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批“夏商周三代工程”中的三个伐纣年
据《夏商周三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据天文推算的三个克商年”，为.前1027年、前1044年，前1046年。并认为：前1044年之说，“开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此说的问题在于对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与夏商周三代工程金文历谱研究所所得结果难以整合。”
所以工程“结合文献、考古信条以及天文条的的合程度选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为”最优解”。
这叫工程的天文考官江先生怎么受得了，于是江晓源先生急忙在1999年1月8日给李学勤去信，提出了自己所谓“次优解”，是想以“次优解”否定或推翻工程的“最优解”。
虽然他又强调：“我们认为这些‘次优解’’科学上没有意义，对工程整体来说，则极可能是有害的。”，但还是赶在千禧之年的11月9日工程对外公开发表前，在2000年8月1日出版了《回天》一书，将自己的“次优解”公之于众。也不再考虑什么有害不有害了。
他在“次优解”《回天》一书中声称“本书用无可置疑的事实，展示了：无论碳14测年方法，还是其他种种考古学方法，迄今都只能给出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区间，而
只有天文学方法才能给出事件的精确日期：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44年1月9日。非但如此，天文学方法还能给出整个武王战役的精确日程表！这就是天文历史年代学的迷人之处。”
而江晓原等人则认为他们是以七种天文记载，经过精确推算得出的结果，认为是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周历正月28日)周师出发。并以所谓“岁鼎”得出的结果，是一月初九甲子日早晨4.55分在牧野开始决战。
牛不牛？江先生尽心尽力将伐纣时间，不但精确到年月日，而且精确到时分，只差秒了。如此精确无误，回天有力，而“工程”却置外不采用，也太不合情理了。
于是他在书后304页，附录七：《三种克商之年证据多寡优劣一览表》中，举出了工程1046年有七个“不合”，并认为工程“缺乏文献依据，严重依赖《国语》中伶州鸠所述天象，可疑的“岁在鹑火”。在书的167页他认为伶州鸠讲得
不荒唐，而在此又认为可疑。他也太恭维“工程”了，“工程如果真的严重依赖《大传》：“文王受时间为4.55分，命，岁在鹑火，十三年，岁复在鹑火，武王伐纣”。也就不会得出错误的伐纣年！
《南齐书》曰：“文王受命于己未”，是为公元前1022年，十三年后有甲子之事，1022-13=1009，武王克商是在公元前1009年，周历二月初四甲子日，而非“工程”的前1046年1月20日！虽然前1046年也处“岁在鹑火”，但它无法使“文王受命在己未年”！
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为了证明自己“次优解”正确无误，曾用他引进的法宝当今的高科技DE04天文学软件，以及“岁星纪年法”，对《左传》出现的十二次历法天象等进行了验算，结果“无一相合”。
难道是《左传》造假？显然不是！而是他中刘歆、韦昭“岁星纪年”之流毒太深，所以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十二次野历法，认为“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可疑。而只相信他的：木星纪年，所谓“岁鼎”。
诚心而言，凭心而论，江先生是很想在解伐纣年之谜上，用当今天文学为之作出很大贡献与成绩的，但还是火候欠缺，心又太急！他们很敬业，爱星爱得走火入魔！
把懿王元年，在元旦日，也就是今日所谓春节新年这一天，周懿王在郑地举行登基大典的“天再旦”当作日食，按此逻辑，上海复旦大学岂不成了研究日食的专科学校？
他们又把文王在程，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庶民缺衣少食，所以文王在丙子日探望姜太公吕望，见他人无食，很是自责。变化为：月半丙子望日，天上有月食。
更糟的是他受刘歆、韦昭所创所谓的“岁星纪年”流毒影响，把最能证明伐纣年日的利簋铭文“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商)鼎(被)克。”，以星辰误时辰，他将其中年岁的“岁”当作木星，也就是五方星中的岁星，继而发明了天文学上的新名词“岁鼎”。
刘向临死都对其儿子不放心，背父叛君的刘歆发明了“岁星纪年”，根本荒唐不可信，什么木星纪年？铭文一再出现“辰在某次”，难道先秦还有一个“水星纪年历法”不成？最后刘歆搞了个：“岁星每144年超一辰”而自欺欺人。
《回天》又据此“岁鼎”，即木星纪年法得出：“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或4日及附近日子)，武王出师，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克商，___此日“岁鼎”时间为4.55分，紧扣利簋铭文“甲子朝岁鼎”的记载，成为唯一可取日期。”他的《回天》唯一，“工程”的《简本》还能唯一？
人死难复生，毕竞武王伐纣只有一次，不可能纣王在前1046年死一次，其后在前1044年又让纣王再死一次！
有了《回天》的精确与唯一，这叫公众该信谁？难道像超市购物，人人皆有自选的自由？
为了调和与“工程”的矛盾，《回天》又提出了武王伐纣的广义与狭义之分，什么叫做广义与狭义，谁能搞明白讲得清？前1046年之说为广义，前1044年之说为狭义？还是广义是指从前1048年的孟津观兵演练开始算武王伐纣？如此便有前1048、1047、1045、1044年作为选项的伐纣年，你前1046年武王纣年虽对，我的前1044年说也不错。
为了证明自己的“次优解”正确无误，江先生在《回天》一书中还列出了许多列表，例如附录二，春秋时期《公元前720年___公元前480年日食一览表》，此距前伐纣有几百年，它又能说明什么？
为了证明自己的“次优解”正确无误，他还引进了什么DE404天文学软件，而且使的是外国儒略日日法来证明。也许江先生在现代天文学上是个蛟蛟者，但在对中华的古天文学上却是一个门外汉。虽然当今外国天文软件能科学地精确地考证出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后的日食月食发生时间，但这是中华古时的年月日吗？
尤其儒历，它都是从头至尾都是千篇一律，根本没把中华历代各朝，几乎朝朝代代都有历法改革考量进去，夏商周就有三种历法，各历之间有一月之差别，武王伐纣在夏为十月，在商为十一月，而对周来说却是十二月。
除此以外，商周之间还有一日之差别。所以《诗经》有“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商历之庚寅，周历为辛卯。所以对克商之甲子日有三解，产生了是二月初三、还是初四、初五之争讼。
为了历法之正确，东汉政府进行了历法大辨论，历法改了又改。有人为之丢官減薪，甚至丢了性命，张寿王就是为了坚持己见，先被判死刑，后改减禄，最后被气死，死时只36岁，正当年轻气盛之时。
因此说用外历证明中华历，不合中华实情，会引起水土不服，《回天》一书中的许多列表只能吓唬人，而对证伐纣年日一钱不值，白辛苦了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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