的，《馬氏文通》標誌著中國語言學突破幾千年的“小學”，產生了新的因素。
漢語的研究受西方語言學觀念與方法的影響至深。舉例來說：結構語言學教給我們最有用的是共時語言的描寫，這裡面凝聚著幾個觀念：共時與歷時，語言系統，描寫。音系和音位的概念也是西方教給我們的。如果我們立足自己的語言和歷史來吸收這些方法的合理性，對漢語語言學的發展會是有利的。
但是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除了語法，中國傳統語言學的內容已經從教育領域撤除，其中的一部分又在受著批判，更離開了普及領域。而那些對西方形態語言和拼音文字適合的觀念和方法，一旦到了中國語言學的頂層，有兩個不言而喻的思想被無形中凝固在我們的研究中，一個是“形式化”，另一個是“抽象”。語言的內容也就是意義被語言學忽略，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想要找回來，也是在句法結構的框架下研究，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語言學門類。這讓我們以史為鑑，清楚的看到，用西方的語言學思想來統帥漢語的局勢，在一個世紀以前已經形成，習慣成自然，現在我們不自覺地還在接受著。
20世紀初，辛亥革命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幾千年帝制推而不倒，不斷復辟；與此同時，封建思想的暗流仍在湧動，作為精神層面的“國故”主流派，雖然旨在提醒維護民族獨立的重要性，但在形式上與舊思想的界限難以劃清，現代化的意識尚未明確樹立，堅持以文言來傳播思想的執念更影響了他的發展，因此在語言學上，未能成為社會思想的主流。但是，他們發展文化和語言學的思想，或許會值得我們警醒。
太炎最著名的論斷是：“中國之小學及歷史，此二者，中國獨有之學，非共同之學。”“凡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言文、歷史，其體自方，自以己國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4]另一位代表人物黃節把“國粹”定義為“國家特別之精神”，他說：“夫執一名一論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別之曰我國之粹，非國粹也。發現於國體，輸入於國界，蘊藏於國民之原質，具一種獨立之思想者，國粹也。有優美而無粗觕，有肚旺而無稚弱，有開通而無錮弊，為人類進化之腦髓者，國粹也。天演家之擇種留良，國粹保存之義也。”[5]
所以，“國故”並非主張一切都以中國為好，也不是西方先進的文化都不可學習，在他們的理念裡，浸透著繼承與借鑑都要以己為中心、求先進、圖發展的強國願望。他們思想的核心是：要看到自己母語的特性，自己歷史傳統的獨特性；不可放棄自己的優秀文化而盲目崇尚西方、全盤西化。失去自我的語言研究，必會削弱母語，背離語言和歷史不能取自域外的至理。
如果從中國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看，中國近代語言學史，應當給章太炎將舊“小學”轉變為“中國語言文字學”以重要的地位，以之作為中國現代語言學的起點。這並不是說，“小學”是不要改造的；但這個起點會把我們引導到遵循漢語的特點來研究語言，讓語言學對中國文化的普及、基礎教育的進步、全民素養的提高、中國信息的傳播起到應有的作用。
半個世紀以後，中國語言學崇尚西方、輕視傳統的不良影響，並沒有完全消除，20世紀初產生的問題不但沒有被糾正，反而順勢之下， 有所加重。表現之一就是語言學的人文性受到更大的衝擊。
50年代學習蘇聯，《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有不少觀點對中國語言學有絕對的影響，其中有一部分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盲目學習、未加識斷，使其中片面的地方也被吸收。例如，語言三要素被界定為物質外殼的語音、構成材料的詞彙、結構句子的語法，仍然沒有提到語言的內容——語義。“語言是工具”的思想否定了“文以載道”的合理性，僅僅把語言看成“器”，看做一種符號，一種形式。
信息時代到來後，漢字進入了計算機，中文可以進行信息處理了，資源庫、語料庫、數據庫產生，作為符號的漢語和漢字的數理特性，也就更為彰顯。受到泛科技思潮的影響，語言文字研究更多采用自然科學的量化方法，“數據”成為一種科學的標記，很多研究不懂得以定量求定性方法的應用，採用絕對定量的做法，把作為人文符號的語言文字變成數理符號，抹殺了其中的民族特點，忽略了其中的文化因素，消減了語義的經驗性，結論又怎麼能夠符合語言事實？
近年來，評估制度中反映出的崇洋媚外，對語言學的西化傾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能取之域外”的漢語語言研究的優劣要國外說了算，一箇中國語言學學者的成就要看國外學者的評價甚至親疏態度來衡量。研究中國語言學的學者不出國甚至硬性地不能評高級職稱。制度的制定者甚至忘記一個早已普及的文化定律，“對於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是國際的”。我們的語言學國際化，應當是創造自己民族語言的精品來與海外對話，是以自主創新的成就獲得話語權，不是每天想著用漢語的事實來證明西方的論斷都是正確可用的——當然，有一部分是可用的，我們自然應當吸收。評估制度引發的功利追求，功利追求形成的時潮，時潮帶來的盲目性，使我們自己的語言學傳統，公然被歧視、被摒棄，受著頗有力度的衝擊。而其中一個十分顯著的問題，就是衝擊語言的人文性。
語言文字既是符號，研究它外在的形式和結構，當然沒有錯；語言文字符號既有系統，當然會有一部分數理的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量化，這也是一種進步；語言作為符號系統，確實是人思維和交流思想的工具，這一點也不貶低它。但是，語言首先是人說的話，不是隻有形式，形式是內容決定的。語言文字的確是符號，但這種符號不是純數理符號，而是人文符號。語義是語言的內容，只有形式，沒有內容，不是語言。意義不是純粹客觀理性的，是包含經驗的，意義關係呈不等距的網絡狀，不能抽象為完全等距的數理符號。漢語恰恰是重意義而意義又隱形、內化的，如果我們把意義全部抽象掉，讓其中的經驗流失，置隱於底層的內化意義於不顧，語言文字研究會丟掉多少信息？還能真正描寫出它的真相來嗎？
漢語當然不是沒有句子結構，但是韻律常常對結構形成“挾持”狀態。啟功先生有一個極為生動的比喻，他說韻律是漢語的血小板，沒有它，不成為正常的血液。韻律像陷阱，想躲它，一不小心就掉進去。單句裡不能說的，對句裡都能說，散文裡不能說的，韻文裡到處有。沒有形式的意合法，不具標記的內在範疇，形成一種“文氣”，充滿了特例，漢語語感不強的外國人甚至早就遠離了傳統的中國人都難以體會，完全形式化的歸納掛一漏萬，四處不適應，到處是特例。語言文字都是負載文化的，如果我們連文化都抽象掉，把人文性拋棄，它還能是真正的漢語漢字嗎？語言文字抽象到只剩了形式，最後完全可以用數學公式來計算，它丟掉的信息恐怕會是最本質的東西，得到的結論還能不能還原為人說的話？研究一個事物，最後驗證時已經不再是這個事物，還談什麼科學性？
失掉了語言文字學的人文性，產生了什麼樣的後果？
首先是年青一代語言學的人才，越來越失去了真正漢語的語感。胸中的經史、詩書漸漸缺乏。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好文章，都變成了一句一句的例子，甚至句子也拆成一個一個的詞來研究。自古以來的“道”與“器”的關係被破壞了，我們的前輩語言學傢俱有的文氣、文采很難找到了，幾代老一輩學者對漢語漢字醇厚的感覺也越來越少了。語言文字學變得乾澀無趣，在普及層面、在教育領域，很少被閱讀者喜愛。
經、史必須“小學”來解讀、闡釋，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學和文學作了上百年的夥伴，但文學無法運用語言學的成果，反而因為語言學固化了一些形式，容易使文章僵化，很少被文學關注，更不要說吸取。中國自西周開始，語言文字就與教育相生。“禮、樂、射、御、書、數”——“書”是識字，當然屬於語文；“數”的教科書《九章算術》一直與“小學”（文字、音韻、訓詁學）同科，是用語文的方式編寫的；“禮樂”要訓練，但觀念、規範寫在經書上，也要閱讀文本，理解文意，其實也是基於高級語文。射箭和駕車雖屬於武科；但是，“射御”在“禮樂”的覆蓋下，首先是要閱讀和理解文本的。所以，一切教育均以語文為基礎。
但是現在的語言學研究對語文教育的切入度少得可憐。語法要分專家語法和教學語法，似乎專家語法就應該不能在教學裡用。詞彙、語義在語文課裡應當是非常重要的，但現在的研究也不能介入。說到漢字，小學一至三年級，應當以識字為主，帶動閱讀；三年級以後以閱讀、寫作為主，增強識字。中國傳統教育識字的經驗最豐富，“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可是，漢字的字理至今不能系統進入小學識字教學，不能通過字理關聯語義。中國幾千年的語言文字都不僅僅是語言形式，而是帶著思想、載負情感、富有文化、凝聚美感的話語和篇章。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需要引導學生積累，積累的不只是幾條形式化的規律，更多的是具體環境中的言語經驗和優質的母語語感。現有的語言學研究插不上手，與語言文字學人文性的失落應當是有關係的。
把人文性排斥在語言學之外的一些觀念，已經越來越顯性化了，這樣做，我們將越來越遠離語言的藝術，更會越來越失去對語言教育的話語權。問題不止這一個方面，這只不過是最關鍵的問題。
事實說明，20世紀初期語言學在當時環境下產生的問題，今天並沒有解決，我們面臨的抉擇，仍然是是否要正確對待自己的優秀傳統，是否要自信、自覺地立足自己的母語的抉擇。
處理好中與西、今與古的關係，做到語言學的自主創新，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至關重要，“立足中國、借鑑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這將是中國語言學發展的方向。
（文章來自《勵耘語言學刊》2017年第1輯）
註釋
[1] 這篇演講稿經過潤色後，發表在《國粹學報》12-13期上（1907年1月4日和1907年2月2日），章念馳編《章太炎演講集》收入此篇講演稿，寫明時間1906年9月，是實際演講的時間。章念馳編：《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頁。
[2]章太炎：《國故論衡·小學略說》，杭州：浙江圖書館，1919年。
[3]轉引自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中冊），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胡適英文原文發表在《中國基督教年鑑》1929年，此文系根據張景明譯文。本文題目也有翻譯成《中國今日之文化衝突》者。
[4]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制言》半月刊，1936年，第25期。
[5]黃節（1873-1935），國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晦聞，字玉昆，號純熙，別署晦翁、佩文、黃史氏、蒹葭樓主等。引文出自《國粹保存主義》，發表在《政藝通報》光緒28年（1902）12月30日第22期。
王寧，1936年生，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北師大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主任，章黃學術在當代中國的重要傳人。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
專欄畫家：黃亭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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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黃國學
有深度的大眾國學
有趣味的青春國學
有擔當的時代國學
北京師範大學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漢字研究與現代應用實驗室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漢語研究所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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