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扭曲的刘备，与老祖宗遗留的成功宝典
从陈寿的史书典籍《三国志》成书，到三国相关故事口口相传流传民间，古文典籍与民间智慧实现了一次交融、互通与丰富、升华，中国的文学宝库多了一本经典名著，中国的文学语言多了更多精彩滋味。
这期间，刘备的形象始终是以“忠厚仁慈”被写上书籍、流传民间、深入人心的。直到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三国演义》的时候，说了一句“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使得刘备这个以往坚不可摧的形象开始显得有些暧昧。
其实鲁迅的意思，是在说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失于简单化、偶像化、极端化，属于对文学艺术手法的商榷，并没有火力十足地攻击人物形象或者人物形象背后那个真实的历史原型。套用鲁迅那句“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模型，“刘备的形象本来并不暧昧，揣摩的人多了，也便成了猜忌”，《三国演义》刘备的形象也随着鲁迅的一句话而逐渐扭曲。
一团呈饱和状态的水蒸气，倘若没有灰尘之类的凝结核，便成不了云彩。任何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物，便是多元而复杂的构成，由纯粹的“好”或者“坏”组成的极端化的“单质”人，遍翻古今中外的史书，估计也很难找出一两个来。由暧昧、揣摩到猜忌，刘备形象一旦有了这个方向的“凝结核”，后世的人们便会从刘备复杂错综、丰富多彩的经历、言行中找出许许多多“近伪”的证据。
无独有偶，与鲁迅同时期的民国学者李宗吾，从1912年起，先后发表了《厚黑学》《我对圣人之怀疑》等著作和文章，其中贯穿一个重要思想，那便是“古之帝王将相权谋成功之道和英雄豪杰不外‘面厚心黑’而已”。因着这套学说，李宗吾被人称为“厚黑教主”。按照李宗吾的思想，刘备就是典型的“脸厚”代表，曹操则是典型的“心黑”代表。
而“厚黑教主”李宗吾本人，则一点都不“脸厚心黑”，他曾经做过官，做官的时候正直清廉，勇于任事。后来由于不满当时的官场黑暗而愤然辞官回乡，以清贫潦倒终其一生。李宗吾当时创立“厚黑学”并著书立说，其根本目的估计有二：一是辛辣讽刺当时那些贪墨成性、祸国殃民、荼毒生灵的军阀、官僚、地主，二是出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需要。
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既然要反得彻底，就必须撕开一些伪装的面孔，打倒一批被人信奉的偶像。出于这种需要，民间传闻多、粉丝广的蜀汉政权创立者、昭烈帝刘备就不幸被树了典型、举了例子。
恰如老子《道德经》中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刘备的不幸很快就变成了幸运。由“红”转“黑”，本该一改往日的尊荣与恩宠，被人厌恶和唾弃。但“黑化”的刘备不但没有从此被人钉上耻辱柱、推下罪恶潭，反而因祸得福，继续被人崇拜和模仿。
为什么？因为近代以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社会上流行起了成功学，而“厚黑教主”李宗吾的那本《厚黑学》，悍然成了跻身成功学的一门重要课程。如此一来，刘备这个以“厚颜”纵横三国的人物，由摇身一变，成为白手起家、布衣称帝、名利双收的成功典范，被那些信奉厚黑成功学的人仔细揣摩、潜心研究，甚至扎实效仿。这种令李宗吾恐怕也始料不及的转变，与刘备，这是大幸；与文化，则恐怕是大不幸吧！
曹操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曾经坦然对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事实的确如此，在刘备时代，能够堪称“时代英雄”且在一个重量级上的，唯有曹操与刘备。刘备手下的五虎上将、曹操手下的五子良将，不过是勇力超人，借用聂绀弩先生的话说，仅是供英雄驱策的“猛士”而已；诸葛亮、郭嘉、贾诩之流，不过是英雄手下的谋士。
作为唯一堪和刘备匹敌的对手，曹操有很多先天优势。例如他是曹嵩的儿子，曹嵩又是东汉末年中常侍曹腾的养子。中常侍是手握实权、几乎掌控东汉政权的宦官势力中的高层，论起家世背景，曹操就比刘备这个“中山靖王之后”实在了许多。
论起出身，曹操很年轻就通过举孝廉担任朝廷官员，用“五色棒”建立了最初的威望和政治资本，而刘备虽然曾经拜访名师刻苦求学，但最初操持的职业不过是“织席卖履”的底层劳苦大众。
曹操起兵“创业”，有曹仁、曹洪、夏侯渊、夏侯惇等“曹氏八虎”作为起底班子，“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莫过父子兵”，血缘关系、宗族利益形成的纽带本来就更加牢固和可靠，更何况“八虎”要么勇力过人，要么智勇双全，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助力团队。而在结识关羽、张飞之前，刘备一无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血脉亲属，二无生死可托、性命相交的至交好友，堪堪一个茕茕孑立的“孤家寡人”。
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分析天下形势，在论及北方曹操的时候用“非危天时，亦抑人谋”八个字高度概括。在刘备、诸葛亮谈论天下、作创业规划的时候，曹操已经平复了袁绍，拥兵百万，挟汉献帝以令诸侯，形成了大气候。这期间自然有各种先天优势，但曹操最主要的特征、也就是最为依赖的就是“谋”。“谋”是“智谋”的简称，按照古代的德行仁义礼智信“五常”，这种品质就该归类为“智”。
曹操的“智”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识时务、顺潮流的大局观。这在整个《三国演义》里虽没有刻意描写，但也十分显著。例如组织队伍镇压黄巾军起义、矫诏动员诸侯征讨董卓，这显然是对天下形势、发展潮流在充分预判后的选择，足见其卓识远见。例如力排众议接汉献帝回朝，足见其政治眼光。
曹操第二个“智”是精于筹划，善于机变，用《三国演义》的话说就是“奸雄本色”。后世的人经常把曹操光脚见许攸这段作为证明曹操奸诈的证据，因为在对待军中存粮问题时，曹操面不改色地给许攸连撒了三个谎。这似乎并不能证明曹操的奸诈，军粮多寡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应该非常重大的军事机密，曹操倘若逢人便实言相告，似乎也太过缺乏保密意识和头脑了。曹操在权谋、策略方面的“智”，最终还是显现在“拍板定案”上。曹操是北方势力的领导人，他的手下的确有一大批智谋过人的人才，每有疑难，总会有好多策略、方案呈现在他面前，而一个卓越领导人的最重要才能，就是在数个方案中慧眼识珠，挑出最好的一个。
曹操“智”的第三个层面体现在文采上。他不但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悲悯情怀，也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壮阔诗句。他自己以诗人情怀奔波乱世，也带着曹丕、曹植跻身“建安七子”，可见其家庭教育也是成功的。刘备也写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名言，但论诗情才具，论胸襟气魄，似乎很难与曹操抗衡。他的儿子刘禅，也更难与曹丕、曹植、曹彰等相提并论。
刘备一心想兴复汉室，他曾经面临许许多多的的困难和障碍，但终其一生最大的对手就是曹操。综合前面的种种，刘备几乎没有可以压制曹操的任何优势。但最终还是如曹操当初预言的“唯使君与操耳”那样，刘备终于和曹操分庭抗礼，两阵对垒了。
刘备凭借的是什么？就是仁。仁德宽厚，这是刘备唯一可以凭借，也最有力量的优势。当然并不是说曹操就没有丝毫的“仁”，曹操在平定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之后，北方大体实现了统一和安定，按照以往的朝廷制度和军阀惯例，军队的粮草供应一般情况是从老百姓那里征缴。但曹操考虑到民力贫弱，在北方大范围推广屯田制，以兵养兵，而非搜刮百姓。仅仅这一项政策实行，北方不知道该有多少百姓受到了巨大恩惠。比起为了军事、政治斗争杀人，曹操的这份仁慈才是“大仁”。而且这份“大仁”也很大程度是曹魏政权（后来由司马家族接替）最终坚持到最后的重要基础。
对抗的基本思维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刘备的“仁慈”有天生的性格原因，但生逢乱世，老百姓最为渴望的就是有一个心肠善良的领袖，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太平世界。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为了获取人心，为了积攒足以对抗曹操的力量，刘备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自己骨子里的仁慈天性再放大、再深入，让“仁”从个人品质升格为人格魅力，拓展为政治影响力。
刘备因军功担任安喜县尉，《三国演义》评价他“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最感人的是驻军新野，遭遇曹操重兵追赶的时候，新野十多万百姓舍命跟随，刘备不忍抛弃百姓，百姓也不肯舍弃刘备。这就是“仁德”的力量，十余万受苦受难的百姓在刘备身上感受到了他的美德，更看到了希望。
仁德转化为凝聚力、战斗力最典型的莫过于与关羽、张飞二人义结金兰。如果说当初的结交是意气相投，那么后面的友情升华以至血肉相连，赵云与刘备仅仅见面两次就下决心终身跟随，自然是刘备身上的美好品德所产生的吸引力。
诸葛亮宁愿放弃“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理想，“遂许先帝以驱驰”（《出师表》原文），终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并非是想抱经天纬地之才而终老山林，但在出山、择主这样的人生大抉择上一定是多方调研、百般计较，下足了功夫的。倘若刘备的仁德真的是“近伪”或者后世所谓的“脸厚”而已，以诸葛亮的精明，恐怕很难逃出其法眼，更入不了他的法眼。
迷恋以“厚黑学”、套路学、权谋学为核心的所谓“成功学”的人，多半应该是那些才华配不上野心、德行撑不起理想，从而想找技巧、走捷径，企图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而对刘备的歪曲解读，则正中这类人的下怀，于是奉若经典、趋之若鹜。或许一些套路、技巧可以获取一时的成效，但能够让这种成效禁得起现实和时间考验的又有多少？再试问，真正能够凭借“厚黑”二字成就一番功业的有谁？
欲做事，先做人。一个人对了，他的世界就对了。做人的根本就是修身养性，成就德行。关于成功做人的标准，孔子提出了“仁义”，孟子拓展为“仁义礼智”，西汉大儒董仲舒又完善为“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传至今日的“五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髓、中国伦理学的支撑、中国传统价值体系里的基础，也是中国人成就自我、实现价值的最根本成功学。
仁义礼智信的典型例证，“信义著于四海”的刘备身上有，“乱世奸雄”曹操身上有，甚至那些但凡有点成就的人也有。“盗亦有道”，即便是那些稍微折腾出了一点点风浪的盗贼、恶人，身上也不乏一点美好品质。“失道寡助”，倘若一个人身上一无是处、德行全失、丧尽天良，莫要说吸引那些帮助自己、跟随自己的人，恐怕想找一两个为虎作伥的人都难。唯一的差别就是仁义礼智信的多寡、分布和构成，进而形成一个人的人格魅力、生命价值和核心竞争力。
所谓厚黑类、套路类“成功学”，显然扭曲了文化本源和历史真相，违背了人心人性和社会规律，虽然一时可以惑人耳目、甚嚣尘上，但始终难以逃离“误人误己，遗祸子孙”的本质，必将为时代和大众所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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