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批“夏商周三代工程”中的三個伐紂年
據《夏商周三代工程階段成果報告》：“據天文推算的三個克商年”，為.前1027年、前1044年，前1046年。並認為：前1044年之說，“開創了全新的研究思路，此說的問題在於對金文紀時詞語的理解，與夏商周三代工程金文歷譜研究所所得結果難以整合。”
所以工程“結合文獻、考古信條以及天文條的的合程度選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為”最優解”。
這叫工程的天文考官江先生怎麼受得了，於是江曉源先生急忙在1999年1月8日給李學勤去信，提出了自己所謂“次優解”，是想以“次優解”否定或推翻工程的“最優解”。
雖然他又強調：“我們認為這些‘次優解’’科學上沒有意義，對工程整體來說，則極可能是有害的。”，但還是趕在千禧之年的11月9日工程對外公開發表前，在2000年8月1日出版了《迴天》一書，將自己的“次優解”公之於眾。也不再考慮什麼有害不有害了。
他在“次優解”《迴天》一書中聲稱“本書用無可置疑的事實，展示了：無論碳14測年方法，還是其他種種考古學方法，迄今都只能給出一個歷史事件發生的年代區間，而
只有天文學方法才能給出事件的精確日期：牧野之戰發生於公元前1044年1月9日。非但如此，天文學方法還能給出整個武王戰役的精確日程表！這就是天文歷史年代學的迷人之處。”
而江曉原等人則認為他們是以七種天文記載，經過精確推算得出的結果，認為是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周曆正月28日)周師出發。並以所謂“歲鼎”得出的結果，是一月初九甲子日早晨4.55分在牧野開始決戰。
牛不牛？江先生盡心盡力將伐紂時間，不但精確到年月日，而且精確到時分，只差秒了。如此精確無誤，迴天有力，而“工程”卻置外不採用，也太不合情理了。
於是他在書後304頁，附錄七：《三種克商之年證據多寡優劣一覽表》中，舉出了工程1046年有七個“不合”，並認為工程“缺乏文獻依據，嚴重依賴《國語》中伶州鳩所述天象，可疑的“歲在鶉火”。在書的167頁他認為伶州鳩講得
不荒唐，而在此又認為可疑。他也太恭維“工程”了，“工程如果真的嚴重依賴《大傳》：“文王受時間為4.55分，命，歲在鶉火，十三年，歲覆在鶉火，武王伐紂”。也就不會得出錯誤的伐紂年！
《南齊書》曰：“文王受命於己未”，是為公元前1022年，十三年後有甲子之事，1022-13=1009，武王克商是在公元前1009年，周曆二月初四甲子日，而非“工程”的前1046年1月20日！雖然前1046年也處“歲在鶉火”，但它無法使“文王受命在己未年”！
上海交通大學的江曉原教授，為了證明自己“次優解”正確無誤，曾用他引進的法寶當今的高科技DE04天文學軟件，以及“歲星紀年法”，對《左傳》出現的十二次曆法天象等進行了驗算，結果“無一相合”。
難道是《左傳》造假？顯然不是！而是他中劉歆、韋昭“歲星紀年”之流毒太深，所以根本不懂什麼叫做十二次野曆法，認為“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可疑。而只相信他的：木星紀年，所謂“歲鼎”。
誠心而言，憑心而論，江先生是很想在解伐紂年之謎上，用當今天文學為之作出很大貢獻與成績的，但還是火候欠缺，心又太急！他們很敬業，愛星愛得走火入魔！
把懿王元年，在元旦日，也就是今日所謂春節新年這一天，周懿王在鄭地舉行登基大典的“天再旦”當作日食，按此邏輯，上海復旦大學豈不成了研究日食的專科學校？
他們又把文王在程，遭遇三年自然災害，庶民缺衣少食，所以文王在丙子日探望姜太公呂望，見他人無食，很是自責。變化為：月半丙子望日，天上有月食。
更糟的是他受劉歆、韋昭所創所謂的“歲星紀年”流毒影響，把最能證明伐紂年日的利簋銘文“武王徵商，惟甲子朝歲，(商)鼎(被)克。”，以星辰誤時辰，他將其中年歲的“歲”當作木星，也就是五方星中的歲星，繼而發明了天文學上的新名詞“歲鼎”。
劉向臨死都對其兒子不放心，背父叛君的劉歆發明了“歲星紀年”，根本荒唐不可信，什麼木星紀年？銘文一再出現“辰在某次”，難道先秦還有一個“水星紀年曆法”不成？最後劉歆搞了個：“歲星每144年超一辰”而自欺欺人。
《迴天》又據此“歲鼎”，即木星紀年法得出：“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或4日及附近日子)，武王出師，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克商，___此日“歲鼎”時間為4.55分，緊扣利簋銘文“甲子朝歲鼎”的記載，成為唯一可取日期。”他的《迴天》唯一，“工程”的《簡本》還能唯一？
人死難復生，畢競武王伐紂只有一次，不可能紂王在前1046年死一次，其後在前1044年又讓紂王再死一次！
有了《迴天》的精確與唯一，這叫公眾該信誰？難道像超市購物，人人皆有自選的自由？
為了調和與“工程”的矛盾，《迴天》又提出了武王伐紂的廣義與狹義之分，什麼叫做廣義與狹義，誰能搞明白講得清？前1046年之說為廣義，前1044年之說為狹義？還是廣義是指從前1048年的孟津觀兵演練開始算武王伐紂？如此便有前1048、1047、1045、1044年作為選項的伐紂年，你前1046年武王紂年雖對，我的前1044年說也不錯。
為了證明自己的“次優解”正確無誤，江先生在《迴天》一書中還列出了許多列表，例如附錄二，春秋時期《公元前720年___公元前480年日食一覽表》，此距前伐紂有幾百年，它又能說明什麼？
為了證明自己的“次優解”正確無誤，他還引進了什麼DE404天文學軟件，而且使的是外國儒略日日法來證明。也許江先生在現代天文學上是個蛟蛟者，但在對中華的古天文學上卻是一個門外漢。雖然當今外國天文軟件能科學地精確地考證出幾千年，甚至幾萬年後的日食月食發生時間，但這是中華古時的年月日嗎？
尤其儒歷，它都是從頭至尾都是千篇一律，根本沒把中華歷代各朝，幾乎朝朝代代都有曆法改革考量進去，夏商周就有三種曆法，各歷之間有一月之差別，武王伐紂在夏為十月，在商為十一月，而對周來說卻是十二月。
除此以外，商周之間還有一日之差別。所以《詩經》有“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商曆之庚寅，周曆為辛卯。所以對克商之甲子日有三解，產生了是二月初三、還是初四、初五之爭訟。
為了曆法之正確，東漢政府進行了曆法大辨論，曆法改了又改。有人為之丟官減薪，甚至丟了性命，張壽王就是為了堅持己見，先被判死刑，後改減祿，最後被氣死，死時只36歲，正當年輕氣盛之時。
因此說用外歷證明中華歷，不合中華實情，會引起水土不服，《迴天》一書中的許多列表只能嚇唬人，而對證伐紂年日一錢不值，白辛苦了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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