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對每一個人都不陌生，一生當中總有感受到的時刻，最怕的是一生都在感受孤獨。人們對魯迅的評價中總少不了孤獨這一項，連魯迅自己也說過，《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就是他自己。大抵如此，《孤獨者》也被認為是最具魯迅精神自況性質的小說。
《孤獨者》創作於1925年，後收入小說集《彷徨》。在這篇小說中，魯迅塑造了一個被人們認為是異類的知識分子形象，他以一個文化先覺者的身份出現，但在生存面前，不得不向現實作出妥協，無奈的陷入與以往文人的歷史宿命之中。
文化先覺者--魏連殳的命運抗爭
我已經躬行了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
這句話是小說主人公魏連殳的信中之言，一句話寫出了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先覺者們的執著與歷史宿命。一個覺醒的知識分子，一個敢於蔑視封建傳統禮教、高舉著現代思想時代大旗的吶喊者，一個心懷拯救時代的精神戰士，最終不得不由救人轉向自救，當上了杜師長的顧問。小說通過魏連殳的信中之言，深刻的展現了一個文化先覺者的痛苦無奈與掙扎。
文化自覺作為社會發展的必需，已成為人們的共識。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只有自覺還不夠，還要有先覺，即文化的先覺。當代作家馮驥才認為，知識分子的性質之一就是前瞻性和先覺性，在全社會的文化自覺中，最先自覺的應是知識分子，文化先覺更是知識分子的首要責任。
文化先覺不是一種覺察，而是一種思想。魏連殳被人們看作異類，在S城，他學動物學教得卻是歷史，對人愛理不理，卻喜歡多管閒事；常說家庭應該被破壞，一領薪水便寄給祖母，一日也不拖延。因此成為S城人的談資。在他的家鄉也是一個異類，他是唯一一個出外遊學的人，村裡人把他看作是“吃洋教”的“新黨”。這些看似格格不入的行為，背後折射出的是一種具有現代性的精神追求。他出外遊學接受了西方文化的薰染，蔑視現實中的禮法人情，但同時他又有著超越常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對祖母，對租客家的孩子，格外關愛。
20世紀初的中國，在外來文化思潮的衝擊下，魏連殳的思想超越了傳統知識分子，已具備現代化的精神追求，並能夠以一位文化先覺者的身份解構傳統的精神模式，他已然背棄了傳統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進入自己的人生追求。這一點在我們現在看來難能可貴，而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包括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還在堅守著“庸眾”的位置。因此，魏連殳的失業與他的才幹無關，而是由於他的價值觀與時代產生了衝突，一個“異類”的生存空間受到了壓縮與排擠，導致了他的孤獨與生存危機。
縱觀歷史長河，魏連殳式的孤獨者並不少，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把“懷才不遇”的悲歌唱了一代又一代，而一旦“懷才而遇”，他們便把自己的感激化為行動，以此作為對明君的回饋。知恩圖報是一種人生美德，不能否認其產生的歷史價值，但同時也體現了它的時代侷限性。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命運的沉浮全都掌握在了封建君主手裡，人生價值的發揮全都鎖定在了封建禮教編織而成的自上而下的等級關係中，不論個人有多麼超群的才華也不能違背和打破封建社會構建的尊卑觀。因此造成的結果便是，知識分子在提升的過程中，逐漸的被集體意識同化，造成自我獨立意識的嚴重缺失，一旦“懷才不遇”便進入個人命運的悲劇模式。這樣的個人悲劇在封建社會反覆上演，正是因為封建知識分子求賢若渴的心理已然成為封建社會的集體記憶，並形成一種穩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
很顯然，魏連殳也陷入了知識分子歷史宿命的生命怪圈，在現實面前，他不得不優先選擇自救。所以他說，我已經真的失敗。但他與傳統的知識分子又有著本質的區別，當他作了杜師長的參謀之後，他的精神並沒有得到解脫，功名與富貴並不能給他帶來精神上的愉悅。這也就意味著他的精神並沒有被擊垮，他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初衷，精神並沒有走向死亡。在魯迅的筆下，他“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裡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魯迅把他比作一頭“受傷的狼”，象徵著魏連殳不幸的生命際遇和不屈的精神抗爭，他在反抗中陷入絕望，通過向傳統社會意識的外在妥協進行個人自救，又在絕望中堅持反抗，保持內在精神的純粹，當了參謀的魏連殳通過自虐式的生活方式宣洩著精神上的鬱悶和仇恨。雖然他又被歷史的慣性拉回到傳統知識分子的宿命中，但即使生命走向毀滅，也時刻渴望衝破傳統秩序和社會庸眾築起的時代圍牆。
一個時代如果沒有一批富於文化良心、淡泊名利的知識分子，沒有他們的明察秋毫、苦苦思辨和敢作敢為，這個時代的文化就會陷入混沌與迷茫。“五四”運動能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離不開那個時期一批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為那個糾結時代的文化注入了進步思想，為時代的發展指明瞭一條光明的道路。《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就是這樣一個五四時期的文化先覺者，儘管他以失敗結束了自己的使命，但並不能抹殺他作為一個時代文化進步的推動者所做出的貢獻。
文化先覺者--魯迅的命運抗爭
魯迅著有兩本經典的短篇小說集，一曰《吶喊》，一曰《彷徨》。他的人生輝煌始於《新青年》，《新青年》在魯迅的人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他戰鬥過的最重要的文化陣地。
《吶喊》的誕生源於魯迅與錢玄同的一段關於鐵屋子的對話。1917年，錢玄同找到魯迅希望他能寫點文章。魯迅給他講了一個鐵屋子的故事：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熟睡的人們，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 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錢玄同反駁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很明白，雖然他有自己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1918年初，魯迅加入了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於是有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這是徹底的反封建的第一聲吶喊，再後來有了《吶喊》小說集。他開始作為一位文化旗手加入了民主科學陣營，站到了反對舊禮教和舊文學的偉大斗爭的前列。魯迅把自己在《新青年》時期的創作稱之為“遵命文學”，在《南腔北調集·自序》中，他這樣說：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願意遵奉的命令，絕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新青年》於1926年終刊，這個文化陣營解散後，其成員或高升或隱退，各奔前程。魯迅當時的思想情緒充滿矛盾，他說：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大有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腐朽。我對於這腐朽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還非常空虛。他思想上的矛盾焦點在於，他不明確他的出路在哪兒，不知道該走到哪裡去。《彷徨》便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誕生的，但他並沒有停下鬥爭的腳步，他幫助有志青年們創辦雜誌，出版書籍，鼓勵他們翻譯俄羅斯文學作品，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在反抗中絕望，又在絕望中反抗，這便是真的猛士。
魯迅和“魏連殳”所處的時代，是晚清和民國初年大變革的時代。作為一個既浸染著傳統也沐浴了西風的讀書人，他們孜孜以求探尋拯救民族和國民的“良方”，下定決心用筆“改良這人生”，以博大的人文情懷將自己和最廣大民眾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關注著“病態社會”中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精神病苦。為了引起療救的注意，並造成一個使新生命能夠誕生的機運，魯迅和“魏連殳”們甘當“掃蕩一切舊物”的馬前卒，喚醒沉睡在舊時代下的國人。從而體現出，最先覺醒的文化先覺者在超越時代和從眾的社會行為中呈現出的自身價值。
有學者說，一個有思想的青年早晚都要和魯迅相遇。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怎麼也繞不過去的作家，思想家和啟蒙者。魯迅思想的魅力，就在於他對民族性格的根性剖析具有長久的“當代性”。一百多年前，魯迅懷著改造國民精神的啟蒙主義思想，走上了文學之路。作為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文化旗手，他的精神在下一個一百年依舊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他生命中展現的理性光芒永不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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