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永玉的人品：
一、黄永玉和《苦恋》
黄永玉年龄长我14岁，我当美院国画系一年级学生时，他任美院版画系讲师，应是从香港归来四五年，据彼时香港报人中知名人士回忆，他在香港并无藉藉之名，不似后来《苦恋》中所描述已赫然大家，只是在大公报画些题头、尾花之类。我曾看到他当年所刻几幅以儿童为题材的木刻作品，窃以为虽今之美院低班生亦可达其水平，不过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人都有光屁股的时节，正不须如《罗密欧与朱莉叶》中朱莉叶的保姆，时时要拿出朱莉叶儿时的尿布给人看。不过黄永玉的缺点是向白桦、彭宁诸朋友介绍自己时，不免过于浪漫，其神童式的颖悟程度竟如白居易之“生七月识知无二字”，以至于小说《苦恋》中的凌晨光在二十来岁时已成了世界名流。这里顺便提一下《苦恋》，白桦兄当时对黄永玉一腔热情，初不料却上了黄永玉的当。在《苦恋》甫成之时，白桦曾和我通话，说给黄永玉、梅溪念过了，他们感动得抱头大哭，兹后又闻叶楠兄云，黄永玉想主演《苦恋》改编后的电影《太阳和人》中的凌晨光，夏公讲这太滑稽了，他这才罢休。设以黄永玉的容貌而上电影，我想那真够得上李太白所称的“尘秽视听”四字。
然事亦有不可逆料者，不久《太阳和人》被批，主要论点是凌晨光女儿在影片中的话：“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这句话乃脱胎于黄永玉日常谈话。当白桦被批时，黄永玉则落井下石，在某权威杂志起而声明：不知道《太阳和人》是写他，倘知道是写他，那是不允许的，似乎已忘了当初与梅溪抱头失声的情景。
二、黄永玉和我曾相濡以沫
在美院当学生时，我与黄永玉无缘相识，只是很多年后，即四人帮时，他处境蹇促，百无聊赖。有一次我的好友杨先让教授告诉我，黄永玉十分欣赏你的书法，想请你写几个字，记得我题：“卓荤观群书”和“无惑”两张字由杨转交，意思是希望他放开眼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静心读书以解愁闷。不久，他邀我去他京新巷四号的翦陋的小瓦房去，墙上挂的就是这五个字。在十年浩劫的凄风苦雨中，这些虽已成昔年花黄、他日眼泪，但似乎不当淡忘。
不久，四人帮臭名昭著的批“黑画”运动开始，黄永玉的独眼猫头鹰首当其冲，他的朋友们都十分关切他的命运，当时白桦、张锲等人和我在贺龙元帅遗孤贺捷生的组织之下，写过好几份材料直上毛泽东，其中就包括所谓四人帮罗织罪名批黑画的问题。四人帮既倒，关于此事，在文代会的材料中有详细的描述。当黄永玉被人带到黑画展会场受批判的时候，我在人群中大呼：“永玉，我看不出这些画黑在什么地方。”与他握手，他当时“恐栗为儿恒状”，佝偻着身躯逡巡而去，后来他见到我，既赞既嗔地指着我“骂”道：“你这家伙，这多危险”、“你真是美术界的侠客”。你不忘旧情，曾以龚自珍“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袖口十年香”来激赏此事，我不认为你当时的感情有任何虚伪之处，因为你不只对我当面如此讲，背着我也如此讲，北京画界都以为我们是忘年莫逆了。
三、黄永玉矛盾的人格
黄永玉的为人按“性格组合论”来分析，他是相违相悖、迥然不同性格的揉合，忽而豪放，忽而猥琐，忽而傲视权贵，忽而趋附门庭，既慷慨又悭吝，既直率又阴诈，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定，宛如七月的彩云，变幻莫测。他是非常清高的，但在北京他又以“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著称，他面部肌肉变化之神速，由气指颐使而阿谀奉承，只俯仰问事，在京门也堪称一绝。尤其当大人物八十寿诞之类的时刻，他必匐伏于地作丈二巨作，送货上门，一幅“花好叶茂”传为京城美谈，能于一张画上同时捧两位领导人而又恰到好处，使人深感他运用诗道赋、比、兴手法之高明。黄永玉似乎是很不愿当官的，但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芥菜子大小一职，四年前在山东选举时，因为他人缘太恶，几乎落选，为此三夜失眠。
改革开放伊始，自京新巷搬住南沙沟之后，爱国如黄永玉者，对洋货陷入盲目的贪心，竟至在室内放置六台收录机，身上挂三架照相机，其弟黄永厚当时谪居合肥工大宿舍，家中只一台砖头大小的录音机，吱吱作水车声。黄永厚讲“家兄虽有六台立体声录音机，但我没有看见他耳朵听大”。而且黄永厚告诉我，有一次黄永玉叫他摸摸自己穿的一件外套，永厚不知其缘故，黄永玉讲：“二千美金一件。”
四、黄永玉寡情薄义
作家冯骥才曾有名篇“雕花烟斗”记述一木刻家本人喜刻烟斗，四人帮肆虐之秋，有一位花匠时时送鲜花给正受批判的木刻家，四人帮就擒之后，木刻家挑一最劣烟斗送他了事，寡情薄义如此，真是发人深叹。无独有偶，曾有一次黄永玉赐顾我新源里陋庐，我将一些可怜的收藏品给他看，其中唯一令他惊叹的是西安博物馆唐昌东先生赠我的懿德太子墓的线描刻石拓片，那真是精美绝伦的唐刻。隔日，我去黄永玉京新巷小屋，递他一封信，其中就放的这张拓片，并有我的两句话：“我很爱它，它似乎更爱你。”秀才人情，亦可谓倾囊相赠，当时他感动得至于汪然出涕。不久他回报我的的的确确是一只最劣的烟斗，烟嘴上已齿痕累累，显是弃置不用久矣，然而天下就有这样的痴情人，我将此烟斗置于柜内欣赏着，放在案前抚摸着——在没有看清某人的本性之前，人们会被最廉价地捉弄。
有一次，在某县一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朋友，黄永玉曾来彼县，备受款待，临向前不留墨宝却赠他“一方印”，那位朋友以为黄永玉对一普通美术工作者隆情厚谊如此，可钦可敬，然而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张几方寸的纸上钤一“黄永玉”的朱印，鄙吝为人，令人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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