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科技帶來的困境，我們該“怎麼辦”？是擁抱還是限制？是放棄還是與其共進退？
與阿米什人集體選擇的辦法不同，“在現代世俗社會，特別是西方，對技術的選擇屬於個人行為、個人決策”。集體選擇能夠在現代多元社會里產生廣泛的影響嗎？
通過大量的實例，凱文·凱利先生細緻地剖析了從“禁令原則”到“預防原則”，再到“警醒原則”的轉變。
工業革命早期，有實力的機構如教會、政府、手工業行會，都會在不同的時期對新冒出來的技術加以限制。比如幕府時代的日本曾禁止使用槍支，中國的明朝禁止海上探險，絹紡在意大利遭禁200年之久。
但是，事實證明這種禁令的做法是徒勞的，“禁令本質上是延期令”。該出現的一定會出現，該流行的一定會流行。
與“禁令原則”不同，“預防原則”看起來要開明一些。“預防原則”看上去並不粗暴地拒絕技術的使用，或者說並不根據什麼戒條阻止技術的流行。但是，“預防原則”要求技術的使用，要“洞悉其可能帶來的風險”，也就是說，“證明無害”。這一要求其實與“禁令原則”沒有實質的區別。比如1992年世界首腦峰會達成的《里約宣言》中，有這樣的話：“具有造成重大危害之不確定可能性的活動應被禁止。除非該活動支持者證明不存在造成危害的巨大風險。”
凱文·凱利先生認為，這種原則理論上好聽，但實際行不通。技術的負面效應既不可能完全祛除，也不可能完全預知。比如DDT的使用就是這樣。60年前DDT是有功之臣，它消滅了50%以上的瘧疾。但是十幾年後，DDT對水資源、土壤、物種的侵害就昭然天下了。
代替“預防原則”的應該是“警醒原則”：主動地預測和評估技術可能的發展方向，如同對待生物後代一樣，“我們可以而且應該不斷為科技後代尋找技術‘益友’，引導它們朝最好的方向發展”。
試圖駕馭或者拒絕技術元素，都是片面的。不如學會與技術元素“共同進退，而不是針鋒相對”。凱文·凱利先生提醒道：在基因技術、機器人技術、信息技術和納米技術這四個領域，自我複製、自我繁殖、滾雪球式的發展，已經大大提高了技術元素的複雜性，科技的自主性也在同步增長。
對有害技術的合理反應，不是放棄研發或者停止生產科技產品，而是開發更好的、更具生命親和力的技術。即對有害技術的合理，我們不是拋棄或者置之不理，任其肆意發展，而是要有耐心的去發現、挖掘、開拓為人類創造美好未來的技術。就與同我們培養自己的小孩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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