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13世紀初，蒙古族崛起於漠北草原，之後組建蒙古帝國，先後滅西遼、西夏、金、南宋等，建立了統一的國家政權。元朝時版圖橫跨亞歐，中西交通較前代更趨繁榮，對外交流頻繁，民族眾多，各色人種彙集於此，傳播各方文化。當時各種宗教並存，不僅有薩滿教，還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統治者對這些宗教都予以接納。

為了維護統治，統治者既推行“四等民制”，又推行因俗而治、兼容幷蓄的宗教政策，同時還在政權機關中設立專門管理各種宗教事務的機構，加強對各種宗教的管理，進一步鞏固統治。而這些宗教管理機構的設立，與此時宗教在元朝統治區域的快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元代藏傳佛教與基督教的傳播狀況

蒙古滅金後，窩闊臺將消滅金殘餘勢力和攻掠四川的任務，交給闊端。闊端攻下金的最後據點鞏昌府後，從四川北返，駐營涼州，開始籌劃進入西藏地區。1239年，闊端派他的將領多達那波率蒙古軍馬攻打西藏，從青海一直打到藏北。多達那波給闊端寫信，報告了西藏各派勢力集團的情況及其特點，到1241年多達那波停止了軍事行動，並把軍隊撤回到甘肅，等待闊端的命令。

三年後，闊端再次派多達那波到西藏，帶給薩迦班智達一封信和禮物，邀請薩班到涼州和他會晤。薩班知道蒙古的軍事威脅，在接到闊端的信後，為了西藏眾生福祉，不顧年邁，毅然決定前往涼州。第二年，闊端回來後與薩班舉行了會見，這是西藏佛教領袖人物和蒙古王室成員的首次直接接觸。“涼州會晤”確定了西藏歸順蒙古汗國的基礎和條件。由於蒙古王室對藏傳佛教的尊崇，“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再加上八思巴等人的努力和影響，藏傳佛教在整個元代的發展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態勢。

就基督教而言，其中景教（聶斯脫利派）一派最早自西向東傳入唐朝，並取得了“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傳教成果。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滅佛，殃及景教，此後景教在中國的傳播就只是零散的現象。而蒙古人興起之初便與景教有接觸，其中有很多部落氏崇信景教的，隨著蒙古人的西征，西方的天主教意圖與蒙古人合力驅趕穆斯林，故而多次派遣使者前往蒙古軍中聯絡，比如1247年，教宗英諾森四世派三名會士亞傑利、龍如美和貴加出使近東的蒙古軍營。8月，三人抵達加利津城（在花剌子模）的蒙古軍統帥巴一朱營中，呈上教宗璽書，口傳教宗之意。

此次教宗派使之目的是想聯合蒙古軍中信奉景教派者，合力驅逐佔據耶路撒冷之穆斯林。此後天主教在元朝的發展也逐漸興盛，漸漸取代了景教。大德十一年（1307年），羅馬教宗任蒙高維諾為汗八里總主教特設汗八里總主教區，統轄契丹（中國北部）及蠻子（中國南部）各處主教，統理遠東教務，有簡授主教及劃分教區權；非重大事件，不需請示教宗。7月22日，教宗克萊門五世祝聖方濟各會士主教七人，命來華協助蒙高維諾。他們是哲拉德、裴萊格林、安德魯、尼古拉、彼得、安德烈斯、威廉。

到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元順帝退出大都，衛戍大都的信仰天主教的阿蘭人也撤至漠北。元朝滅亡後，天主教也在中原幾近絕跡。元代信奉基督教者大抵皆為中國西北諸部人或西域來華諸國人，元朝北潰後，這些人或遠逃塞外或回原籍，此後奧斯曼土耳其興起，西域孔道為之堵塞，從此中國基督教也隨之消失。越二百年，即迄1582年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基督教在中國才又正式出現。

二、《元史》中對宣政院與崇福司的記載

由於元代的宗教政策是因俗而制，兼收幷蓄的，所以在其下轄地域，宗教的存在也是多樣性的，為了便於管理宗教事務，元朝設置了一系列的管理機構，其中管理藏傳佛教的是宣政院，未更名前叫總制院。管理基督教的稱崇福司，後改稱崇福院，但是不久之後就改回本名，即崇福司。而元史中對這兩種機構的記載散見於本紀、表、列傳中，此外，最詳細的記載是在《百官志》第三十七與三十九，以及《食貨志》中。其原文如下：

宣政院，秩從一品，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遇吐蕃有事，則為分院往鎮，亦別有印。如大征伐，則會樞府議。其用人則自為選。其為選則軍民通攝，僧俗並用。至元初，立總制院，而領以國師。二十五年，因唐制吐蕃來朝見於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院。置院使二員、同知二員、副使二員、參議二員、經歷二員、都事四員、管勾一員、照磨一員。二十六年，置斷事官四員。二十八年，增僉院、同僉各一員。元貞元年，增院判一員。大德四年，罷斷事官。至大初，省院使一員。至治三年，置院使六員。天曆二年，罷功德使司歸宣政，定置院使一十員，從一品；同知二員，正二品；副使二員，從二品；僉院二員，正三品；同僉三員，正四品；院判三員，正五品；參議二員，正五品；經歷二員，從五品；都事三員，從七品；照磨一員，管勾一員，並正八品。——《元史•卷八十七•志第三十七•百官三》

崇福司，秩二品，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裡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司使四員，從二品；同知二員，從三品；副使二員，從四品；司丞二員，從五品；經歷一員，從六品；都事一員，從七品；照磨一員，正八品；令史二人，譯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二人。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為院，置領院事一員，省並天下也裡可溫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歸之。七年，復為司，後定置已上官員。——《元史•卷八十九•志第三十九•百官五》

宣政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副使，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五斗。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斷事官、客省使並同太禧宗禋院例。——《元史•卷九十六•志第四十五上•食貨四》

崇福司：司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同知，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元史•卷九十六•志第四十五上•食貨四》

由《元史》記載可見，宣政院的轄權遠高於崇福司。下文中我們將就此二者的差異，對比元朝對藏傳佛教與基督教的管轄。

三、由宣政院與崇福司的差異對比元朝對藏傳佛教與基督教的管轄

（一）設立年限與原因

元朝立國起於1271年，迄於1368年，凡九十八年。建國之初便與藏區頻頻接觸，也與基督教過往甚密。而宣政院的前身總制院設置於1264年，也就是至元元年，是時，元朝尚未立國，忽必烈初即大統，便以帝師八思巴統轄釋教總統所，後更名為總制院。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總制院更名為宣政院。而崇福司設置於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延祐二年（1315年）更名為崇福院，延祐七年（1320年）又改稱崇福司。由此可見，雖然元朝統治者接觸基督教的時間並不比藏傳佛教晚，但是在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上，基督教明顯晚於藏傳佛教。

就設立的原因而言，宣政院的設置主要是為了統轄全國佛教事務，而其重中之重則是管理西藏地區僧俗事務。而崇福司的設置主要是因為基督教在國內影響的增長，而另一個直接的原因則是元朝統治者對西部汗國的籠絡，尤其是對伊爾汗國。強化與伊爾汗國的聯繫，有利於元朝統治者鎮壓西部的叛亂，比如乃顏部。可見，宣政院的設置主要作用於元朝統治的轄區內部，而崇福司的設置主要作用於轄區的外緣。

（二）職官品階

由《元史》中記載可知，宣政院秩從一品，崇福司秩二品。事實上，崇福司設置於1289年，但是直到延祐二年（1315年），也就是崇福司更名為崇福院時，才升為正二品［１］P３８６。而延祐七年，崇福院又更名為崇福司，其品秩有無降黜，書中沒有記載。由此可見從設置之初，二者的品階地位便有一定差距。此外從《元史》說記述的這兩個機構的屬官設置、職位秩俸等情況也可以看出，元朝對藏傳佛教的重視高於基督教。

（三）主要官員情況對比

《元史》中對宣政院主要官員的任免遷除的記述比較詳實，筆者檢識《元史》，蒐集到24人曾任宣政院使（包括之前的總制院使）。而關於崇福司主要官員的任免情況，《元史》中少有涉及，只有在《愛薛傳》、《宰相年表》等中略為提及。對於宣政院院使的人員變動，有研究者考證是25任26人，因為桑哥與脫因同在1288年被任命為第一任院使，如陳慶英《元代宣政院對藏族地區的管理》和朱道東《元代宣政院的機構職責及重要人物》。而事實上，筆者檢閱《元史》，發現其一：宣政院自設立之初，其院使便不是單一的，可以同時有兩人，到了天曆二年（1329年），元朝將功德使司併入宣政院，此時定置的院使就多達10人。

由此可見，由26人斷定有25任，是不確切的，因為宣政院使，可以是多人同時擔任。其二：在陳、朱兩位研究者的文中，歷任宣政院使有如下26人，即桑哥、脫因、暗普、脫虎脫、鐵木迭兒、月魯帖木兒八剌、八思吉思、欽察臺、醜驢、旭邁傑、鎖禿、囊加臺、答裡麻失裡、回回、馬札兒臺、伯顏、末吉、汪家奴、脫脫、亦鄰真班、韓家訪（訥）、篤憐帖木兒、哈麻、忻都、溯思監、橐驩。筆者按圖索驥，發現這26人中，脫因的信息不詳，未見記載其任職宣政院。醜驢擔任的徽政使，朱道東認為徽政院在醜驢任職時已經解散，所以醜驢擔任的是宣政院使，而不是徽政使，而筆者查到醜驢擔任徽政使是在1323年，徽政院的解散是在1324年，所以醜驢擔任徽政使是有可能的。而忻都擔任的是宣政院的副使，並非是正使，陳、朱二人將其名列宣政院使中，這是明顯錯誤的。

此外，筆者從《元史》中還找到一些信息，證明不蘭奚、蠻子曾在1338年和1355年分別擔任宣政院使，但是陳、朱文中將他們遺漏。故而，筆者所考證的歷任宣政院使分別是桑哥、暗普、脫虎脫、鐵木迭兒、月魯帖木兒八剌、八思吉思、欽察臺、旭邁傑、鎖禿、囊加臺、答裡麻失裡、回回、馬札兒臺、伯顏、末吉、汪家奴、不蘭奚、脫脫、亦鄰真班、韓家訪（訥）、篤憐帖木兒、哈麻、蠻子、溯思監、橐驩，共25人。

對於崇福司使，我們能找到的有5人，分別是：愛薛、阿實克岱、也裡牙、篤麟鐵穆爾、馬某火者。其中愛薛、也裡牙、馬某火者擔任崇福司（或崇福院）使在《元史》中是有記載的，而阿實克岱、篤麟鐵穆爾則見於其他學者的考證。

從現有關於宣政院使和崇福司使的資料來看，可以瞭解，元朝統治者對藏傳佛教與基督教的態度。

其一，在已知的宣政院使25人中，多有位高權重者，很多在任宣政院使前後便是丞相，比如桑哥、脫虎脫、鐵木迭兒等，更有伯顏、馬札兒臺、脫脫等權傾朝野者，這些人擔任宣政院使或兼領宣政院，足見元朝統治者對藏區、藏傳佛教的重視，也足見藏傳佛教在元朝的影響。而已知的擔任崇福司使5人中，愛薛是西域拂林人，出生於景教世家，後來被封為秦國公，死後追封為拂林忠獻王，然而就其地位來說，遠不及伯顏、脫脫等人。由此對比，也顯示了基督教在元朝內部的重要性不及藏傳佛教。

其二，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可以看出元朝任命宗教管理機構的長官時，並不注重一定要蒙古人或信仰該宗教者。比如宣政院使中，脫虎脫使畏兀兒人，亦鄰真班是西夏人（他任職使西夏已經亡國），而崇福司使中，馬某火者，《元史》中並未就其進行詳細的記述，但是“火者”一詞，多用於穆斯林，即“和卓”，此外在《中國回族大詞典》裡有這樣一條記述“馬某火者：元朝大臣。回回人。順帝至正中，為兵部侍郎，出為山東宣慰使。十八年（1358年），入為中書參知政事。旋改崇福司使”。可以看出，管理基督教的官員，並非一定是基督教徒或者其他沒有明確宗教信仰者，穆爾便持這一觀點。而在宣政院的院使中，並未發現有其他宗教信徒來任職，這一點也是元朝管轄藏傳佛教與基督教時的差別。

小結

綜上所述，蓋有元一世，各種宗教在中國地域皆有長足發展。其中藏傳佛教的地位遠高於基督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從宣政院與崇福司的機構設置情況的對比，就可以看出這些，宣政院轄區以藏區為主要地區，統轄整個藏區的僧俗事務，扼守中國西南。控制該地，則蒙古人向東可以從北、西兩個方向有效的圈守中原及華南地區，向西，則可以聯合蒙藏向西開拓或平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