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
战国时期是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的话说，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当时，秦、楚、魏、赵、韩、齐、燕七个强国“为了富国强兵，采取了‘礼贤下士’，重用知识分子的策略，使战国成为古代“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辉煌时代。各国变法图强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巩固封建政权，对外争取兼并战争的胜利。于是李悝、申不害、商鞅等著名法家，张仪、苏秦、公孙衍等长于策略的纵横家，吴起、孙膑、乐毅、田单、赵奢、廉颇、李牧、白起、王翦等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家便先后应运而生。
国君和谋臣们的决策及其实施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于各国的盛衰成败”。战国七雄都革新军制，增强战具，整军备武，弱肉强食，称王称霸，斗争异常激烈、异常频繁，也异常精彩。斗争艺术之高妙，令人叹服。
战国时期为什么能称得上盛世
首先。开疆拓土、实现统一几乎是所有盛世所共有的过程，历史上的“盛世”没有一个是在已就的“大一统”国度里实现的。其次，“七雄”纷争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秦、楚魏、赵、韩、齐、燕七国在激烈的竞争中，努力发展自己，各有发明创造。它们的成就与进步，从整体上促进着发展。最后战国时还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天子”——周天子。也正因为如此，诸侯国才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活剧表演得有声有色。
战国时期在各方面所取得的突飞猛进的进展，可谓盛况空前，亘古未有。在这个意义上完全有理由把战国时代称之为“战国盛世”。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战国时期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一面特别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等目无“天子”的客观事实。从这个意义讲，战国盛世与西汉文景盛世、唐开元盛世、明永宣盛世、清康乾盛世还有很大不同。
“战国盛世”是春秋时期的延续和发展，经历前、中、后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
一、前期，主要是魏国为首的三晋称霸中原以及魏齐争霸时期。
第一阶段，魏赵韩三晋联合，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征伐，称霸中原。
第二阶段，魏齐争霸，逐鹿中原，先后经过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的霸权衰落，从而形成了“七雄”并立的局面。
二、中期，是列国纵横战争时期。
第一阶段，先是诸侯称王，合纵连横，齐秦并帝，以齐国和楚国为东方，以秦国、魏国和韩国为西方的两大集团形成战略均势；后来，东方集团破裂，西方集团受到削弱。
第二阶段，先是秦国、楚国结成形式上的联盟，而齐国则与魏国、韩国联合，开始了以灭掉宋国为目的的伐楚攻秦；后来，齐灭宋又使各国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齐成为众矢之的，其他五国联合攻齐，使齐国一蹶不振。
三、后期，主要是秦统一战争时期。
第一阶段，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策略，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军，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大幕。
第二阶段，秦国实行各个击破，统一了六国。
而“战国盛世”之所以呈现“七雄”并立的局面，有四个基本条件：
一、七国各有相当辽阔的管辖疆域，并具有一定的地理条件为屏障；
二、七国都对所辖地域实现了有效的统治，能够“握其权柄，擅其政令”；
三、七国都具有相当强的实力，退可“守其分地”，进可“力征争权”；
四、七国间在总体力量对比上，较为平衡，构成了相对的“均势”。
各诸侯有着相同的共识，大力进行变法
战国时期，商鞅“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的观点是诸侯的共识。因此，各诸侯国大力进行“变法”。“变法”是战国盛世的一大特征，韩非所提出的“变法革新一富国强兵一一霸王之业”公式，也是诸侯国追求利益的基本规律。其中，尤以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改革、韩国的申不害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影响与效果为大。
从总体上看，虽然各国变法的时间有早晚，规模有大小，程度有深浅，而且都不是一次完成的，但都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改革得早的，早富强；改革得比较彻底的，国力强盛而且长久；改革得不大彻底的，国力虽暂盛而易衰”。就战国盛世时期的情况而言，通过变法，呈现出六大突出特点：
一、战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这里仅以交通为例，战国时的交通已四通八达，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交通网。诸侯国、各地区的商人们，在发达的交通要道上往来不绝，从而打破了春秋时期那种各地区间闭塞不通的局面，各地区的物资交流十分便利，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也为实现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做好了准备。
二、封建专制统治基本确立，战国时诸侯国的变法虽然规模大小不等、收效显微不一，但其实质基本相同，即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清除了贵族割据制度。具体表现为通过选贤任能、奖励军功荡涤了世卿世禄；通过实行俸禄制取消了封邑制；通过建立官僚制取代了君主与贵族联合执政制。诸侯国在国君之下都建立了文官以相为首、武官以将为首的一整套官吏机构，以作为统治工具。正如《尉缭子》所说：“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
三、随着时代的发展，至战国时，人们对“天命”、“鬼神”逐步有了新的认识。大多数人或多或少、或彻底或保留地与迷信拉开了距离。
四、学术文化空前繁荣。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人才的争夺是一种普遍现象。诸侯国统治者为了适应兼并争雄的形势，争取各方面的优势，纷纷招揽人才、礼贤下士，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士”阶层，而且使之地位大大提高。“新士人是一个新的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不像过去的士那样‘一朝委质，终身为臣＇，也不再依靠奴隶主贵族的恩典和施舍度日。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也有了独立的思想，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著书立说或发表言论，成了这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因而有各学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思想论战。在变法过程中，用思想论战拉开变法大幕的，以秦国的“商鞅变法”和赵国的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最为典型。思想论战的实质，是“创新”与“继承”的交锋。例如，赵武灵王用来驳斥“继承”派的基本观点是：“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令制度，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五、据有关资料介绍，合“七雄”人口，总数大约为2000万左右，已是西周以前人口的倍数。其中，楚国人口最多，约为500万；魏国有350万；秦国、齐国、燕国、赵国、韩国人口也大约在二三百万至三四百万之间。依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人口大增是繁荣最根本的基础。随着人口的增多，军队数量增大，规模空前。
六、人才辈出。富国强兵，必须拥有一大批优秀人才，正所谓“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因此，“七雄”变法图强，都首先实行了重用人才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对于实行新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像魏国的魏文侯时期，先后招纳了ト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西门豹、乐羊等一大批人才为其治国所用，从而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齐威王以邹忌为相，以孙膑为将，使齐国一度成为东方的强国。秦孝公重用商鞅，先后进行两次大的改革，从而使“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虽然秦孝公死后商鞅遭车裂之刑，但“商鞅变法”的彻底性，使商鞅之法长久不衰，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合众连横”是经典的策略谋划形式
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形态。魏国衰落后，“七雄”进入新的相对均势的状态。从地理上看，较弱一点的燕、魏、赵、韩、楚五国纵向相连，较强一点的秦、齐横向排开。“合纵”的实质是较弱的几个国组成联合战线，以西对秦国、东对齐国；“连横”的实质是较强的秦、齐两国联合一体，瓜分天下。至战国晚期，秦国一枝独秀之时，“合纵”则主要是各较弱的国家联合对秦，“连横”则成了秦国破坏“合纵”，实施远交近攻策略的专用语。在前期合纵连横的斗争中，诸侯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断变化，因此合纵与连横的对象也极不稳定，朝秦暮楚的情况时有发生，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依当时诸侯国的实力，秦、齐、楚都有问鼎霸主的条件。尤其是秦、楚两国势均力敌，有“横成则秦帝，从(纵)成即楚王”之说，但最终是秦成而楚亡。虽然秦国有被齐、魏、韩三国联合攻入函谷关而被迫割地求和之失，有面对齐、魏、韩三敌进攻之危和赵、宋背约而陷入孤立地位之险，但从总体上看，秦国基本是将六国把玩于鼓掌之中。
魏国首先称霸但因策略指导失误而衰落
斗争空前频繁、激烈，是战国时期最基本的社会特征，也是“战国”所以得名的重要原因。战国七雄在发展生产、增加人口加强实力、实行变法、创新文化的同时，都在不断地进行征伐。晋阳之战，被史学界认为是战国时期各国相互争战的起点。
自晋阳之战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止，整个战国时期较大规模的战争有晋阳之战、赵卫魏齐楚棘蒲之战、齐魏桂陵之战、齐魏马陵之战、齐楚徐州之战、秦楚丹阳蓝田之战、秦韩宜阳之战、楚灭越之战、齐伐楚攻秦之战、赵灭中山之战、秦同魏韩伊阙之战、五国合纵伐秦之战、五国联合攻齐济西之战、秦楚鄢郢之战、齐燕即墨之战、秦败魏赵华阳之战、秦赵阏与之战、秦赵长平之战、燕赵鄗代之战、秦赵邯郸之战、秦统一六国之战等等。
魏国是战国时期首先称霸的，经过一系列的变法，使魏国在魏文侯时拥有了较为强大的实力，并先后取得西夺秦河西之地，北破中山国，东伐齐国，南破楚国的胜利，不仅开拓了疆土，而且得到周天子和诸侯国的承认。尤其是魏文侯时西门豹所确定的取信于民的策略，成为魏国所以首先称霸的重要基础。但是，魏国称霸不到50年，即步步走向衰落，不仅未能实现“大一统”的宏愿，而且连既有的优势也完全丧失了，其教训是深刻的。
虽然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魏国的西面有秦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东面有齐国对中原霸权的垂涎尤其是齐国有个孙膑而魏国无此类人才，三晋内部的赵、韩两国出于自身利益始终在不停地闹腾，这些客观因素都对魏国兴而未强即走向衰败，使其成为战国“七雄”中一个先兴后衰的典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魏国本身在策略指导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一、三晋关系上的失误。三晋土地相连，在“七雄”中三者是相互利用、相互借势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虽不可靠、不长久，但不失其一时的可用性。魏国在中原的霸业已定、三晋分裂的情况下，应当采取拉一个、打一个的策略一一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应当采取联赵打韩的策略，因为韩地嵌入魏境，是魏的心腹之患。然而，魏武侯却同时击打赵、韩两国。结果，促使赵、韩两国联合起来一致对魏。
二、，在“七雄”争霸中四面出击。魏国地处四战之地，惟有确立一个重点才能逐步摆脱不利处境。然而，自魏文侯时起，魏国即四面出击，虽有多方面的胜利，但同时也分散了兵力、消耗了国力，而且四面树敌，日趋孤立。攻赵不对、攻韩失策，尤其是对中山国之战更是错上加错。此役，借道赵国劳师远征，虽“战胜”而由于鞭长莫及又不能实施有效控制，反为强邻赵国从中渔利。
三、“七雄”争雄的过程中，未能未雨绸缪。虽然魏先成大势，但齐、秦两国也在迅速崛起。对此，魏国始终没有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对齐国孙膑的指挥才能和秦国的战略图谋，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在伐赵、伐韩之时，既没有看到齐国救赵的实质是与魏国争夺中原霸业，也没有看到孙膑“围魏救赵”战法的毒辣之处；在与各国尤其是与赵、韩、齐等国的争斗中，忽视了冷眼旁观、待机而动的秦国，先是让秦国运用外交手段把诸侯国矛盾的焦点集中到魏国身上，使齐国削弱了魏国，后又让秦国借魏国之手削弱楚国的同时也消耗了魏国。
赵国的崛起离不开赵武灵王的正确策略指导，秦统一六国的策略最值得称道
赵国崛起是战国中期的一件大事。赵国本是三晋中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然而在赵武灵王时期却得到快速发展，至齐衰落后的战国后期，赵国一度成为“七雄”中惟一可与秦国对垒的强国。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赵武灵王采取了一系列十分正确的策略措施。这些措施中，较为突出的有两点：
一、选择避实就虚。依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远不具备与列强逐鹿中原的能力。而北方的中山国和胡地，地广人稀，虽然资源与价值都不如中原地区，但防御力量相对薄弱，易于攻取，如能大量夺占，也可以形成对中原地区的包围之势。因此，赵武灵王把北部作为主要方向。此举，使赵国迅速开拓了疆土，积蓄了力量，同时也消除了北方中山国这个心腹大患。
二、以“引进”为主。战国时的“七雄”都在进行改革，但“以敌为师”者不多。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实质上是把中山国、胡人的服饰装束、军事技术“照搬照抄”过来。这在当时“唯中原文化独尊”、“先贤之教不可更易”的历史大背景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胡服骑射”的历史价值，远远超出了改革的范畴，它对于中原农业文化与少数部族游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打破了中原文化内部循环的封闭状态，有力地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而战国盛世中最值得称道、最具借鉴意义的当属秦统一六国的策略。秦国地处西陲，战国初期在“七雄”中并不是强国，各国称霸中原盟会争雄时，秦国常常被摈斥于外，即使入盟也往往是坐在偏角旮旯里，是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色。但自秦孝公起，励精图治，坚持全面深入的变法，使秦之国力不断增强。面对魏、韩、赵、楚、齐、燕六强，秦国总的策略是“东向以争天下”、“连横以斗诸侯”、“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具体实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逐步蚕食；
第二阶段，“鲸吞六国”，即以强大的外交攻势，拆散六国的“合纵”联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自古“天下归之之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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