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來勢兇猛，企業生產經營受阻，眾多企業正在承受巨大壓力甚至生死考驗。
在這一關鍵時間節點，為助力企業突圍渡困，盤古智庫傾情推出系列公益直播沙龍《抗疫轉型，企業生存》，免費為中小企業提供及時的信息、建議、交流平臺等多方面支持，與企業一起共渡難關，共克時艱。
系列沙龍旨在助力企業洞悉最新政策、理性決策研判。講師團由著名經濟學家、管理學家、各行業領軍人士、企業家、相關領域知名學者組成。
2月1日晚，首期盤古智庫《抗疫轉型，企業生存》系列公益直播沙龍正式上線。該沙龍以《當前各地幫扶政策機會分析》為主題，由盤古智庫理事長易鵬，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擔任主講嘉賓，兩百多位企業家同時在線觀看。
本文系3月8日盤古智庫系列公益直播沙龍《抗疫轉型，企業生存》第十期“財政‘不可能三角’對企業和民眾的影響”的內容整理。盤古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兼院長鄭新業擔任主講嘉賓。
本文觀點提煉如下：
1. 做不到“既要、又要、還要”， 降低稅負、增加支出和控制債務是財政的“不可能三角”。提供公共服務是財政的第一職能。穩定經濟的主要責任在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和經濟波動本身，財政政策穩定經濟要從屬於核心任務。
2. 確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至關重要，別種了市場經濟的“田“，荒了政府的“地“，由市場提供的，政府要忍住，要高度警惕所謂的“新基建”，那會擠壓市場的空間，還會壓垮債務。
3. 政府應減少飽和型和劣等品公共支出。
4. 穩定宏觀稅負，改變稅收結構。治理汙染和改善收入分配都需要增加稅收，降低增值稅稅率到10%，增加環境稅，碳稅，實施起徵點為1億元人民幣的遺產稅。
5. 債務是國家的戰略性資源，應該保留足夠的債務空間以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尤其要警惕人口流出地的債務累積。政府可以通過混改回籠部分資金、以穩定債務，混改應由財政部門主導。
6. 重構央地關係，推進公共服務中央化。沒有全國統籌的“五險一金”，就沒有市場經濟。
7. 進入“大國財政”時代，本國政策能夠影響他國政策的國家就是大國（中性詞），但不一定是好事。
8. 從全國看，最困難的經濟體是北京和上海，需要和G7國家競爭。
9. 中國應該預防的是美國的傾銷，而不是封鎖。”
財政“不可能三角”對企業和民眾的影響
（一）財政“不可能三角”
1. 財政四大目標
（1）促進經濟增長：提供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發展等公共物品。這是財政政策的第一大目標。
（2）調節經濟波動：財政政策作為自動穩定器，包括稅收累進、失業保險這些工具。當經濟高漲，政府通過提高稅率，抑制企業投資和家庭消費；當經濟低迷，政府通過降低稅率，穩定消費和投資，同時失業保險啟動。相機決策，比如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四萬億計劃”，西方國家使用的退稅、消費券等。調節經濟波動主要是貨幣政策的職能，在一些情況下，需要財政政策進行配合，中國宏觀調控的第一道防線就是貨幣政策。此次疫情帶來的經濟波動，主要依靠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和市場本身調節。
（3）治理環境汙染：這個職能很難依靠貨幣政策和市場解決。但在現有稅率的基礎上，公眾面臨的環境稅壓力將會更大。
（4）調節收入分配：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從全球來看基尼係數比較高，調節收入分配壓力大。但中國可使用的財政工具比較少，因為中國的直接稅比重低，稅種少。
2. 財政一大約束
大國政策外溢與政策競爭（互動）壓力，引發國際矛盾。中國作為大國，本國的政策變動將會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這種政策外溢的過程，也會受到其他國家的政策反制。
3. 財政“不可能三角”
降低稅負、增加支出和穩定債務是財政的“不可能三角”。有些人希望在經濟下行期間政府減稅，理由是稅負高導致勞動報酬、企業投資回報和風險承擔回報下降；同時希望增加教育、醫療和扶貧等方面的支出。如果降低稅負、增加支出、債務就需要放開。在經濟繼續上行的情況下，債務空間就比較大。當經濟不確定時，保留債務空間就是國家的戰略性資源，以防債務壓垮經濟。
4. 財政收入面臨的問題
（1）經濟下行壓力，國內企業要求減稅；
（2）全球稅收競爭，其他國家的稅率正在下降；
（3）調節收入分配的需要，如何解決稅負轉嫁的問題；
（4）汙染治理：環境稅與碳市場；
（5）稅收結構調整；
總體來看，中國的宏觀稅負下降但仍然高企。不存在最優稅負的問題，評價稅負高低需要考慮收入支出、債務配置等問題。
5. 關於財政支出
（1）48%的財政支出項目與GDP增長掛鉤；
（2）支出類別競爭：每個支出項目背後都有龐大的利益群體；
（3）對企業的補貼仍然是重要的支出內容。對企業的大量補貼是地方政府的巨大負擔。能夠得到補貼的企業繼續要求降稅，將會擠佔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資源；
（4）政府支出對當前重大問題解決的貢獻不足，效率不高，支出過度和支出不足並存。“新基建”建設需要考慮回報問題。
6. 關於政府債務
（1）債務問題是增長問題：債務危機的消除從根本上是通過經濟增長實現的；
（2）債務問題是區域不平衡問題：宏觀上債務風險可控，微觀上部分地區、政府、企業面臨債務危機；
（3）債務問題是央地關係問題：中央政府的行為和信號會顯著影響地方政府的舉債行為。
（二）以財政支出規模決定政府融資行為
1. 財政支出的目標和作用
有些財政支出並不是天然需要，財政支出存在主要是為了以下目的：
（1）提供公共物品，治安、司法、軍隊等；
（2）治理外部性（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
（3）調節經濟波動: 週期性赤字和結構性平衡；
（4）收入再分配；
稅收的無謂損失和債務對經濟風險的影響決定了政府規模應該受制於支出需要而非徵稅能力。
2. 財政支出的結構
在2018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決算數中，公共物品佔比46%，正外部性（教育、就業等）佔比28%，收入分配佔比19%，經濟波動佔比4%，負外部性（治理汙染）佔比3%。這種結構有其合理性和科學性，比較契合中國的發展階段。
3. 中國進入“飽和型財政需求”
（1）資本邊際回報率（MPK）遞減：民眾和企業需求的基礎設施建設逐步飽和；
（2）正外部性的邊際回報遞減：部分類型的教育、補貼等成為“劣等公共品”，民眾和企業需求遞減。政府提供越多，私人提供越少；
（3）部分公共物品政府沒能提供，但民眾和企業的需求在增加；
（4）為財政融資的成本遞增：政府債務積累，企業、個人面臨實際稅負較重，經濟萎縮的壓力確實存在。
因此，財政支出需要穩定總量，調整結構。
“精準扶貧”不僅是幫助窮人，更是效率的提升。扶貧項目的投入會在未來見效。正如當代人未來退休金的價值，取決於未來貨幣的購買能力，還取決於未來的資本、勞動、技術和體制。以新縣扶貧財政投入為例，扶貧財政投入的“大頭”已經完成，應該接受某些類別（比如基礎設施）的支出增長為零。
（三）財政收入基本情況
各國的財政收入結構不同。美國主要依靠個人所得稅，佔比40%左右。1%的富人繳納40%的稅，50%的窮人繳納2.79%的稅。個人所得稅比重高有利於調整收入分配。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比較低，佔比5.49%，而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比較高，佔比15%左右。當前中國稅收制度以間接稅為主，直接稅為輔，直接稅佔比正在逐步上升。
1. 環境稅的一塊錢不能等於其他扭曲性稅的一塊錢
環境稅能否實現雙重紅利？由於消費存在彈性，一旦徵收環境稅，經濟主體環境汙染的行為減少，雖然增加了環境紅利，但是稅收會隨之減少；經濟主體環境汙染的行為恢復，雖然稅收增加，但是環境紅利消失。
2. 稅收的一塊錢不等於債務的一塊錢
由於財政支出會提供公共物品和正外部性，對後代有正向的影響，因此成本中的一部分也應該由後代承擔。公共債務累計與國家資產積累並行。當債務對經濟風險的邊際成本與債務融資實現的資本積累對經濟的邊際收益相等時，債務達到最優規模。
（四）央地關係亟待重構
稅收歸中央符合現代稅制方向。一是地方收稅困難，資本存在流動；二是稅收競爭的存在。地方具體情況各不相同，支出理應由地方安排。這也導致了大規模轉移支付，2018年的轉移支付達到了2.97萬億,22個省份50%以上的財政支出來自於中央，比例最高的西藏，最低的比例是北京和上海。這意味著很多地方的收入來源於中央。
1. 財政作為自動穩定器沒有發揮應有作用
個人所得稅佔比長期偏低，經濟週期難以透過此渠道影響消費者決策。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是地方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經濟衰退時，地方政府就面臨收入下滑、開支增加的局面。從而導致地方政府預算的順週期特性。
我國失業保險覆蓋面低，補償標準過低、領取失業保險時間過短，且失業保險由地方政府負責，面臨財政壓力的地方政府沒有很強的動機提供足夠的社會保障。
2. 相機抉擇難以實現
我國政府真正能使用的工具只有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和基礎設施開支。但前者只能用於彌補地方政府因衰退引發的財力缺口，而後者又因時滯問題無法幫助經濟及時復甦。
失業保險和救助項目都由地方政府負責，中央政府如果要提高在這些方面的標準，就面臨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已經非常困難的地方財政缺少資金。
3. 地方負責社保帶來一系列問題
保險範圍應該是越大越好，當前現狀是切成小塊，幾百家社會公司。這導致人口流入地區需要財政補貼上萬億。
4. 央地關係亟待重構
現行財政體制在動員、籌集公共資金方面卓有成效。通過上收稅率、稅基以及稅收減免的決定權，有效解決了地方競爭引發的稅收流失問題。
在支出方面，中央政府基本上保持著一個政策制定者的角色。除國防之外的公共服務基本都由地方政府提供。
由於收入上移，支出責任下放，“央地關係”主要由“中央政府制定決策”、“鉅額轉移支付”以及“社會保障自收自支”三個核心內容構成。
這樣的安排對經濟波動、收入分配和汙染治理都帶來了負面影響。
（五）大國財政
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地位的不斷上升，外部環境牽動中國發展，中國作為寡頭國決策受他國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政策挑戰，比如“一帶一路”的稅率協調問題。
競爭性風險和創新性風險的增加。中國經濟在全球分工中，已經開始從風險低、收益低的“與發展中國家競爭、與發達國家合作”的模式，逐漸轉向產品和服務的上游，轉變為風險高、收益高的“與發達國家競爭”的模式。東北的經濟下滑是經濟開放的結果。
向產品和服務的上游邁進，參與全球競爭和國際標準的制定，提升高技術、高端裝備製造、醫療、教育、體育、傳媒等領域的國際競爭力。可預見的將來，我們和主要經濟體的關係好不了。
從全國看，最困難的經濟體是北京和上海，需要和G7國家競爭。
中國正在加入賣家，和發達國家競爭，加大了供給，降低了價格，惠及世界的買家。我們應該預防美國的傾銷而不是封鎖。兩邊都有“脫鉤（decoupling）”的支持者，補貼的行業都是支持者。
（六）政策主張
1. 總量控制，結構調整。
（1）減少支出：減少飽和型和劣等品支出項目投資；
（2）調整財政收入結構：降低VAT稅率到10%，提升環境稅、碳稅，以1億元為起徵點新設立遺產稅；加強稅收的再分配功能，改革個人所得稅，增大直接稅比例；
（3）穩定政府債務規模，限制政府借債行為，借債與資產管理掛鉤，財政主導“混改”。
2. 央地關係重構
（1）中央政府從過去的政策制定者，轉型到制定政策與提供公共服務並重。中央政府在調控經濟波動、改善收入分配和治理環境汙染等方面承擔更多的職能。而地方政府的職能則應相應減少；
（2）中央政府減少轉移支付規模。地方政府職能集中在基礎教育、消防等本地事務上；
（3）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由中央政府負責，全國統一；
（4）失業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會救助等支出由中央政府負責，建立覆蓋全國所有人群的制度。
3. 促進全球大國財政互動與合作
（1）倡導建立世界稅收合作組織（GTO）：協調各國在企業所得稅等稅種上的稅率水平，減少全球稅收競爭；
（2）倡導構建全球稅收信息共享數據庫：強化各國在稅收徵管數據上的共享，減少跨國逃稅避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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