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失利後:茅屋半間無得住,牡丹猶自起樓臺

徐渭(1521-1593),字文長,紹興府山陰人,明代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戲曲家。徐渭自評“書一詩二文三畫四”,他的繪畫研究相比書法詩文最晚進入現代研究視野,吳昌碩、齊白石等人對徐渭繪畫風格的實踐推動了徐渭在繪畫史上的地位,潘天壽以畫家的身份研究徐渭使人們注意到徐渭繪畫的藝術理論性,後代學者多沿著此路徑對徐渭繪畫風格進行分析。

失敗的科舉經歷是學界分析徐渭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徐渭坎坷的科舉激發了他的藝術創作,這樣的論斷漸成“常識”,學者多探討其科舉與詩文書法之間的關係,但少有人深入論斷徐渭的科舉與繪畫之間的關係。1990年高居翰先生在故宮博物院吳門畫派研討會上提出“有素養的職業畫家類型”作為探討畫家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繪畫風格關係的一個概念。高居翰認為,社會地位就像畫家所繼承的特性一般,其在特定的風格上有著與生俱來的表達方式。他以吳偉為典範,建立一個明代的畫家類型。這類畫家有如下全部或部分特徵:中下階層出身,或家境貧寒;幼時即天資聰穎;所受教育以入仕為目的,但卻中途受挫;行為放誕,有時佯狂或甚至到了真瘋的地步;其別號或齋名冠上如“仙”“狂”及“痴”等字;參與通俗文化如雜戲、詞曲等;愛好優雅都會生活,縱情酒色;願與富裕和有權勢的人結交,但卻不至於諂媚。在高居翰先生的啟發下,筆者認為徐渭或許代表了一批在科舉中苦苦掙扎不得法、最後不得以“皈依”藝術的畫家。本文願以徐渭為例,探究科舉失利者如何一步步走向藝術創作之路。

科舉“八不售一”

徐渭出生在一個家道中落的中下層官僚家庭。其父徐鏓於弘治二年中舉,官至“夔州府同知”,但在徐渭出生百天之際就去世了,“是年五月望,渭生百日矣,先考卒”。徐鏓的弟弟徐鎡成化十六年中舉,官至福建邵武府同治。徐鏓的族弟徐冕弘治五年中舉,官至刑部郎中。徐渭的兩個哥哥徐潞、徐淮也均未取得功名,徐鏓一家因為徐鏓本人的早亡,徐渭的兄長徐璐不善於經營,到徐渭十歲時已經破落。到徐渭二十五歲時(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二哥徐淮去世,“有毛氏遷屋之變,費悉空。”徐家連祖宅都被鄉里豪紳奪取,“卜居為豪無賴所佳誤,家殆盡”。徐渭因入贅潘家,一直在潘家居住。可知徐家的經濟狀況非常糟糕。

徐渭的科舉之路異常艱辛。少年英才的他20歲時才“進山陰學諸生,得應鄉科”,然此後“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在徐渭四十二歲那年,胡宗憲因嚴嵩倒臺解幕,徐渭恐受其牽連精神大受打擊。他四十三歲那年入李春芳幕僚,後因開罪李春芳被廢考。“是歲甲子,當科,而以是故奪。後竟廢考”,廢考一事導致徐渭狂病發作,嘉靖四十六年,精神錯亂中的徐渭殺妻,入獄七年,被張元忭等人營救出獄後,徐渭也失去了生員資格。

徐渭的科考之路也並未受到家族的什麼幫扶。徐家出的唯一的一個進士是徐冕的孫子徐桓,萬曆八年庚辰的進士,官至給事中、按察副使。徐桓中舉時徐渭已至晚年,已因殺妻入獄案剝奪了生員資格。徐渭曾試圖讓自己的兒子徐枚投靠徐桓,但枚在桓處不得桓意,徐渭感慨道“前世不知作何業,有此惡種”。

繪畫“窮而後工”

徐渭既不能通過科舉考試來改變生活境遇,就必須用自己的才能謀生。入獄前他靠做幕僚以文代耕,但在殺妻入獄後,被剝奪生員資格的他境況全然改變,他將目光投向了繪畫了。徐渭曾自評“書一詩二文三畫四”,筆者認為徐渭的繪畫緣起於他科舉失利。

隆慶二年(1568),四十八歲的徐渭在獄中寫下《贈送馬先生序》,文中表露出習畫的意願:

鄭虔善著書,攻圖畫及書法、詩,嘗自寫以獻玄宗,玄宗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當其時,宰相珍之,為特置廣文館,又自廣文選著作郎。及為安史所汙,與王維等就係宜陽,然卒用畫得免。......而病就榻且踰兩春,忽忽有鄒陽之變,一纓南冠,援琴而鼓之,嘆曰:“嗟乎哉!使曩時者三數年之月,不滯廢於他端,以得一意握筆,從事於先生,即使不進於道,苟得聞其繪採,其在今日,倘得宜陽之免乎?”

他介紹鄭虔因書畫才能被唐玄宗賞識,而自己八試不第現在還深陷囹圄,他在反思感嘆之餘,認為自己與鄭虔的差別在於繪畫。所以他感慨道:“嗟乎哉!使曩時者三數年之月,不滯廢於他端,以得一意握筆,從事於先生,即使不進於道,苟得聞其繪採,其在今日,倘得宜陽之免乎?”筆者認為此時徐渭已產生了寄希望於繪畫來解決現實困境的想法。

駱玉明、賀聖遂認為,徐渭開始習畫的時間是在隆慶二年(1568年)。此觀點亦可從現存徐渭作品中得到證實。故宮博物院藏徐渭《花卉圖》中有一副牡丹圖,上有題詞“四十九年貧賤身,何曾妄憶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從四十九年貧賤身一句能推測出來,此作應題於1569年,徐渭四十九歲的時候。此圖與萬曆五年(1577年)的《十六種花卉卷》中的牡丹畫法接近,基本可以斷定為是徐渭早期繪畫作品。

科举失利后:茅屋半间无得住,牡丹犹自起楼台

《徐渭人物花卉圖》,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914b816dd50c4af496596392f2830acf

說明:(明)徐渭,《徐渭人物花卉圖》,藏於故宮博物院,文物號:新00082136-9/15。此畫作於1569年。畫面題詩:“四十九年貧賤身,何曾妄憶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

科举失利后:茅屋半间无得住,牡丹犹自起楼台

《十六種花卉圖》(局部),資料來源: 紫都、馬剛編著:《徐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15頁。

說明:(明)徐渭,《十六種花卉圖》(局部),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此畫作於萬曆五年(1577年)。畫面題詩:“老夫墨掃草間秋,六瓣尖尖雪色流。用盡邢州沙萬斛,未便琢出此搔頭。”

“墨牡丹”可謂是徐渭獨創的意象,他認為“牡丹為富貴花主,光彩奪目,故昔人多以鉤染烘托見長。今以潑墨為之,雖有生意,終不是此花真面目。蓋餘本窶人,性與梅竹宜,至榮華富麗,風若馬牛,宜弗相似也”。潑墨畫人間富貴花這種新意背後,我們能洞察到徐渭藝術創作中的靈性與反叛,亦能窺見他對現實境況的些許失意。正如高居翰先生所言:“徐渭苦悶的一生雖然經常見諸其文字,卻從未把這份自怨自艾表現在畫上。”徐渭一生留下許多關於“墨牡丹”的畫作和詩文。1579年初夏,徐渭在1569年牡丹詩作的基礎上稍作改動,“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憶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又創作新詩一首“毫端紫兔百花開,萬事惟憑酒一杯。茅屋半間無得住,牡丹猶自起樓臺”,徐渭將這兩首詩一併題在了另一幅牡丹畫作上。之後的萬曆二十年(1592年),人生已至尾聲的徐渭又將此詩題在了另一幅牡丹圖中。

自隆慶元年下獄褫奪生員資格後,“洛陽春”成為徐渭再不可即的痴念,他寄希望於繪畫,試圖效仿鄭虔期望得到君主的賞識,但是無果。他在人生的最後時刻仍希冀“牡丹猶自起樓臺”,但現實報以他的是“茅屋半間無得住”。

繪畫沒有成為他改變命運的另一個契機,只是成為了他養家餬口的生計來源之一。從留存作品來看,徐渭的繪畫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祝壽圖、寫真像,或者是佛教、道教題材的民間繪畫,這符合明中期市民生活的審美,可看做是徐渭對於顧客和市場的迎合。從文字記錄來看,陶望齡《徐文長傳》中稱徐渭:“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為之。”王思任也說他“貧即鬻自所書畫,得飲食便止,終不蓄餘錢”。徐渭經常將自己的書畫報酬記錄在題畫詩中,報酬或是錢兩或是物品,在《盛懋畫千巖競秀卷》中徐渭記載了自己題畫所得“三百青蚨”;某子以大蟹索畫,徐渭回之以墨蟹一臍和松根醉眠道士圖一幅。

筆者認為記錄報酬於詩中亦是徐渭的一種反叛,因為中國傳統士人是恥於將藝術與金錢沾染關係的。他“以畫代耕”卻不曾“因畫致富”,“得飲食便止”。徐渭在萬曆五年(1577)的《十六種花卉卷——梅花》題詩道:“曾聞餓到王元章,米換梅花照絹量。畫手雖低貧過爾,絹量今到老文長。”他以王冕典故自勉,渲染了“士不遇”的困頓。因此徐渭對自己書畫報酬的記錄可以理解為他對社會的一種諷刺。

科举失利后:茅屋半间无得住,牡丹犹自起楼台

(明)徐渭,《十六種花卉卷——梅花》,藏故宮博物院。

在明代科舉取士的大背景下,對於生員們而言,科舉(仕途)與藝術(文藝)之間,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科舉仕途,藝術不過是培養“士人”的一個環節,而非最終目標。明代謝肇淛總結道:“蓋至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畫顯名者不絕,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為不急之務,溺進仕進,不復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觀世變也。”科考成功者入仕後專心於如何仕進,於藝術方面更加不復留心,而科考失敗者窮而後工,於書畫處不斷取得造詣。徐渭就是“山林之士”中的典型代表,類似的還有唐寅、陳洪綬等等。

吳歷在《墨井畫跋》中曾雲:“古人能文不求薦舉,善畫不求知賞。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草衣藿食,不肯向人。”在此理論下,徐渭顯然不是個有藝術追求的文人,他作《上提學副使張公書》“託書自陳”始得入山陰縣學為諸生;他還寄希望於繪畫,希望求得賞識改變命運。而正所謂“窮而後工”,惡略的境遇令徐渭不得以向現實低頭,也令他於困境中、現實中產生無數藝術創作的靈感。

按高居翰先生根據社會階層和經濟狀況對畫家風格的分析與定位,徐渭顯然屬於“有素養的職業畫家類型”。但在具體畫家的個案藝術分析中,還應視具體情況而論。徐渭的繪畫題材選擇並未十分怪異,甚至還迎合了市場需要,他原創性的特殊之處更多的是展現在畫面表現形式和筆觸運用上。筆者認為,徐渭終身都掙扎在科舉與藝術之間,即使在“茅屋半間無得住”的晚年,他仍期待“牡丹猶自起樓臺”。筆者認為,徐渭的繪畫選擇,受到了他科舉失利、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的影響,其作品中的反叛色彩,充滿了對社會無奈的表達與抗爭。

參考文獻:

1.(明)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2.(明)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3. 沈子丞:《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第1982年。

4.紫都、馬剛編著:《徐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

5.駱玉明、賀聖遂:《徐文長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6.(美)高居翰著:《江岸送別》,夏春梅等譯,北京:三聯書店,第2009年。

7.(美)高居翰:《唐寅與文徵明作為藝術家的類型之再探》,北京故宮博物院:《吳門畫派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8.孫明道:《布衣與簪裾:科舉下的徐渭董其昌畫風》,《中國書畫》,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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