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对每一个人都不陌生，一生当中总有感受到的时刻，最怕的是一生都在感受孤独。人们对鲁迅的评价中总少不了孤独这一项，连鲁迅自己也说过，《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是他自己。大抵如此，《孤独者》也被认为是最具鲁迅精神自况性质的小说。
《孤独者》创作于1925年，后收入小说集《彷徨》。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塑造了一个被人们认为是异类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以一个文化先觉者的身份出现，但在生存面前，不得不向现实作出妥协，无奈的陷入与以往文人的历史宿命之中。
文化先觉者--魏连殳的命运抗争
我已经躬行了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这句话是小说主人公魏连殳的信中之言，一句话写出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先觉者们的执着与历史宿命。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一个敢于蔑视封建传统礼教、高举着现代思想时代大旗的呐喊者，一个心怀拯救时代的精神战士，最终不得不由救人转向自救，当上了杜师长的顾问。小说通过魏连殳的信中之言，深刻的展现了一个文化先觉者的痛苦无奈与挣扎。
文化自觉作为社会发展的必需，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只有自觉还不够，还要有先觉，即文化的先觉。当代作家冯骥才认为，知识分子的性质之一就是前瞻性和先觉性，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文化先觉更是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
文化先觉不是一种觉察，而是一种思想。魏连殳被人们看作异类，在S城，他学动物学教得却是历史，对人爱理不理，却喜欢多管闲事；常说家庭应该被破坏，一领薪水便寄给祖母，一日也不拖延。因此成为S城人的谈资。在他的家乡也是一个异类，他是唯一一个出外游学的人，村里人把他看作是“吃洋教”的“新党”。这些看似格格不入的行为，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精神追求。他出外游学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蔑视现实中的礼法人情，但同时他又有着超越常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对祖母，对租客家的孩子，格外关爱。
20世纪初的中国，在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下，魏连殳的思想超越了传统知识分子，已具备现代化的精神追求，并能够以一位文化先觉者的身份解构传统的精神模式，他已然背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进入自己的人生追求。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看来难能可贵，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包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还在坚守着“庸众”的位置。因此，魏连殳的失业与他的才干无关，而是由于他的价值观与时代产生了冲突，一个“异类”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压缩与排挤，导致了他的孤独与生存危机。
纵观历史长河，魏连殳式的孤独者并不少，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把“怀才不遇”的悲歌唱了一代又一代，而一旦“怀才而遇”，他们便把自己的感激化为行动，以此作为对明君的回馈。知恩图报是一种人生美德，不能否认其产生的历史价值，但同时也体现了它的时代局限性。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命运的沉浮全都掌握在了封建君主手里，人生价值的发挥全都锁定在了封建礼教编织而成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关系中，不论个人有多么超群的才华也不能违背和打破封建社会构建的尊卑观。因此造成的结果便是，知识分子在提升的过程中，逐渐的被集体意识同化，造成自我独立意识的严重缺失，一旦“怀才不遇”便进入个人命运的悲剧模式。这样的个人悲剧在封建社会反复上演，正是因为封建知识分子求贤若渴的心理已然成为封建社会的集体记忆，并形成一种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很显然，魏连殳也陷入了知识分子历史宿命的生命怪圈，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优先选择自救。所以他说，我已经真的失败。但他与传统的知识分子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他作了杜师长的参谋之后，他的精神并没有得到解脱，功名与富贵并不能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这也就意味着他的精神并没有被击垮，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精神并没有走向死亡。在鲁迅的笔下，他“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鲁迅把他比作一头“受伤的狼”，象征着魏连殳不幸的生命际遇和不屈的精神抗争，他在反抗中陷入绝望，通过向传统社会意识的外在妥协进行个人自救，又在绝望中坚持反抗，保持内在精神的纯粹，当了参谋的魏连殳通过自虐式的生活方式宣泄着精神上的郁闷和仇恨。虽然他又被历史的惯性拉回到传统知识分子的宿命中，但即使生命走向毁灭，也时刻渴望冲破传统秩序和社会庸众筑起的时代围墙。
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一批富于文化良心、淡泊名利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明察秋毫、苦苦思辨和敢作敢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会陷入混沌与迷茫。“五四”运动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离不开那个时期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为那个纠结时代的文化注入了进步思想，为时代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是这样一个五四时期的文化先觉者，尽管他以失败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但并不能抹杀他作为一个时代文化进步的推动者所做出的贡献。
文化先觉者--鲁迅的命运抗争
鲁迅著有两本经典的短篇小说集，一曰《呐喊》，一曰《彷徨》。他的人生辉煌始于《新青年》，《新青年》在鲁迅的人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他战斗过的最重要的文化阵地。
《呐喊》的诞生源于鲁迅与钱玄同的一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1917年，钱玄同找到鲁迅希望他能写点文章。鲁迅给他讲了一个铁屋子的故事：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 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反驳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很明白，虽然他有自己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1918年初，鲁迅加入了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于是有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彻底的反封建的第一声呐喊，再后来有了《呐喊》小说集。他开始作为一位文化旗手加入了民主科学阵营，站到了反对旧礼教和旧文学的伟大斗争的前列。鲁迅把自己在《新青年》时期的创作称之为“遵命文学”，在《南腔北调集·自序》中，他这样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新青年》于1926年终刊，这个文化阵营解散后，其成员或高升或隐退，各奔前程。鲁迅当时的思想情绪充满矛盾，他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大有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常空虚。他思想上的矛盾焦点在于，他不明确他的出路在哪儿，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去。《彷徨》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但他并没有停下斗争的脚步，他帮助有志青年们创办杂志，出版书籍，鼓励他们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反抗中绝望，又在绝望中反抗，这便是真的猛士。
鲁迅和“魏连殳”所处的时代，是晚清和民国初年大变革的时代。作为一个既浸染着传统也沐浴了西风的读书人，他们孜孜以求探寻拯救民族和国民的“良方”，下定决心用笔“改良这人生”，以博大的人文情怀将自己和最广大民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注着“病态社会”中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并造成一个使新生命能够诞生的机运，鲁迅和“魏连殳”们甘当“扫荡一切旧物”的马前卒，唤醒沉睡在旧时代下的国人。从而体现出，最先觉醒的文化先觉者在超越时代和从众的社会行为中呈现出的自身价值。
有学者说，一个有思想的青年早晚都要和鲁迅相遇。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作家，思想家和启蒙者。鲁迅思想的魅力，就在于他对民族性格的根性剖析具有长久的“当代性”。一百多年前，鲁迅怀着改造国民精神的启蒙主义思想，走上了文学之路。作为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文化旗手，他的精神在下一个一百年依旧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他生命中展现的理性光芒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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