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曆史上，西漢和東漢之間，存在著一個短暫的朝代，它就是王莽於公元9年，建立的新朝。
虎符石匱
新朝
海晏縣境內西海郡故城遺址出土
青海省海晏縣西海郡博物館藏
“虎符石匱”由花崗岩雕成，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為一隻伏狀的石虎，稱為“虎符”，出土於1942年；下部是一個石座，長1.37米，寬1.15米，高0.65米，出土於1986年。
虎符
石座
石虎身長1.32米，高0.46米，呈蹲伏狀，虎口大張，四足臥地。石虎四周，有2釐米深的凹沿，石座周邊，則有2釐米高的凸沿。把石虎放到石座上，兩者正好卯合，成為一個完整的“虎符石匱”。
整隻石虎的造型，簡潔而生動，頗具我國漢代石雕雄渾古樸的藝術風格。
虎符石座兩邊各鑿有兩個方孔，以便穿繫繩索進行搬運。石座中央有一個長0.6米，寬0.39米，深0.28米的凹形石櫃。
石虎和石座上刻有22個篆字，這些篆字古樸蒼勁，雖然經歷兩千多年的歲月，仍然依稀可辨。從右到左依次為：“西海郡虎符石匱，始建國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
上面“虎”的形狀和下面“匱”的形狀套合在一起，再加上22個篆書的漢文，這些對於研究歷史有很重要的價值，跟史書的記載相互印證，並且還可以補史書文字記載之不足。
在我國古代，“櫃”字同“匱”字，所以古人又將石座稱為“石匱”，是用來放東西的櫃子。
從“石匱”的空間大小來推測，“石匱”內所放之物，很可能是皇帝頒發的“符命”之類的文件。
因為放有“符命”，所以有“符”之名；因為是盛放東西的器具，所以有“匱”之名，又因為其形狀為虎形，故此得名為“虎符石匱”。
“虎符石匱”上的文字引起了專家們的關注，因為王莽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暫的14年，遺留下來的文物非常少。這件西海郡故城遺址的“虎符石匱”恰恰就見證了那段短暫的歷史。
王莽對身居大司馬之位的伯父王鳳極為孝順，王鳳臨死前把王莽託付給皇太后和漢成帝。從此，他的仕途非常順利，步步高昇，其聲名甚至超越了那些大權在握的叔伯們。他雖然身居高位，卻並不傲慢，禮賢下士，清廉儉樸，常把自己的俸祿分給門客和平民，甚至賣掉自己的馬車，接濟窮人，其為人廣受稱讚。
公元8年，王莽終於暴露出了自己野心家的真面目。這一年，他廢掉了漢室皇帝，並逼迫自己的姑姑皇太后交出傳國玉璽，自己登上帝位。改國號為“新”，定年號為“始建國”。
“虎符石匱”的鑿刻時間是“始建國元年”，也就是王莽建立新朝後的第一年。經過研究，專家發現“虎符石匱”的鑿刻與王莽在青海設立西海郡有直接關聯。
王莽在掌權的時候，曾經向太后建議：說現在咱們國家已經有東海郡、南海郡、北海郡，唯獨缺一個西海郡，如果把西海郡設起來，就符合“四海一統”這樣一種大好的局面。
得到太后的批准以後，公元4年，在我國已建立有東海郡、北海郡，南海郡的基礎上，王莽又在西部建立了西海郡，使我國漢代西部的版圖擴大到青海湖一帶。
公元9年，在西海郡設立後的第四年，王莽登上了皇位，又特意鑿刻了“虎符石匱”。專家分析，他之所以登基伊始，就急於在西海郡鑿刻“虎符石匱”，無疑是為了正名分，昭告天下，西海郡已歸王莽新政管轄。“虎符石匱”就是天子得到天命的一種憑證。
王莽登基後，為鞏固政權，曾向天下頒佈，“符命四十二篇”，其大致內容是說，“取締西漢政權，建立新朝，是天命所為，不容置疑。”據推測，西海郡“虎符石匱”內所放之物，很可能就是王莽向天下頒佈的“符命四十二篇”之類的文件，其作用無非是告訴人們，政權受命於天，非人力所能動搖。
如今，“虎符石匱”內裝的文件已經不知去向。而體形巨大的“虎符石匱”，卻因為不便搬運，被幸運地留在了原來的地方。直到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人們發現的時候，它仍舊矗立在西海郡故城遺址上。
1942年，時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幕僚的馮國瑞，在西海郡故城遺址內，發現了“虎符石匱”的上半部分“石虎”。
馮國瑞很有學識，看到石虎上雕刻的文字，認為很有文物價值，於是找來一輛馬車，想把它運到西寧，做進一步研究。然而由於石虎太重，馬車行至大灘水庫時，車抽就被壓斷了，馮國瑞只得把它丟棄在水庫附近。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6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將“石虎”搬運至海晏縣文化館。
1987年，海晏縣文化館準備把西海郡故城遺址內發現的另一件大型石刻，運往文化館保存。
人們在裝運的時候，驚奇地發現，石刻壓在地上的一面刻有三列篆文，從右到左分別為“虎符石匱，元年十月癸卯，郭戎造。”這些篆書的字體風格內容與文化館收藏的“石虎”上的文字極為相似。
當人們試著把兩塊石雕，組合在一起，發現竟然嚴絲合縫，很顯然它們原本就是一個整體。
“虎符石匱”的發現意義重大，首先，“虎符石匱”發現的地方寫著“西海郡虎符石匱”，證明了西海郡的位置；此外，上面22個字的銘文，幫我們瞭解到了王莽在青海設“郡”前後的一段歷史。
在西海郡故城遺址內，考古人員曾發現，王莽時期的五銖錢、錢範等遺物。而這件“虎符石匱”無疑是故城遺址中出土的最具歷史價值的文物。（來源：青海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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