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大伯，他是父亲唯一的哥哥。两人的长相完全不搭，父亲中等身材，浓眉大眼，急性子；大伯身材高挑，脸长鼻梁高，属于典型的三棒打不出一个屁的那号人。外貌和性格上巨大的差异，我都能理解，因为他们同母异父。
奶奶是挺着大肚子嫁给爷爷的。如果按路程计算，奶奶从怀大伯的地方到生父亲的地方，有二百里路，中间隔着一道天谴——六盘山。要知道，那会儿的六盘山没有通公路，更别说深邃的隧道了。殁了前任的奶奶，腆着大肚子，忍饥挨饿走了一个月才回到娘家门上，随便找了个羊倌嫁了，而且还是近亲。
多年以后，在我即将跨入不惑之年的大门时，终于理清了父亲这辈人的亲戚关系。不足百户的村庄，光父亲的舅舅就有五户，可惜我没见到父亲的任何一位舅舅，因为他们个个英年早逝。倒是父亲的妗子我见过两位，只不过她们已成老妪。我称呼她们为舅奶奶。死了前夫的舅奶奶们，带着她和舅爷爷的骨肉，改嫁他人。跟着舅奶奶嫁过去的孩子们，没有改姓。所以，在同一个村，父亲有好多同姓表兄弟。逢年过节，父亲拖着我，挨个走亲戚拜年。当时年幼，不知道舅爸到底是我什么人，和父亲什么关系，和我又是什么关系，现在才搞明白，原来我叫舅爸的那些人，都是父亲的舅舅和妗子所生的儿子。说来也蹊跷，舅爷爷和舅奶奶们为什么没有生下女儿呢，如果他们有女儿的话，我该怎么称呼她们呢？
令人疑惑的事何止一件。大伯是生在六盘山这边的，为什么又跑回那边去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已无法考证。但把父亲和大伯紧密连在一起的，还得从八号泉水泥厂招工说起。
父亲有位舅舅，也就是我的舅爷爷，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自打舅爷爷参军后，就与家人断了联系，六盘山脚下的亲人，都以为他为国捐躯了。突然有一天，他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回来了。他是从石炭井八号泉水泥厂来的，肩负着招兵买马的重任。来到小山村四下打听，才找到父亲，经过询问、甄别、筛选，所有亲戚当中，最符合水泥厂招工条件的只有父亲一人。重要的一点是父亲识字。
多年互不来往的大伯，就是这时候重返苏台村的。他好像有千里眼顺风耳，就是奔着这个招工名额来的，说他生活的地方三年没收庄稼了，他不为别的，只为寻条活路。当时爷爷和奶奶早已去世，善良的父亲靠村里人和姑姑的接济艰难度日。父亲听过大伯诉苦，不假思索答应他的请求——将去八号泉水泥厂上班的机会让出来。
临走时，父亲将自己唯一的一床破被子送给大伯。说是被子有些牵强，如果把它扔在一旁，如一堆肠子外翻的死山羊，只能招引来蚊蝇，绝对不会引起人的注意。没办法，父亲不能眼睁睁看着大伯去挨冻受罪。
父亲送大伯到三十里外的镇上，仍不放心，又一起在镇桥头等去往县城的班车——镇上没直发县城的车，要等的这趟是庄浪发往平凉的，经过镇上和县里，每三天一趟。到达县城，父亲给大伯买票，车出发前，父亲又往伯父怀里塞了一牙锅盔。父亲想给大伯多买些，怎奈囊中羞涩，只能以钱定量，央求卖馍馍的师傅把多出来的再用刀切去。给大伯买过锅盔后，父亲就身无分文了，只能从县城步行回家。走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又冷又饿，直到月亮升起，他还在山路上踽踽独行。就是在那晚，父亲第一次见识了狼的执着和锲而不舍。
在下一个叫马鹿沟坡的山时，他隐约感到后面有沙沙的声音，回头一看，一匹狼伸着舌头，用幽幽的蓝眼睛盯着他，父亲不禁打了寒颤。父亲学狗叫，试图吓退它。经过几个来回的较量后，狼不再为父亲的怒吼而害怕，反而越跟越紧、越逼越近。幸好父亲离开县城路过南门桥时，在桥下的垃圾堆里捡到一只破铁油桶，是这只破桶救了父亲。每当狼要发动攻击的时候，父亲用石头使劲敲击油桶，铛铛的响声响彻山谷，惊得独狼跑开，看狼离的远了，父亲加快步伐下山。狼一路尾随父亲五里有余，直到靠近一个村庄，听到狗的叫声，狼才消失在夜色里。
回到家的父亲，睡了三天。
多年以后，父亲每次醉酒，趴在门槛上呕吐，家里的大花狗守在一旁吃他的呕吐物。父亲摸着狗的脑门，意味声长地说，社会变好了，狼也善良了，变得不吃人了。说这些话的时候，父亲带着哭腔，虽然是晚上，我分明感觉到他内心的苦处。
大伯不识字，去石炭井报道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在夜班车上，大伯睡的很死，以至于醒来后，束在裤腰的七块钱不翼而飞，这可是姑姑和父亲为他东借西凑的盘缠啊！他想推醒一旁熟睡的旅客，问问有没有人看到他的钱，前后左右打量一圈，一个比一个睡的香。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惴惴不安坐到银川。天没亮，舅爷爷差来接他的人还未到，只好蜷缩在候车室假寐等人。在等人的间隙，有几波人来车站打问，有没有愿意跟他们去干活的。大伯很是心动，差点被一个穿军装的人带走了，说是去内蒙放羊，出门前想起父亲交代的话：不和陌生人搭话。退回来的大伯，重新回到角落，再任谁问也不开腔，后来的人以为他是傻子，就懒得再打理他。躲过一劫的大伯，临中午时，等来了接他的人。
两人坐上去石炭井的火车，列车启动了，大伯想起放在车站水泥台子上的破被子。要不是有人从后面扯住大伯的后衣襟，他有可能从飞驰的车窗跳下去。人们的劝说对他无用，他死活要折回找被子去。没法，接他的人在下一站下车，返回银川替大伯找被子。就这样，大伯独自踏上去石炭井的列车，抵达石炭井站，面对群山环绕的石炭井，大伯一筹莫展，流离失所的愁绪瞬间笼罩了他。大伯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就不争着当工人来了！天色已晚，饥肠辘辘，只好找个桥洞露宿一宿，等明天的列车……
大伯一向睡觉如同死去一般，睡梦中，雷打不醒。可是，那一夜，他彻夜未眠，山里采煤机的轰隆声让他新奇又惊恐。如果在老家，夜幕降临，四面光秃秃的山寂静无声，像寺院大厅打坐的和尚，个个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两耳不闻身外事，但石炭井的山不一样，像夜里练武的高僧，座座深藏不露。大伯坐在桥洞里，想了一夜和尚铺里的和尚，看了一夜犬牙交错的贺兰山。倘若没有家里人推三阻四、他奶奶不为他寻死觅活的话，说不定他就削发为僧了，如果在和尚铺做了和尚，他还当什么工人……
东方泛鱼肚白时，大伯才迷迷糊糊睡着，就被饥饿叫醒了。
大伯不敢走远，唯恐接他的人从银川来找不到他。他去附近的矸石山上找过吃的，除了发黑的石头，什么也没有，他把矸石放进嘴里试着用门牙咬，可惜石头坚硬如铁，拿它没办法。他是在昏迷中被人叫醒的。睁开眼睛，叫他的人腋下夹着他的破被子。
到水泥厂报道后，大伯当了一名响彻厂区内外的搬运工。他能吃肯干，别人一顿吃三个馒头，他能吃八个，第一次进食堂打饭，惊得食堂师傅半天合不拢嘴。别的班组一般以十二个人为上线，大伯班组十个人就够了。
上夜班有加餐，有时是一个糖酥馍，有时是一块面包。
在我的记忆中，大伯从水泥厂带回来的糖酥馍和面包，是我此生吃过最香最酥最甜最软的面包。因为糖酥馍和面包，我和姐姐喜欢上了大伯，喜欢上了石炭井，并知道了在距离我们小山村的千里之外，有一个叫八号泉的水泥厂。大伯不仅带给我们想吃的糖酥馍和面包，还从八号泉的沙枣树上，摘下成整袋整袋的沙枣，经上笼屉蒸过的沙枣，吃起来又绵又沙，甜中带涩，那是好多人求之不得的佳肴。
母亲心灵手巧，把我们吃过的沙枣核收集起来，串成门帘，夏天挂在大张的门框上，不管是人出出进进掀起发出的沙沙声，还是微风吹来卷起如波浪的滚动形状，都给人一种心满意足的踏实感。有人来串门子，不夸母亲的手艺如何，都要感叹一番我家的光景。确实如此，外面有大伯辛苦赚钱，家里有父亲辛勤耕作，当时我家的光阴在村里数一数二。殷实的日子，离不开在八号泉水泥厂工作的大伯。
大伯很少回来，只要回来，包裹行囊一疙瘩一疙瘩的，我知道，那里面有我和姐姐盼望已久的吃食。我成家后，和爱人在大武口经营过将近十年的超市，其中有一家供货商供应的“石炭井牌”手撕面包最受顾客青睐，不止顾客喜欢，我也喜欢。不仅因为它是“石炭井牌”，还因为他能带给我慢慢的回忆。可惜那时候，大伯早已不在人世。那是我吃过最接近大伯从水泥厂带来的面包的味道！
大伯是在苏台成的家，成家后他继续在水泥厂工作。大伯一走，照顾大娘一家的重担自然而然落在父亲和母亲的肩头。大娘视力不好，好多农活干不了。这一照顾，就是几十年，直到大伯的两个女儿嫁人、堂哥结婚生子。大伯曾经把大娘带到石炭井生活过两年，由于人生地不熟，大娘不习惯，急出了一身病。每次犯病出去，就找不见回来的路，得惊动左邻右舍，发动集体的力量才能将他找回。见于大娘的病症，大伯征得父亲和母亲同意，把神志不清的大娘从八号泉送了回来。送回来的大娘，没几天就痊愈了。
1988年，隆湖吊装移民工程开始，堂哥抢在父亲前面，搬来隆湖。跟随堂哥来到隆湖的大娘，旧病复发，终日东奔西走，偶尔夜不归宿。开始，堂哥还组织邻居去寻找，渐渐时间久了，堂哥和堂嫂只顾他们的小日子去了，把大娘忘到九霄云外。三年后的隆冬，大娘一个月没有回来，堂哥再组织人找时，只在贺兰山深处的石缝里找到一具僵硬的尸体，身上还落着一层薄薄的白雪。
大伯在高分贝的工作环境下工作的年限太久，导致耳朵轰鸣发响，响声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他耳朵里的声音盖过了车间里机器的响声，当他被塌下来的水泥袋压在下面时，人们才搞清楚，大伯的耳朵彻底聋了。失业后的大伯回到隆湖，和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大伯为打发空闲时间，常出去捡拾破烂，因为耳聋，过马路听不到汽车鸣笛，常招来几声呵斥和咒骂。个别脾气暴躁的司机，会怒气冲冲跳下车，给大伯赠两个“大饼”（耳光）。
有一次大伯回到家，发现他那紧锁的木箱被人撬开了，一向鼓起的钱包里空空如也！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不翼而飞！大伯知道是儿媳妇所为，敢怒不敢言。从此一蹶不振、卧床不起，几个月后从炕上下来，只剩下一副空皮囊，身上的肉像被人刮走了似的。缓过来的大伯，再不出去捡拾破烂了，只在街道的向阳处晒暖暖，饿了跑到餐厅的泔水桶捞几把，不管能不能吃，胡乱塞进嘴里……
大伯是独自一个人躺在炕上口合眼眯的。那两天，他想起苏台，想起苏台的父亲；他心慌、胸闷，夜深人静，老听见奶奶和大娘在唤他。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把一床被子从木箱拿出来，没有铺在炕上，而是叠成长方体，顺墙放平在炕上——这床被子就是当年父亲送给他的，在大伯挣到工资、手头宽裕后，称了四斤新棉花，扛到网棉絮的店里，重新网了一遍，里子和面子都换了新的。焕然一新的被子，就成了大伯压箱底的宝贝，锁起来再没有用过。口唤前，大伯给堂哥交代，他死后一定要将这床被子铺在棺材。
大伯去世在六月。父亲正在县城参加赤脚医生培训，风尘赶来时，大伯已经下葬。大伯去世十四年后，父亲也去世了。父亲去世前，躺在我怀里，唤着大伯的名字。
大伯去世二十年后，我有幸来到石炭井，来到八号泉水泥厂遗址。站在遗弃的废墟上，我想起如大伯一般坚强的工人。泪眼模糊中，我看见废墟上慢慢竖起一座碑，上面赫然有大伯的名字——李成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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