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唐若甫
2月末，正當人們在一年中最短的一個月臨近尾聲準備大步邁進3月之際，一則出乎意料的消息隨著電郵和網站傳播開來，大有讓時間停止之勢：荷蘭新樂團將於年內解散。這支樂團對在歐洲推廣中國當代音樂和作曲家居功至偉，承載了太多的集體回憶。
新樂團崇高使命
荷蘭新樂團
荷蘭新樂團（Nieuw Ensemble）嚴格地說並不是一支樂團，而是人數從十幾人到二十幾人視作品需求自由變量的合奏團或室內樂團。樂團由荷蘭作曲家兼大學教授喬艾爾·邦斯等人聯合創建於1980年的阿姆斯特丹。
那時的阿姆斯特丹，運河旁的街頭上飄蕩著大麻的味道，年輕人的血管裡流淌著狂飆的情愫。美國中提琴家朱莉亞·巴恩斯（Julia Barnes）在上世紀80年代移居阿姆斯特丹，形容“8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充滿了堅韌不拔的氣息，自由開明，包容心強”。也許正是在這種介乎於無政府主義和烏托邦思想之間的搖擺，又有皮埃爾·佈列茲創始於1976年的當代合奏團為激勵，才促使這座荷蘭水鄉誕生了一支職業的當代音樂室內樂團。
作為當代音樂的專門演奏團體，在編制上，樂團步出了常規室內樂團以絃樂、木管和打擊樂組成的定式思維，反而以撥絃樂器諸如曼陀鈴、吉他和豎琴為主打，結合木管、絃樂和打擊樂為特色，走出一條與眾不同之路。
編制的不同決定了樂團需要大量量身定製的音樂擴大麴目。1982年起艾德·斯潘嘉德（Ed Spanjaard）出任首席指揮後，樂團以大膽果敢的曲目編排和擴大當代音樂曲庫著稱，委約了800多部作品。接受委約的作曲家來自各種文化背景、國家和地區，屬於各個年齡段。樂團也辦有年輕作曲家工作坊。
近40年歲月中，樂團演奏了一大批當代作曲家，諸如盧奇亞諾·貝里奧、卡羅拉·包科霍特、皮埃爾·佈列茲、陳銀淑、艾略特·卡特、弗蘭克·多納託尼、布萊恩·費尼哈夫、毛裡奇奧·凱格爾、喬治·利蓋蒂、喬治·庫塔、提奧·羅文迪、路易吉·諾諾等。樂團還發起諸多當代音樂平臺或音樂節，譬如阿姆斯特丹“複雜性”音樂節（1991）、“規則與遊戲”音樂節（1995）、“即興”（1996）、多種文化撥絃樂器（1998）、致力於表現微分音的“精煉的耳朵”（2003）、表現節奏的“受到啟發的時間”（2004）、表現電子音樂的“開放式音樂”（2005-2006）、表現西方和非西方樂器的“方向性”（2006-2007）。國際共建項目把樂團帶至布魯塞爾、巴黎、慕尼黑、愛丁堡、里斯本、斯特拉斯堡、威尼斯、華沙、都靈和紐約等地巡演。
不過，讓新樂團“一戰成名”的，恰是它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創始人初涉中華
所謂時勢造英雄，每個時代和領域的中國都能找到國際友人。醫學領域有白求恩，革命時代有斯諾，開放時代有基辛格。當中央音樂學院恢復招生，傳奇性的“77級”畢業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漂洋過海，有的在美國，有的在歐洲，有的在中國，紛紛迎來自己創作生涯中極為燦爛的篇章時，有一個人再度把他們中的不少人集結在一起，開了一系列音樂會。這位識馬伯樂，便是新樂團創始人兼中國當代音樂的國際友人喬艾爾·邦斯。
1988年，譚盾在阿姆斯特丹的高迪·亞摩斯音樂節得獎，首演管絃樂《道極》，音樂會後便有人找譚盾，來者正是邦斯。邦斯說他正要去香港參加國際當代音樂協會（ISCM）的世界音樂日，譚盾便把莫五平介紹給他。到了香港，藉著改革開放的春風，邦斯在莫五平的介紹下訪問中國（當時香港尚未迴歸），進行音樂探索與開拓。
那番在音樂上如馬可·波羅遊記一般的中國之旅，讓邦斯結識了7位前所未聞的中國新生代作曲家，包括活躍於美國的譚盾、瞿小松，活躍於法國的陳其鋼、許舒亞和莫五平，國內在北京和上海分別任教的郭文景和何訓田。邦斯為這批作曲家的創造力所折服，即刻委約他們為樂團進行創作，一人一首，籌辦音樂會。
天堂之路“把歐洲炸開了鍋”
（從左至右)莫五平、陳其鋼、許舒亞、史可龍
1991年4月，荷蘭新樂團在阿姆斯特丹舉辦了一場名為“天堂之路”的音樂會，首演了這7個人的全新委約作品，有陳其鋼《抒情詩Ⅱ》（水調歌頭）、莫五平《凡Ⅰ》、郭文景《社火》、許舒亞《秋天的落葉》、瞿小松《易》、譚盾《四個三重奏，指揮、觀眾的循環》等。當時歐洲聽眾非常好奇，完全不知中國新音樂是什麼樣子，還以為就是蘇聯體系的音樂，要麼是遠古的道教之音。
結果7個人的作品風格迥異，音樂會獲得轟動效應，隨後在海牙、鹿特丹和烏特勒支三座荷蘭城市演出，並開赴德國和意大利等地巡演。荷蘭報紙以頭條形式放出來自自行車王國的莫五平、譚盾、何訓田、瞿小松和郭文景五人在阿姆斯特丹街頭並排騎自行車的照片（見封面圖片），還有三位作曲家和旅法男中音歌唱家史可龍的合影。前衛的音樂加之對神秘東方熱土的嚮往，用邦斯的話說，這套開天闢地的演出“簡直把歐洲炸開了鍋”。
當時參與音樂會的作曲家們對近30年前的熱點事件還記憶猶新。郭文景說：“通過這次演出，荷蘭新樂團向西方觀眾展示了中國作曲家的傑出才能，使中國新音樂在國際上造成了轟動性的影響。後來，這場音樂會被歐洲幾個主要的音樂節邀請，在歐洲主要的國家和地區上演。”許舒亞的觀點與郭文景不謀而合，“自從那次以後，荷蘭新樂團在10年中堅持每年專場演出中國新音樂，還委約並上演中國年輕作曲家音樂會。借鑑了電影中的第五代導演的說法，首批7位作曲家有了第五代作曲家的稱謂。”譚盾還以指揮身份結緣樂團，1992年開始定期指揮樂團歐巡，演出莫五平、細川俊夫、許舒亞、陳其鋼等人的作品，把一批批的年輕中國作曲家推到歐洲現代音樂前沿。
雖然創作風格各不相同，但所有得益於荷蘭新樂團的中國作曲家都同意，新樂團是歐洲當代音樂界第一個集中介紹中國新音樂，並一批一批、一代一代持續介紹中國作曲家，展示前衛創作技術和全新創作方向的團體，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震動。“荷蘭新樂團讓世界認識到一個嶄新的中國，為世界帶來極為精彩、充滿創意和文化自信的中國。”譚盾說道。
時更時新
新舊永遠是一對相對概念而不是絕對值。昨日的探索在今日會變得過時，這一在時尚界亙古不變的真理同樣適用於當代音樂團體。經過40年的發展，即使創團之初的理念超前而有效，荷蘭新樂團一直面臨著變成“荷蘭老樂團”的困擾。在一些人看來，單一的委約模式、圈子利益的固化都是導致素來以“開放”“包容”著稱的荷蘭新樂團漸漸失去根基的深層原因。
新樂團解散的另一層原因是重心轉移。指揮家斯潘嘉德及樂隊樂師自己都有著繁忙的工作，有的早已退休。邦斯也把重心轉移到作曲上，最近他的作品《牧民》獲得美國格勞美爾作曲大獎。這部作品是他專程為自己2002年創建的跨界世界音樂組合地圖合奏團創作的。地圖合奏團將不受新樂團影響，繼續運作。
第三層直接原因是政府撥款的縮水和最終取消。2012年，荷蘭政府對文化的補貼大幅縮水，令樂團深受影響。來自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撥款讓樂團續命數年，直到2017年來自市裡的撥款也取消了。隨後樂團發起眾籌和個人捐贈等項目，可惜效果一直不盡如人意。
喬艾爾·邦斯表示：“我們樂團初創時一無所有，解散時也一無所有。很有幸在現代音樂的高峰時期經歷了合奏團的輝煌年代，搭了順風車。合奏團趕上好時候，做了很多對當代音樂有益的項目，和不同年齡層的數百位作曲家合作，持續演出專門為我們創作的作品，還在世界各地巡演。如果說我們曾經有夢想，我們的夢想已經實現。如今是時候說再見了。”
在告別演出季中，新音樂團將在斯潘嘉德的指揮下獻演5場風格迥異的音樂會。3月至4月會演出6位青年作曲家的作品首演，5月在科隆和阿姆斯特丹有喬治·阿佩基斯的世界首演，10月會帶著邦斯的《三十種情況》巡演，11月將演出約翰·亞當斯和譚盾的音樂。告別音樂會在荷蘭的聖尼克拉斯節（12月6日）當晚，樂團會在阿姆斯特丹音樂廳演出。也許時更時新是目送這支昔日新樂團離去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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