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是歷史上一個十分特殊的時期
戰國時期是古代歷史上一個十分特殊的時期。用明末清初著名學者王夫之的話說，戰國是“古今一大變革之會”。當時，秦、楚、魏、趙、韓、齊、燕七個強國“為了富國強兵，採取了‘禮賢下士’，重用知識分子的策略，使戰國成為古代“百家爭鳴”、人才輩出的輝煌時代。各國變法圖強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和鞏固封建政權，對外爭取兼併戰爭的勝利。於是李悝、申不害、商鞅等著名法家，張儀、蘇秦、公孫衍等長於策略的縱橫家，吳起、孫臏、樂毅、田單、趙奢、廉頗、李牧、白起、王翦等一大批優秀的軍事家便先後應運而生。
國君和謀臣們的決策及其實施的正確與否，直接關係於各國的盛衰成敗”。戰國七雄都革新軍制，增強戰具，整軍備武，弱肉強食，稱王稱霸，鬥爭異常激烈、異常頻繁，也異常精彩。鬥爭藝術之高妙，令人歎服。
戰國時期為什麼能稱得上盛世
首先。開疆拓土、實現統一幾乎是所有盛世所共有的過程，歷史上的“盛世”沒有一個是在已就的“大一統”國度裡實現的。其次，“七雄”紛爭本身就是一個整體，秦、楚魏、趙、韓、齊、燕七國在激烈的競爭中，努力發展自己，各有發明創造。它們的成就與進步，從整體上促進著發展。最後戰國時還有一個形式上的統一“天子”——周天子。也正因為如此，諸侯國才把“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歷史活劇表演得有聲有色。
戰國時期在各方面所取得的突飛猛進的進展，可謂盛況空前，亙古未有。在這個意義上完全有理由把戰國時代稱之為“戰國盛世”。當然，我們還必須看到戰國時期兵連禍結、民不聊生的一面特別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等目無“天子”的客觀事實。從這個意義講，戰國盛世與西漢文景盛世、唐開元盛世、明永宣盛世、清康乾盛世還有很大不同。
“戰國盛世”是春秋時期的延續和發展，經歷前、中、後三個時期，每個時期又分為兩個階段：
一、前期，主要是魏國為首的三晉稱霸中原以及魏齊爭霸時期。
第一階段，魏趙韓三晉聯合，向東、西、南三個方向征伐，稱霸中原。
第二階段，魏齊爭霸，逐鹿中原，先後經過桂陵之戰、馬陵之戰，魏國的霸權衰落，從而形成了“七雄”並立的局面。
二、中期，是列國縱橫戰爭時期。
第一階段，先是諸侯稱王，合縱連橫，齊秦並帝，以齊國和楚國為東方，以秦國、魏國和韓國為西方的兩大集團形成戰略均勢；後來，東方集團破裂，西方集團受到削弱。
第二階段，先是秦國、楚國結成形式上的聯盟，而齊國則與魏國、韓國聯合，開始了以滅掉宋國為目的的伐楚攻秦；後來，齊滅宋又使各國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齊成為眾矢之的，其他五國聯合攻齊，使齊國一蹶不振。
三、後期，主要是秦統一戰爭時期。
第一階段，秦國實行遠交近攻策略，在長平之戰中大敗趙軍，拉開了統一戰爭的大幕。
第二階段，秦國實行各個擊破，統一了六國。
而“戰國盛世”之所以呈現“七雄”並立的局面，有四個基本條件：
一、七國各有相當遼闊的管轄疆域，並具有一定的地理條件為屏障；
二、七國都對所轄地域實現了有效的統治，能夠“握其權柄，擅其政令”；
三、七國都具有相當強的實力，退可“守其分地”，進可“力征爭權”；
四、七國間在總體力量對比上，較為平衡，構成了相對的“均勢”。
各諸侯有著相同的共識，大力進行變法
戰國時期，商鞅“兵不強，不可以摧敵；國不富，不可以養兵”的觀點是諸侯的共識。因此，各諸侯國大力進行“變法”。“變法”是戰國盛世的一大特徵，韓非所提出的“變法革新一富國強兵一一霸王之業”公式，也是諸侯國追求利益的基本規律。其中，尤以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齊國的鄒忌改革、韓國的申不害改革、秦國的商鞅變法影響與效果為大。
從總體上看，雖然各國變法的時間有早晚，規模有大小，程度有深淺，而且都不是一次完成的，但都是自上而下的變革。“改革得早的，早富強；改革得比較徹底的，國力強盛而且長久；改革得不大徹底的，國力雖暫盛而易衰”。就戰國盛世時期的情況而言，通過變法，呈現出六大突出特點：
一、戰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這裡僅以交通為例，戰國時的交通已四通八達，形成了一個廣泛的交通網。諸侯國、各地區的商人們，在發達的交通要道上往來不絕，從而打破了春秋時期那種各地區間閉塞不通的局面，各地區的物資交流十分便利，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融合，也為實現經濟和文化上的統一做好了準備。
二、封建專制統治基本確立，戰國時諸侯國的變法雖然規模大小不等、收效顯微不一，但其實質基本相同，即強化了封建專制統治，清除了貴族割據制度。具體表現為通過選賢任能、獎勵軍功盪滌了世卿世祿；通過實行俸祿製取消了封邑制；通過建立官僚製取代了君主與貴族聯合執政制。諸侯國在國君之下都建立了文官以相為首、武官以將為首的一整套官吏機構，以作為統治工具。正如《尉繚子》所說：“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
三、隨著時代的發展，至戰國時，人們對“天命”、“鬼神”逐步有了新的認識。大多數人或多或少、或徹底或保留地與迷信拉開了距離。
四、學術文化空前繁榮。戰國時期的社會大變革，人才的爭奪是一種普遍現象。諸侯國統治者為了適應兼併爭雄的形勢，爭取各方面的優勢，紛紛招攬人才、禮賢下士，不僅進一步擴大了“士”階層，而且使之地位大大提高。“新士人是一個新的有著廣泛社會聯繫和很大社會影響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不像過去的士那樣‘一朝委質，終身為臣＇，也不再依靠奴隸主貴族的恩典和施捨度日。他們有獨立的人格，也有了獨立的思想，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著書立說或發表言論，成了這時期不同階級和階層的思想代表，因而有各學派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
戰國時期學術文化空前繁榮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思想論戰。在變法過程中，用思想論戰拉開變法大幕的，以秦國的“商鞅變法”和趙國的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最為典型。思想論戰的實質，是“創新”與“繼承”的交鋒。例如，趙武靈王用來駁斥“繼承”派的基本觀點是：“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觀時而製法，因事而制禮；法令制度，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五、據有關資料介紹，合“七雄”人口，總數大約為2000萬左右，已是西周以前人口的倍數。其中，楚國人口最多，約為500萬；魏國有350萬；秦國、齊國、燕國、趙國、韓國人口也大約在二三百萬至三四百萬之間。依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人口大增是繁榮最根本的基礎。隨著人口的增多，軍隊數量增大，規模空前。
六、人才輩出。富國強兵，必須擁有一大批優秀人才，正所謂“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因此，“七雄”變法圖強，都首先實行了重用人才的政策，因而獲得了大批優秀的人才，對於實行新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像魏國的魏文侯時期，先後招納了ト子夏、田子方、段幹木、李悝、西門豹、樂羊等一大批人才為其治國所用，從而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最強大的國家。齊威王以鄒忌為相，以孫臏為將，使齊國一度成為東方的強國。秦孝公重用商鞅，先後進行兩次大的改革，從而使“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雖然秦孝公死後商鞅遭車裂之刑，但“商鞅變法”的徹底性，使商鞅之法長久不衰，奠定了秦統一六國的精神和物質基礎。
“合眾連橫”是經典的策略謀劃形式
戰國時期的“合縱連橫”，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形態。魏國衰落後，“七雄”進入新的相對均勢的狀態。從地理上看，較弱一點的燕、魏、趙、韓、楚五國縱向相連，較強一點的秦、齊橫向排開。“合縱”的實質是較弱的幾個國組成聯合戰線，以西對秦國、東對齊國；“連橫”的實質是較強的秦、齊兩國聯合一體，瓜分天下。至戰國晚期，秦國一枝獨秀之時，“合縱”則主要是各較弱的國家聯合對秦，“連橫”則成了秦國破壞“合縱”，實施遠交近攻策略的專用語。在前期合縱連橫的鬥爭中，諸侯國之間的利害關係錯綜複雜並不斷變化，因此合縱與連橫的對象也極不穩定，朝秦暮楚的情況時有發生，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依當時諸侯國的實力，秦、齊、楚都有問鼎霸主的條件。尤其是秦、楚兩國勢均力敵，有“橫成則秦帝，從(縱)成即楚王”之說，但最終是秦成而楚亡。雖然秦國有被齊、魏、韓三國聯合攻入函谷關而被迫割地求和之失，有面對齊、魏、韓三敵進攻之危和趙、宋背約而陷入孤立地位之險，但從總體上看，秦國基本是將六國把玩於鼓掌之中。
魏國首先稱霸但因策略指導失誤而衰落
鬥爭空前頻繁、激烈，是戰國時期最基本的社會特徵，也是“戰國”所以得名的重要原因。戰國七雄在發展生產、增加人口加強實力、實行變法、創新文化的同時，都在不斷地進行征伐。晉陽之戰，被史學界認為是戰國時期各國相互爭戰的起點。
自晉陽之戰至秦始皇統一六國止，整個戰國時期較大規模的戰爭有晉陽之戰、趙衛魏齊楚棘蒲之戰、齊魏桂陵之戰、齊魏馬陵之戰、齊楚徐州之戰、秦楚丹陽藍田之戰、秦韓宜陽之戰、楚滅越之戰、齊伐楚攻秦之戰、趙滅中山之戰、秦同魏韓伊闕之戰、五國合縱伐秦之戰、五國聯合攻齊濟西之戰、秦楚鄢郢之戰、齊燕即墨之戰、秦敗魏趙華陽之戰、秦趙閼與之戰、秦趙長平之戰、燕趙鄗代之戰、秦趙邯鄲之戰、秦統一六國之戰等等。
魏國是戰國時期首先稱霸的，經過一系列的變法，使魏國在魏文侯時擁有了較為強大的實力，並先後取得西奪秦河西之地，北破中山國，東伐齊國，南破楚國的勝利，不僅開拓了疆土，而且得到周天子和諸侯國的承認。尤其是魏文侯時西門豹所確定的取信於民的策略，成為魏國所以首先稱霸的重要基礎。但是，魏國稱霸不到50年，即步步走向衰落，不僅未能實現“大一統”的宏願，而且連既有的優勢也完全喪失了，其教訓是深刻的。
雖然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魏國的西面有秦軍咄咄逼人的攻勢，東面有齊國對中原霸權的垂涎尤其是齊國有個孫臏而魏國無此類人才，三晉內部的趙、韓兩國出於自身利益始終在不停地鬧騰，這些客觀因素都對魏國興而未強即走向衰敗，使其成為戰國“七雄”中一個先興後衰的典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魏國本身在策略指導上出現了嚴重的失誤：
一、三晉關係上的失誤。三晉土地相連，在“七雄”中三者是相互利用、相互借勢的利益關係。這種關係雖不可靠、不長久，但不失其一時的可用性。魏國在中原的霸業已定、三晉分裂的情況下，應當採取拉一個、打一個的策略一一在當時特定的情況下應當採取聯趙打韓的策略，因為韓地嵌入魏境，是魏的心腹之患。然而，魏武侯卻同時擊打趙、韓兩國。結果，促使趙、韓兩國聯合起來一致對魏。
二、，在“七雄”爭霸中四面出擊。魏國地處四戰之地，惟有確立一個重點才能逐步擺脫不利處境。然而，自魏文侯時起，魏國即四面出擊，雖有多方面的勝利，但同時也分散了兵力、消耗了國力，而且四面樹敵，日趨孤立。攻趙不對、攻韓失策，尤其是對中山國之戰更是錯上加錯。此役，借道趙國勞師遠征，雖“戰勝”而由於鞭長莫及又不能實施有效控制，反為強鄰趙國從中漁利。
三、“七雄”爭雄的過程中，未能未雨綢繆。雖然魏先成大勢，但齊、秦兩國也在迅速崛起。對此，魏國始終沒有足夠的重視，尤其是對齊國孫臏的指揮才能和秦國的戰略圖謀，缺乏深刻的瞭解。因此，在伐趙、伐韓之時，既沒有看到齊國救趙的實質是與魏國爭奪中原霸業，也沒有看到孫臏“圍魏救趙”戰法的毒辣之處；在與各國尤其是與趙、韓、齊等國的爭鬥中，忽視了冷眼旁觀、待機而動的秦國，先是讓秦國運用外交手段把諸侯國矛盾的焦點集中到魏國身上，使齊國削弱了魏國，後又讓秦國借魏國之手削弱楚國的同時也消耗了魏國。
趙國的崛起離不開趙武靈王的正確策略指導，秦統一六國的策略最值得稱道
趙國崛起是戰國中期的一件大事。趙國本是三晉中一個相對較弱的國家，然而在趙武靈王時期卻得到快速發展，至齊衰落後的戰國後期，趙國一度成為“七雄”中惟一可與秦國對壘的強國。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趙武靈王採取了一系列十分正確的策略措施。這些措施中，較為突出的有兩點：
一、選擇避實就虛。依當時趙國的實際情況，遠不具備與列強逐鹿中原的能力。而北方的中山國和胡地，地廣人稀，雖然資源與價值都不如中原地區，但防禦力量相對薄弱，易於攻取，如能大量奪佔，也可以形成對中原地區的包圍之勢。因此，趙武靈王把北部作為主要方向。此舉，使趙國迅速開拓了疆土，積蓄了力量，同時也消除了北方中山國這個心腹大患。
二、以“引進”為主。戰國時的“七雄”都在進行改革，但“以敵為師”者不多。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實質上是把中山國、胡人的服飾裝束、軍事技術“照搬照抄”過來。這在當時“唯中原文化獨尊”、“先賢之教不可更易”的歷史大背景條件下，是十分難得的。“胡服騎射”的歷史價值，遠遠超出了改革的範疇，它對於中原農業文化與少數部族遊牧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與促進作用，打破了中原文化內部循環的封閉狀態，有力地促進了中原文化的豐富與發展。
而戰國盛世中最值得稱道、最具借鑑意義的當屬秦統一六國的策略。秦國地處西陲，戰國初期在“七雄”中並不是強國，各國稱霸中原盟會爭雄時，秦國常常被擯斥於外，即使入盟也往往是坐在偏角旮旯裡，是一個不太起眼的角色。但自秦孝公起，勵精圖治，堅持全面深入的變法，使秦之國力不斷增強。面對魏、韓、趙、楚、齊、燕六強，秦國總的策略是“東向以爭天下”、“連橫以鬥諸侯”、“遠交近攻”各個擊破。具體實施，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逐步蠶食；
第二階段，“鯨吞六國”，即以強大的外交攻勢，拆散六國的“合縱”聯盟，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自古“天下歸之之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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