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于漠北草原，之后组建蒙古帝国，先后灭西辽、西夏、金、南宋等，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元朝时版图横跨亚欧，中西交通较前代更趋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民族众多，各色人种汇集于此，传播各方文化。当时各种宗教并存，不仅有萨满教，还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统治者对这些宗教都予以接纳。
为了维护统治，统治者既推行“四等民制”，又推行因俗而治、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同时还在政权机关中设立专门管理各种宗教事务的机构，加强对各种宗教的管理，进一步巩固统治。而这些宗教管理机构的设立，与此时宗教在元朝统治区域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元代藏传佛教与基督教的传播状况
蒙古灭金后，窝阔台将消灭金残余势力和攻掠四川的任务，交给阔端。阔端攻下金的最后据点巩昌府后，从四川北返，驻营凉州，开始筹划进入西藏地区。1239年，阔端派他的将领多达那波率蒙古军马攻打西藏，从青海一直打到藏北。多达那波给阔端写信，报告了西藏各派势力集团的情况及其特点，到1241年多达那波停止了军事行动，并把军队撤回到甘肃，等待阔端的命令。
三年后，阔端再次派多达那波到西藏，带给萨迦班智达一封信和礼物，邀请萨班到凉州和他会晤。萨班知道蒙古的军事威胁，在接到阔端的信后，为了西藏众生福祉，不顾年迈，毅然决定前往凉州。第二年，阔端回来后与萨班举行了会见，这是西藏佛教领袖人物和蒙古王室成员的首次直接接触。“凉州会晤”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的基础和条件。由于蒙古王室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再加上八思巴等人的努力和影响，藏传佛教在整个元代的发展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
就基督教而言，其中景教（聂斯脱利派）一派最早自西向东传入唐朝，并取得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传教成果。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灭佛，殃及景教，此后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就只是零散的现象。而蒙古人兴起之初便与景教有接触，其中有很多部落氏崇信景教的，随着蒙古人的西征，西方的天主教意图与蒙古人合力驱赶穆斯林，故而多次派遣使者前往蒙古军中联络，比如1247年，教宗英诺森四世派三名会士亚杰利、龙如美和贵加出使近东的蒙古军营。8月，三人抵达加利津城（在花剌子模）的蒙古军统帅巴一朱营中，呈上教宗玺书，口传教宗之意。
此次教宗派使之目的是想联合蒙古军中信奉景教派者，合力驱逐占据耶路撒冷之穆斯林。此后天主教在元朝的发展也逐渐兴盛，渐渐取代了景教。大德十一年（1307年），罗马教宗任蒙高维诺为汗八里总主教特设汗八里总主教区，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统理远东教务，有简授主教及划分教区权；非重大事件，不需请示教宗。7月22日，教宗克莱门五世祝圣方济各会士主教七人，命来华协助蒙高维诺。他们是哲拉德、裴莱格林、安德鲁、尼古拉、彼得、安德烈斯、威廉。
到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元顺帝退出大都，卫戍大都的信仰天主教的阿兰人也撤至漠北。元朝灭亡后，天主教也在中原几近绝迹。元代信奉基督教者大抵皆为中国西北诸部人或西域来华诸国人，元朝北溃后，这些人或远逃塞外或回原籍，此后奥斯曼土耳其兴起，西域孔道为之堵塞，从此中国基督教也随之消失。越二百年，即迄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基督教在中国才又正式出现。
二、《元史》中对宣政院与崇福司的记载
由于元代的宗教政策是因俗而制，兼收并蓄的，所以在其下辖地域，宗教的存在也是多样性的，为了便于管理宗教事务，元朝设置了一系列的管理机构，其中管理藏传佛教的是宣政院，未更名前叫总制院。管理基督教的称崇福司，后改称崇福院，但是不久之后就改回本名，即崇福司。而元史中对这两种机构的记载散见于本纪、表、列传中，此外，最详细的记载是在《百官志》第三十七与三十九，以及《食货志》中。其原文如下：
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印。如大征伐，则会枢府议。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至元初，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二十五年，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院。置院使二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参议二员、经历二员、都事四员、管勾一员、照磨一员。二十六年，置断事官四员。二十八年，增佥院、同佥各一员。元贞元年，增院判一员。大德四年，罢断事官。至大初，省院使一员。至治三年，置院使六员。天历二年，罢功德使司归宣政，定置院使一十员，从一品；同知二员，正二品；副使二员，从二品；佥院二员，正三品；同佥三员，正四品；院判三员，正五品；参议二员，正五品；经历二员，从五品；都事三员，从七品；照磨一员，管勾一员，并正八品。——《元史•卷八十七•志第三十七•百官三》
崇福司，秩二品，掌领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司使四员，从二品；同知二员，从三品；副使二员，从四品；司丞二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八品；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二人。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为院，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复为司，后定置已上官员。——《元史•卷八十九•志第三十九•百官五》
宣政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贯六钱六分，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六贯，米一十一石。副使，俸九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九石五斗。佥院，俸九十贯一钱八分，米九石五斗。同佥，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参议，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经历，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米三石五斗。都事，俸二十八贯，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管勾同。断事官、客省使并同太禧宗禋院例。——《元史•卷九十六•志第四十五上•食货四》
崇福司：司使，俸八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八石。同知，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米六石。司丞，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经历，俸二十八贯，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贯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元史•卷九十六•志第四十五上•食货四》
由《元史》记载可见，宣政院的辖权远高于崇福司。下文中我们将就此二者的差异，对比元朝对藏传佛教与基督教的管辖。
三、由宣政院与崇福司的差异对比元朝对藏传佛教与基督教的管辖
（一）设立年限与原因
元朝立国起于1271年，迄于1368年，凡九十八年。建国之初便与藏区频频接触，也与基督教过往甚密。而宣政院的前身总制院设置于1264年，也就是至元元年，是时，元朝尚未立国，忽必烈初即大统，便以帝师八思巴统辖释教总统所，后更名为总制院。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而崇福司设置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延祐二年（1315年）更名为崇福院，延祐七年（1320年）又改称崇福司。由此可见，虽然元朝统治者接触基督教的时间并不比藏传佛教晚，但是在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上，基督教明显晚于藏传佛教。
就设立的原因而言，宣政院的设置主要是为了统辖全国佛教事务，而其重中之重则是管理西藏地区僧俗事务。而崇福司的设置主要是因为基督教在国内影响的增长，而另一个直接的原因则是元朝统治者对西部汗国的笼络，尤其是对伊尔汗国。强化与伊尔汗国的联系，有利于元朝统治者镇压西部的叛乱，比如乃颜部。可见，宣政院的设置主要作用于元朝统治的辖区内部，而崇福司的设置主要作用于辖区的外缘。
（二）职官品阶
由《元史》中记载可知，宣政院秩从一品，崇福司秩二品。事实上，崇福司设置于1289年，但是直到延祐二年（1315年），也就是崇福司更名为崇福院时，才升为正二品［１］P３８６。而延祐七年，崇福院又更名为崇福司，其品秩有无降黜，书中没有记载。由此可见从设置之初，二者的品阶地位便有一定差距。此外从《元史》说记述的这两个机构的属官设置、职位秩俸等情况也可以看出，元朝对藏传佛教的重视高于基督教。
（三）主要官员情况对比
《元史》中对宣政院主要官员的任免迁除的记述比较详实，笔者检识《元史》，搜集到24人曾任宣政院使（包括之前的总制院使）。而关于崇福司主要官员的任免情况，《元史》中少有涉及，只有在《爱薛传》、《宰相年表》等中略为提及。对于宣政院院使的人员变动，有研究者考证是25任26人，因为桑哥与脱因同在1288年被任命为第一任院使，如陈庆英《元代宣政院对藏族地区的管理》和朱道东《元代宣政院的机构职责及重要人物》。而事实上，笔者检阅《元史》，发现其一：宣政院自设立之初，其院使便不是单一的，可以同时有两人，到了天历二年（1329年），元朝将功德使司并入宣政院，此时定置的院使就多达10人。
由此可见，由26人断定有25任，是不确切的，因为宣政院使，可以是多人同时担任。其二：在陈、朱两位研究者的文中，历任宣政院使有如下26人，即桑哥、脱因、暗普、脱虎脱、铁木迭儿、月鲁帖木儿八剌、八思吉思、钦察台、丑驴、旭迈杰、锁秃、囊加台、答里麻失里、回回、马札儿台、伯颜、末吉、汪家奴、脱脱、亦邻真班、韩家访（讷）、笃怜帖木儿、哈麻、忻都、溯思监、橐驩。笔者按图索骥，发现这26人中，脱因的信息不详，未见记载其任职宣政院。丑驴担任的徽政使，朱道东认为徽政院在丑驴任职时已经解散，所以丑驴担任的是宣政院使，而不是徽政使，而笔者查到丑驴担任徽政使是在1323年，徽政院的解散是在1324年，所以丑驴担任徽政使是有可能的。而忻都担任的是宣政院的副使，并非是正使，陈、朱二人将其名列宣政院使中，这是明显错误的。
此外，笔者从《元史》中还找到一些信息，证明不兰奚、蛮子曾在1338年和1355年分别担任宣政院使，但是陈、朱文中将他们遗漏。故而，笔者所考证的历任宣政院使分别是桑哥、暗普、脱虎脱、铁木迭儿、月鲁帖木儿八剌、八思吉思、钦察台、旭迈杰、锁秃、囊加台、答里麻失里、回回、马札儿台、伯颜、末吉、汪家奴、不兰奚、脱脱、亦邻真班、韩家访（讷）、笃怜帖木儿、哈麻、蛮子、溯思监、橐驩，共25人。
对于崇福司使，我们能找到的有5人，分别是：爱薛、阿实克岱、也里牙、笃麟铁穆尔、马某火者。其中爱薛、也里牙、马某火者担任崇福司（或崇福院）使在《元史》中是有记载的，而阿实克岱、笃麟铁穆尔则见于其他学者的考证。
从现有关于宣政院使和崇福司使的资料来看，可以了解，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与基督教的态度。
其一，在已知的宣政院使25人中，多有位高权重者，很多在任宣政院使前后便是丞相，比如桑哥、脱虎脱、铁木迭儿等，更有伯颜、马札儿台、脱脱等权倾朝野者，这些人担任宣政院使或兼领宣政院，足见元朝统治者对藏区、藏传佛教的重视，也足见藏传佛教在元朝的影响。而已知的担任崇福司使5人中，爱薛是西域拂林人，出生于景教世家，后来被封为秦国公，死后追封为拂林忠献王，然而就其地位来说，远不及伯颜、脱脱等人。由此对比，也显示了基督教在元朝内部的重要性不及藏传佛教。
其二，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元朝任命宗教管理机构的长官时，并不注重一定要蒙古人或信仰该宗教者。比如宣政院使中，脱虎脱使畏兀儿人，亦邻真班是西夏人（他任职使西夏已经亡国），而崇福司使中，马某火者，《元史》中并未就其进行详细的记述，但是“火者”一词，多用于穆斯林，即“和卓”，此外在《中国回族大词典》里有这样一条记述“马某火者：元朝大臣。回回人。顺帝至正中，为兵部侍郎，出为山东宣慰使。十八年（1358年），入为中书参知政事。旋改崇福司使”。可以看出，管理基督教的官员，并非一定是基督教徒或者其他没有明确宗教信仰者，穆尔便持这一观点。而在宣政院的院使中，并未发现有其他宗教信徒来任职，这一点也是元朝管辖藏传佛教与基督教时的差别。
小结
综上所述，盖有元一世，各种宗教在中国地域皆有长足发展。其中藏传佛教的地位远高于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从宣政院与崇福司的机构设置情况的对比，就可以看出这些，宣政院辖区以藏区为主要地区，统辖整个藏区的僧俗事务，扼守中国西南。控制该地，则蒙古人向东可以从北、西两个方向有效的圈守中原及华南地区，向西，则可以联合蒙藏向西开拓或平叛。
故而对藏传佛教的控制，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事情，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统治的考虑，这也是元朝重视藏传佛教的重要原因。而基督教（元朝时称也里可温）此时在中国虽然影响日增，但是并未有效地介入到政治层面，因而，元朝对其控制主要出于笼络西部汗国的考虑。在政治上，基督教远不及藏传佛教的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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