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西汉和东汉之间，存在着一个短暂的朝代，它就是王莽于公元9年，建立的新朝。
虎符石匮
新朝
海晏县境内西海郡故城遗址出土
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郡博物馆藏
“虎符石匮”由花岗岩雕成，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一只伏状的石虎，称为“虎符”，出土于1942年；下部是一个石座，长1.37米，宽1.15米，高0.65米，出土于1986年。
虎符
石座
石虎身长1.32米，高0.46米，呈蹲伏状，虎口大张，四足卧地。石虎四周，有2厘米深的凹沿，石座周边，则有2厘米高的凸沿。把石虎放到石座上，两者正好卯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虎符石匮”。
整只石虎的造型，简洁而生动，颇具我国汉代石雕雄浑古朴的艺术风格。
虎符石座两边各凿有两个方孔，以便穿系绳索进行搬运。石座中央有一个长0.6米，宽0.39米，深0.28米的凹形石柜。
石虎和石座上刻有22个篆字，这些篆字古朴苍劲，虽然经历两千多年的岁月，仍然依稀可辨。从右到左依次为：“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
上面“虎”的形状和下面“匮”的形状套合在一起，再加上22个篆书的汉文，这些对于研究历史有很重要的价值，跟史书的记载相互印证，并且还可以补史书文字记载之不足。
在我国古代，“柜”字同“匮”字，所以古人又将石座称为“石匮”，是用来放东西的柜子。
从“石匮”的空间大小来推测，“石匮”内所放之物，很可能是皇帝颁发的“符命”之类的文件。
因为放有“符命”，所以有“符”之名；因为是盛放东西的器具，所以有“匮”之名，又因为其形状为虎形，故此得名为“虎符石匮”。
“虎符石匮”上的文字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因为王莽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暂的14年，遗留下来的文物非常少。这件西海郡故城遗址的“虎符石匮”恰恰就见证了那段短暂的历史。
王莽对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孝顺，王凤临死前把王莽托付给皇太后和汉成帝。从此，他的仕途非常顺利，步步高升，其声名甚至超越了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们。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并不傲慢，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的马车，接济穷人，其为人广受称赞。
公元8年，王莽终于暴露出了自己野心家的真面目。这一年，他废掉了汉室皇帝，并逼迫自己的姑姑皇太后交出传国玉玺，自己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新”，定年号为“始建国”。
“虎符石匮”的凿刻时间是“始建国元年”，也就是王莽建立新朝后的第一年。经过研究，专家发现“虎符石匮”的凿刻与王莽在青海设立西海郡有直接关联。
王莽在掌权的时候，曾经向太后建议：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唯独缺一个西海郡，如果把西海郡设起来，就符合“四海一统”这样一种大好的局面。
得到太后的批准以后，公元4年，在我国已建立有东海郡、北海郡，南海郡的基础上，王莽又在西部建立了西海郡，使我国汉代西部的版图扩大到青海湖一带。
公元9年，在西海郡设立后的第四年，王莽登上了皇位，又特意凿刻了“虎符石匮”。专家分析，他之所以登基伊始，就急于在西海郡凿刻“虎符石匮”，无疑是为了正名分，昭告天下，西海郡已归王莽新政管辖。“虎符石匮”就是天子得到天命的一种凭证。
王莽登基后，为巩固政权，曾向天下颁布，“符命四十二篇”，其大致内容是说，“取缔西汉政权，建立新朝，是天命所为，不容置疑。”据推测，西海郡“虎符石匮”内所放之物，很可能就是王莽向天下颁布的“符命四十二篇”之类的文件，其作用无非是告诉人们，政权受命于天，非人力所能动摇。
如今，“虎符石匮”内装的文件已经不知去向。而体形巨大的“虎符石匮”，却因为不便搬运，被幸运地留在了原来的地方。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人们发现的时候，它仍旧矗立在西海郡故城遗址上。
1942年，时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幕僚的冯国瑞，在西海郡故城遗址内，发现了“虎符石匮”的上半部分“石虎”。
冯国瑞很有学识，看到石虎上雕刻的文字，认为很有文物价值，于是找来一辆马车，想把它运到西宁，做进一步研究。然而由于石虎太重，马车行至大滩水库时，车抽就被压断了，冯国瑞只得把它丢弃在水库附近。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石虎”搬运至海晏县文化馆。
1987年，海晏县文化馆准备把西海郡故城遗址内发现的另一件大型石刻，运往文化馆保存。
人们在装运的时候，惊奇地发现，石刻压在地上的一面刻有三列篆文，从右到左分别为“虎符石匮，元年十月癸卯，郭戎造。”这些篆书的字体风格内容与文化馆收藏的“石虎”上的文字极为相似。
当人们试着把两块石雕，组合在一起，发现竟然严丝合缝，很显然它们原本就是一个整体。
“虎符石匮”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虎符石匮”发现的地方写着“西海郡虎符石匮”，证明了西海郡的位置；此外，上面22个字的铭文，帮我们了解到了王莽在青海设“郡”前后的一段历史。
在西海郡故城遗址内，考古人员曾发现，王莽时期的五铢钱、钱范等遗物。而这件“虎符石匮”无疑是故城遗址中出土的最具历史价值的文物。（来源：青海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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