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黃永玉的人品：
一、黃永玉和《苦戀》
黃永玉年齡長我14歲，我當美院國畫系一年級學生時，他任美院版畫系講師，應是從香港歸來四五年，據彼時香港報人中知名人士回憶，他在香港並無藉藉之名，不似後來《苦戀》中所描述已赫然大家，只是在大公報畫些題頭、尾花之類。我曾看到他當年所刻幾幅以兒童為題材的木刻作品，竊以為雖今之美院低班生亦可達其水平，不過誠如魯迅先生所說：人都有光屁股的時節，正不須如《羅密歐與朱莉葉》中朱莉葉的保姆，時時要拿出朱莉葉兒時的尿布給人看。不過黃永玉的缺點是向白樺、彭寧諸朋友介紹自己時，不免過於浪漫，其神童式的穎悟程度竟如白居易之“生七月識知無二字”，以至於小說《苦戀》中的凌晨光在二十來歲時已成了世界名流。這裡順便提一下《苦戀》，白樺兄當時對黃永玉一腔熱情，初不料卻上了黃永玉的當。在《苦戀》甫成之時，白樺曾和我通話，說給黃永玉、梅溪念過了，他們感動得抱頭大哭，茲後又聞葉楠兄雲，黃永玉想主演《苦戀》改編後的電影《太陽和人》中的凌晨光，夏公講這太滑稽了，他這才罷休。設以黃永玉的容貌而上電影，我想那真夠得上李太白所稱的“塵穢視聽”四字。
然事亦有不可逆料者，不久《太陽和人》被批，主要論點是凌晨光女兒在影片中的話：“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這句話乃脫胎於黃永玉日常談話。當白樺被批時，黃永玉則落井下石，在某權威雜誌起而聲明：不知道《太陽和人》是寫他，倘知道是寫他，那是不允許的，似乎已忘了當初與梅溪抱頭失聲的情景。
二、黃永玉和我曾相濡以沫
在美院當學生時，我與黃永玉無緣相識，只是很多年後，即四人幫時，他處境蹇促，百無聊賴。有一次我的好友楊先讓教授告訴我，黃永玉十分欣賞你的書法，想請你寫幾個字，記得我題：“卓葷觀群書”和“無惑”兩張字由楊轉交，意思是希望他放開眼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靜心讀書以解愁悶。不久，他邀我去他京新巷四號的翦陋的小瓦房去，牆上掛的就是這五個字。在十年浩劫的悽風苦雨中，這些雖已成昔年花黃、他日眼淚，但似乎不當淡忘。
不久，四人幫臭名昭著的批“黑畫”運動開始，黃永玉的獨眼貓頭鷹首當其衝，他的朋友們都十分關切他的命運，當時白樺、張鍥等人和我在賀龍元帥遺孤賀捷生的組織之下，寫過好幾份材料直上毛澤東，其中就包括所謂四人幫羅織罪名批黑畫的問題。四人幫既倒，關於此事，在文代會的材料中有詳細的描述。當黃永玉被人帶到黑畫展會場受批判的時候，我在人群中大呼：“永玉，我看不出這些畫黑在什麼地方。”與他握手，他當時“恐慄為兒恆狀”，佝僂著身軀逡巡而去，後來他見到我，既贊既嗔地指著我“罵”道：“你這傢伙，這多危險”、“你真是美術界的俠客”。你不忘舊情，曾以龔自珍“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袖口十年香”來激賞此事，我不認為你當時的感情有任何虛偽之處，因為你不只對我當面如此講，揹著我也如此講，北京畫界都以為我們是忘年莫逆了。
三、黃永玉矛盾的人格
黃永玉的為人按“性格組合論”來分析，他是相違相悖、迥然不同性格的揉合，忽而豪放，忽而猥瑣，忽而傲視權貴，忽而趨附門庭，既慷慨又慳吝，既直率又陰詐，一切隨時間、地點、條件而定，宛如七月的彩雲，變幻莫測。他是非常清高的，但在北京他又以“朝扣富兒門，暮逐肥馬塵”著稱，他面部肌肉變化之神速，由氣指頤使而阿諛奉承，只俯仰問事，在京門也堪稱一絕。尤其當大人物八十壽誕之類的時刻，他必匐伏於地作丈二鉅作，送貨上門，一幅“花好葉茂”傳為京城美談，能於一張畫上同時捧兩位領導人而又恰到好處，使人深感他運用詩道賦、比、興手法之高明。黃永玉似乎是很不願當官的，但連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芥菜子大小一職，四年前在山東選舉時，因為他人緣太惡，幾乎落選，為此三夜失眠。
改革開放伊始，自京新巷搬住南沙溝之後，愛國如黃永玉者，對洋貨陷入盲目的貪心，竟至在室內放置六臺收錄機，身上掛三架照相機，其弟黃永厚當時謫居合肥工大宿舍，家中只一臺磚頭大小的錄音機，吱吱作水車聲。黃永厚講“家兄雖有六臺立體聲錄音機，但我沒有看見他耳朵聽大”。而且黃永厚告訴我，有一次黃永玉叫他摸摸自己穿的一件外套，永厚不知其緣故，黃永玉講：“二千美金一件。”
四、黃永玉寡情薄義
作家馮驥才曾有名篇“雕花菸斗”記述一木刻家本人喜刻菸斗，四人幫肆虐之秋，有一位花匠時時送鮮花給正受批判的木刻家，四人幫就擒之後，木刻家挑一最劣菸斗送他了事，寡情薄義如此，真是發人深嘆。無獨有偶，曾有一次黃永玉賜顧我新源裡陋廬，我將一些可憐的收藏品給他看，其中唯一令他驚歎的是西安博物館唐昌東先生贈我的懿德太子墓的線描刻石拓片，那真是精美絕倫的唐刻。隔日，我去黃永玉京新巷小屋，遞他一封信，其中就放的這張拓片，並有我的兩句話：“我很愛它，它似乎更愛你。”秀才人情，亦可謂傾囊相贈，當時他感動得至於汪然出涕。不久他回報我的的的確確是一隻最劣的菸斗，菸嘴上已齒痕累累，顯是棄置不用久矣，然而天下就有這樣的痴情人，我將此菸斗置於櫃內欣賞著，放在案前撫摸著——在沒有看清某人的本性之前，人們會被最廉價地捉弄。
有一次，在某縣一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告訴我的朋友，黃永玉曾來彼縣，備受款待，臨向前不留墨寶卻贈他“一方印”，那位朋友以為黃永玉對一普通美術工作者隆情厚誼如此，可欽可敬，然而拿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張幾方寸的紙上鈐一“黃永玉”的朱印，鄙吝為人，令人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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