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扭曲的劉備，與老祖宗遺留的成功寶典
從陳壽的史書典籍《三國志》成書，到三國相關故事口口相傳流傳民間，古文典籍與民間智慧實現了一次交融、互通與豐富、昇華，中國的文學寶庫多了一本經典名著，中國的文學語言多了更多精彩滋味。
這期間，劉備的形象始終是以“忠厚仁慈”被寫上書籍、流傳民間、深入人心的。直到魯迅在寫《中國小說史略》，在論及《三國演義》的時候，說了一句“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使得劉備這個以往堅不可摧的形象開始顯得有些曖昧。
其實魯迅的意思，是在說羅貫中在創作《三國演義》，塑造人物形象的時候失於簡單化、偶像化、極端化，屬於對文學藝術手法的商榷，並沒有火力十足地攻擊人物形象或者人物形象背後那個真實的歷史原型。套用魯迅那句“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模型，“劉備的形象本來並不曖昧，揣摩的人多了，也便成了猜忌”，《三國演義》劉備的形象也隨著魯迅的一句話而逐漸扭曲。
一團呈飽和狀態的水蒸氣，倘若沒有灰塵之類的凝結核，便成不了雲彩。任何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人物，便是多元而複雜的構成，由純粹的“好”或者“壞”組成的極端化的“單質”人，遍翻古今中外的史書，估計也很難找出一兩個來。由曖昧、揣摩到猜忌，劉備形象一旦有了這個方向的“凝結核”，後世的人們便會從劉備複雜錯綜、豐富多彩的經歷、言行中找出許許多多“近偽”的證據。
無獨有偶，與魯迅同時期的民國學者李宗吾，從1912年起，先後發表了《厚黑學》《我對聖人之懷疑》等著作和文章，其中貫穿一個重要思想，那便是“古之帝王將相權謀成功之道和英雄豪傑不外‘面厚心黑’而已”。因著這套學說，李宗吾被人稱為“厚黑教主”。按照李宗吾的思想，劉備就是典型的“臉厚”代表，曹操則是典型的“心黑”代表。
而“厚黑教主”李宗吾本人，則一點都不“臉厚心黑”，他曾經做過官，做官的時候正直清廉，勇於任事。後來由於不滿當時的官場黑暗而憤然辭官回鄉，以清貧潦倒終其一生。李宗吾當時創立“厚黑學”並著書立說，其根本目的估計有二：一是辛辣諷刺當時那些貪墨成性、禍國殃民、荼毒生靈的軍閥、官僚、地主，二是出於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需要。
封建時代的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既然要反得徹底，就必須撕開一些偽裝的面孔，打倒一批被人信奉的偶像。出於這種需要，民間傳聞多、粉絲廣的蜀漢政權創立者、昭烈帝劉備就不幸被樹了典型、舉了例子。
恰如老子《道德經》中說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劉備的不幸很快就變成了幸運。由“紅”轉“黑”，本該一改往日的尊榮與恩寵，被人厭惡和唾棄。但“黑化”的劉備不但沒有從此被人釘上恥辱柱、推下罪惡潭，反而因禍得福，繼續被人崇拜和模仿。
為什麼？因為近代以來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社會上流行起了成功學，而“厚黑教主”李宗吾的那本《厚黑學》，悍然成了躋身成功學的一門重要課程。如此一來，劉備這個以“厚顏”縱橫三國的人物，由搖身一變，成為白手起家、布衣稱帝、名利雙收的成功典範，被那些信奉厚黑成功學的人仔細揣摩、潛心研究，甚至紮實效仿。這種令李宗吾恐怕也始料不及的轉變，與劉備，這是大幸；與文化，則恐怕是大不幸吧！
曹操在“煮酒論英雄”的時候，曾經坦然對劉備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事實的確如此，在劉備時代，能夠堪稱“時代英雄”且在一個重量級上的，唯有曹操與劉備。劉備手下的五虎上將、曹操手下的五子良將，不過是勇力超人，借用聶紺弩先生的話說，僅是供英雄驅策的“猛士”而已；諸葛亮、郭嘉、賈詡之流，不過是英雄手下的謀士。
作為唯一堪和劉備匹敵的對手，曹操有很多先天優勢。例如他是曹嵩的兒子，曹嵩又是東漢末年中常侍曹騰的養子。中常侍是手握實權、幾乎掌控東漢政權的宦官勢力中的高層，論起家世背景，曹操就比劉備這個“中山靖王之後”實在了許多。
論起出身，曹操很年輕就通過舉孝廉擔任朝廷官員，用“五色棒”建立了最初的威望和政治資本，而劉備雖然曾經拜訪名師刻苦求學，但最初操持的職業不過是“織蓆賣履”的底層勞苦大眾。
曹操起兵“創業”，有曹仁、曹洪、夏侯淵、夏侯惇等“曹氏八虎”作為起底班子，“打虎還需親兄弟，上陣莫過父子兵”，血緣關係、宗族利益形成的紐帶本來就更加牢固和可靠，更何況“八虎”要麼勇力過人，要麼智勇雙全，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助力團隊。而在結識關羽、張飛之前，劉備一無可以信賴、可以依靠的血脈親屬，二無生死可託、性命相交的至交好友，堪堪一個煢煢孑立的“孤家寡人”。
諸葛亮在《隆中對》裡分析天下形勢，在論及北方曹操的時候用“非危天時，亦抑人謀”八個字高度概括。在劉備、諸葛亮談論天下、作創業規劃的時候，曹操已經平復了袁紹，擁兵百萬，挾漢獻帝以令諸侯，形成了大氣候。這期間自然有各種先天優勢，但曹操最主要的特徵、也就是最為依賴的就是“謀”。“謀”是“智謀”的簡稱，按照古代的德行仁義禮智信“五常”，這種品質就該歸類為“智”。
曹操的“智”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識時務、順潮流的大局觀。這在整個《三國演義》裡雖沒有刻意描寫，但也十分顯著。例如組織隊伍鎮壓黃巾軍起義、矯詔動員諸侯征討董卓，這顯然是對天下形勢、發展潮流在充分預判後的選擇，足見其卓識遠見。例如力排眾議接漢獻帝回朝，足見其政治眼光。
曹操第二個“智”是精於籌劃，善於機變，用《三國演義》的話說就是“奸雄本色”。後世的人經常把曹操光腳見許攸這段作為證明曹操奸詐的證據，因為在對待軍中存糧問題時，曹操面不改色地給許攸連撒了三個謊。這似乎並不能證明曹操的奸詐，軍糧多寡在當時的戰爭條件下應該非常重大的軍事機密，曹操倘若逢人便實言相告，似乎也太過缺乏保密意識和頭腦了。曹操在權謀、策略方面的“智”，最終還是顯現在“拍板定案”上。曹操是北方勢力的領導人，他的手下的確有一大批智謀過人的人才，每有疑難，總會有好多策略、方案呈現在他面前，而一個卓越領導人的最重要才能，就是在數個方案中慧眼識珠，挑出最好的一個。
曹操“智”的第三個層面體現在文采上。他不但有“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悲憫情懷，也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的壯闊詩句。他自己以詩人情懷奔波亂世，也帶著曹丕、曹植躋身“建安七子”，可見其家庭教育也是成功的。劉備也寫過“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名言，但論詩情才具，論胸襟氣魄，似乎很難與曹操抗衡。他的兒子劉禪，也更難與曹丕、曹植、曹彰等相提並論。
劉備一心想興復漢室，他曾經面臨許許多多的的困難和障礙，但終其一生最大的對手就是曹操。綜合前面的種種，劉備幾乎沒有可以壓制曹操的任何優勢。但最終還是如曹操當初預言的“唯使君與操耳”那樣，劉備終於和曹操分庭抗禮，兩陣對壘了。
劉備憑藉的是什麼？就是仁。仁德寬厚，這是劉備唯一可以憑藉，也最有力量的優勢。當然並不是說曹操就沒有絲毫的“仁”，曹操在平定袁紹、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之後，北方大體實現了統一和安定，按照以往的朝廷制度和軍閥慣例，軍隊的糧草供應一般情況是從老百姓那裡徵繳。但曹操考慮到民力貧弱，在北方大範圍推廣屯田制，以兵養兵，而非搜刮百姓。僅僅這一項政策實行，北方不知道該有多少百姓受到了巨大恩惠。比起為了軍事、政治鬥爭殺人，曹操的這份仁慈才是“大仁”。而且這份“大仁”也很大程度是曹魏政權（後來由司馬家族接替）最終堅持到最後的重要基礎。
對抗的基本思維是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劉備的“仁慈”有天生的性格原因，但生逢亂世，老百姓最為渴望的就是有一個心腸善良的領袖，為他們創造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太平世界。為了實現政治理想，為了獲取人心，為了積攢足以對抗曹操的力量，劉備唯一的選擇就是將自己骨子裡的仁慈天性再放大、再深入，讓“仁”從個人品質升格為人格魅力，拓展為政治影響力。
劉備因軍功擔任安喜縣尉，《三國演義》評價他“署縣事一月，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最感人的是駐軍新野，遭遇曹操重兵追趕的時候，新野十多萬百姓捨命跟隨，劉備不忍拋棄百姓，百姓也不肯捨棄劉備。這就是“仁德”的力量，十餘萬受苦受難的百姓在劉備身上感受到了他的美德，更看到了希望。
仁德轉化為凝聚力、戰鬥力最典型的莫過於與關羽、張飛二人義結金蘭。如果說當初的結交是意氣相投，那麼後面的友情昇華以至血肉相連，趙雲與劉備僅僅見面兩次就下決心終身跟隨，自然是劉備身上的美好品德所產生的吸引力。
諸葛亮寧願放棄“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理想，“遂許先帝以驅馳”（《出師表》原文），終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諸葛亮並非是想抱經天緯地之才而終老山林，但在出山、擇主這樣的人生大抉擇上一定是多方調研、百般計較，下足了功夫的。倘若劉備的仁德真的是“近偽”或者後世所謂的“臉厚”而已，以諸葛亮的精明，恐怕很難逃出其法眼，更入不了他的法眼。
迷戀以“厚黑學”、套路學、權謀學為核心的所謂“成功學”的人，多半應該是那些才華配不上野心、德行撐不起理想，從而想找技巧、走捷徑，企圖一本萬利，甚至無本萬利的。而對劉備的歪曲解讀，則正中這類人的下懷，於是奉若經典、趨之若鶩。或許一些套路、技巧可以獲取一時的成效，但能夠讓這種成效禁得起現實和時間考驗的又有多少？再試問，真正能夠憑藉“厚黑”二字成就一番功業的有誰？
欲做事，先做人。一個人對了，他的世界就對了。做人的根本就是修身養性，成就德行。關於成功做人的標準，孔子提出了“仁義”，孟子拓展為“仁義禮智”，西漢大儒董仲舒又完善為“仁義禮智信”，也就是傳至今日的“五常”，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裡的精髓、中國倫理學的支撐、中國傳統價值體系裡的基礎，也是中國人成就自我、實現價值的最根本成功學。
仁義禮智信的典型例證，“信義著於四海”的劉備身上有，“亂世奸雄”曹操身上有，甚至那些但凡有點成就的人也有。“盜亦有道”，即便是那些稍微折騰出了一點點風浪的盜賊、惡人，身上也不乏一點美好品質。“失道寡助”，倘若一個人身上一無是處、德行全失、喪盡天良，莫要說吸引那些幫助自己、跟隨自己的人，恐怕想找一兩個為虎作倀的人都難。唯一的差別就是仁義禮智信的多寡、分佈和構成，進而形成一個人的人格魅力、生命價值和核心競爭力。
所謂厚黑類、套路類“成功學”，顯然扭曲了文化本源和歷史真相，違背了人心人性和社會規律，雖然一時可以惑人耳目、甚囂塵上，但始終難以逃離“誤人誤己，遺禍子孫”的本質，必將為時代和大眾所摒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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