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規模浩大，人數眾多，知名度高，影響力巨，向陽湖“五七幹校”成了民間記憶中的“文化大師流放地”。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姚崢華
深圳北到赤壁北，全程高鐵四個小時零七分鐘。赤壁到咸寧，三十多公里，驅車一個多小時。無縫對接的話，五六個小時內就可以從深圳抵達咸寧“五七幹校”。
查路線圖時，我正看著這一段：
“1969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寧湖澤地區，過著近於與世隔絕的生活。在一年多一點時間內，住處先後遷移六次，最後由鄂南遷到鄂西北角。我手邊既無書籍又無其他資料，只能就記憶所及，把圖稿中疏忽遺漏或多餘處，一一用籤條記下來，準備日後有機會時補改。”
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後記裡，沈從文先生這麼寫道。
文中所指的湖北咸寧湖澤地區，便是著名的咸寧向陽湖“五七幹校”。
1969年9月至1974年12月，文化部在此創辦咸寧“五七”幹校，原中央文化部系統的6000多文化人及其家屬，分3批先後下放到幹校勞動鍛鍊。因其規模浩大，人數眾多，知名度高，影響力巨，向陽湖“五七幹校”成了民間記憶中的“文化大師流放地”。 1998年，咸寧市正式立項建設“中國向陽湖文化村”。
▲原文化部咸寧“五七幹校”校部全景
向陽湖““五七幹校””，如今已成了一個“朝聖”景點，很多旅遊者慕名前往，力圖在一磚一瓦中追憶歷史車輪碾過的文化履痕，於今昔對比中感懷前塵以古鑑今。
趁著“五一”小長假，到咸寧“五七幹校”看看沈從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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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了一本王亞蓉編著的《服章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上路，車窗外，景色一派蔥鬱，連綿不絕。
時光倒流回1969年，咸寧的景色，該也是鬱鬱蔥蔥。
那一年9月26日，沈從文夫人張兆和隨《人民文學》編輯部人員第一批出發前往咸寧，11月31號，沈從文所屬的歷史博物館隊伍也依期抵達。這一年，他67歲。
幹校分5個大隊、26個連隊，6000多人在這裡圍湖造田，短則一年，長則達5年。儘管同在幹校，因不同機構，張兆和與沈從文住地相隔五六里，一個在工地挖沙子，一個則拾幹葦，看菜園子。期間沈從文幾次搬家，1970年2月，他搬到雙溪，後搬到附近的楊堡小學。因患高血壓，身體狀態並不好。
▲咸寧“五七幹校”大禮堂舊址
他給張兆和的信中說：“萬一忽然完事，也極其自然，不足驚奇。那時要大弟或小弟同來收拾一下殘局。小弟有了治家五年經驗，並且有個家，明白什麼需要就拿走，用不著的，就分散給同事中較困難的。”1970年9月18日記又載：“陰雨襲人，房中返潮，行動如在泥濘中。時有蟋蟀青蛙竄入，各不相妨，七十歲得此奇學習機會，亦人生難得樂事。”
勞動鍛鍊中，很多人借詩抒懷。牛漢那一首著名的《半棵樹》便在此地揮就： “半棵樹仍然直直地挺立著/長滿了青青的枝葉/半棵樹/還是一整棵樹那樣高/還是一整棵樹那樣偉岸。”半棵樹的原型是馮雪峰，牛漢為他在泥濘地裡勞動的身影所感動。
沈從文也寫詩，如組詩《大湖景詩草》，寫勞動寫心情寫景色——“茫茫大湖畔，野竹叢雜生，本是蛟龍窟，人多執杖行”。他也記錄身邊的人，有一則寫詩人李季——“連長還兼司務長，久停詩筆抓思想。同爭改造勤學習，真理永遠貼心上”。
▲咸寧向陽湖“五七幹校”舊址（作者攝）
為此他寫信給張兆和：“我最近又已寫上了新詩七八首，舊形式新內容，有的似還切題”，“不宜成第三次改業依據，則極明顯。因為生活深入有一定限度，接觸實際面即不廣，長久停留在一個點上，只近於走馬觀花，寫到一定時候會枯竭的。”
但他惦記的還是北京家裡的“一桌文稿”。思來想去，提起筆，給歷史博物館革委會領導寫信，要求“回到那個二丈見方原住處，把約六七十萬字材料親手重抄出來，配上應有的圖像，上交國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
他還說，“我因為一切學習都為了應用，所有常識都是從實踐學來，再結合文獻作綜合分析，這工作分門別類的總結，不僅對於本單位同志搞陳列、說明、鑑定、登記等工作有用，對於編《通史》《文化史》《美術史》《工藝美術史》，以及許多專題教材的編寫，大致都還有點參考價值。”信由北京的兒子沈龍朱轉交，但沒有結果。
1970年10月10日給張兆和的信中，沈從文提到，“儘可能把廿個（小的約廿個）有關車、馬、兵器等等制度發展，用簡單散文，一個個寫出來，也就夠消耗我這有限餘生了。”1971年8月，沈從文和張兆和遷到湖北丹江，也就是他文中寫的“由鄂南遷到鄂西北角”。
▲沈從文夫婦在咸寧“五七幹校”（沈龍朱 攝）
這段時間，沈從文憑記憶寫出來的文物方面的小文章竟有20多篇文物，如《談車乘》，探討古代車乘的變化軌跡；《關於馬的應用歷史發展》，從石刻、磚刻、出土壁畫方面論證馬甲、馬鐙、馬鞍等馬具的演化線索……後來他對這一批文章自我評價是“毫無學術性，不過是寫常識湊合”。
在極端孤寂簡單鄉居中，用默記方式，寫出此等文物文章，當不是“作了十多年說明員，對事事物物稍微有點‘常識’而已（《談輦輿》）”可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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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咸寧“五七”幹校，下午三點許。
公路邊一座灰色建築，零星的幾個工人正在敲磚運石。一問，是“咸寧‘五七’幹校紀念館”，還在修建中。沿著公路往前，見指示牌，“王六嘴文化名人舊居群”，綠蔭下，一排排紅磚黑瓦房隱約可見。
前一天，咸寧大雨，地上全是泥濘。往裡一踩，鞋陷到泥地裡，一腳深一腳淺。房子已經空出來，無人居住。每間門前掛著牌子，“馮雪峰”“陳白塵”“張天冀”“郭小川”“嚴文井”“ 蕭乾”“牛漢”“馮牧”……一共17棟，我繼續挨個找，沈從文、冰心的門牌在哪裡。
▲王六嘴文化名人舊居群（作者 攝）
還剩一戶人家沒搬走。主婦守著門，兩個孩子在房前玩耍，看著我們，並不驚訝，估計來參觀的人不在少數。主婦說，這些房子二十多年前曾賣給農戶，每間也就幾十塊錢，後來被國家列為搶救項目，政府出資回購，住戶陸續搬離，他們因條件沒談攏，便擱置下來了。
“隨便看看，都是文物。”手一指，她的眼睛爍爍閃光。
五六里地外，是咸寧“五七”幹校總部舊址（“452”高地），現在已建成不小規模的陳列室，牆上的資料欄裡羅列著“五七幹校部分學員名單”，分“文化部領導”“作家翻譯家”“畫家書法家”“出版家”“文博專家”“學者”“電影工作者”各欄，在“作家”一欄裡，赫然可見“沈從文、馮雪峰、冰心、樓適夷、張天翼、孟超、陳白塵、蕭乾、郭小川、李季、臧克家……”
▲“五七”幹校部分學員名單（作者 攝）
工作人員稱，當年這些下放人員居住分散，有好幾個地點，除了王六嘴外，還有紅旗山、向陽橋、王家寨水庫、“五七”橋、紅旗橋、奶牛場……
“這些房子都是當年他們來之後燒磚蓋起來的。”陽光下，紅色的磚房熠熠生輝，牆壁上磚與磚的銜接美侖美奐精巧雅緻，如果不是實地親眼所見，斷不能相信這是一批“老弱病殘”完全非專業的文化人所為。
那年咸寧老百姓曾有順口溜：“身穿破棉襖，手戴大金錶，走路拄柺棍，三步兩跌倒”。可正是他們砌好建成的紅磚房，屹立至今。
幹校成了歷史產物後，一些從向陽湖走出去的作家紛紛拿起筆，張光年寫下了《向陽日記》，臧克家《憶向陽》，郭小川《楠竹歌》，陳白塵《牛棚日記》……還有包括沈從文在內的很多人在文章中片段憶起。
▲“五七”橋
2000多篇有關向陽湖的詩作和散文隨筆，讓“五七幹校”那一段時光泛起了別樣的光輝。
陳列室牆上，有一個名字分外熟悉，“李城外”。對了，正是他，偶然中發現了關於向陽湖的史料，著手收集編著並四處呼籲，才讓向陽湖““五七幹校””舊址引起重視並著手進行保護。
工作人員指著幾本書封面說，李城外當時是咸寧市委研究室工作人員，他一直熱心於文史資料蒐集。1997年，他所編寫的《向陽情結——文化名人與咸寧》和《向陽湖文化人採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綜合反映“五七”幹校生活經歷的作品。
▲陳白塵舊居（作者 攝）
灰瓦下的紅磚牆，堅如磐石，沉默不語。惟有屋頂綠樹抽出新枝，微風中搖曳令時光流動。50年的光陰已成“文物”。 恍惚中，陳列室裡那位穿著白襯衣的講解員，似乎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沈從文，他站在歷史博物館陳列室，對著櫥窗內的文物，一講就好幾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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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鏡頭，沈從文的大弟子兼助手王㐨記得非常清楚。
那是1953年7月，原為志願軍軍人的他到北京歷史博物館參觀，天氣很熱，他看完了東朝房，拐進西朝房。在銅鏡展櫃前，一位穿白襯衣的長者，站了起來，走到他身邊，指著銅鏡挨個給他講解。一個櫃子裡展幾十面鏡子，老人竟一口氣講了二三個小時，關門時，兩人相約第二天再來。
如此，王㐨用一個星期的時間看完了西朝房。這期間每天中午兩人到工人文化宮吃一個麵包和一根香蕉，有時也到老人家裡吃麵條。這位長者得知王㐨剛從朝鮮回來，與老伴多次認真詢問巴金在朝鮮的情況。
王㐨很是好奇，後來才得知，這位老人，名叫沈從文。
▲沈從文一家於50年代後期在歷史博物館宿舍
熟識《邊城》的王㐨感動萬分，回到朝鮮後，他心裡一直有個疑問沒有解開，心想，為何《邊城》小說那麼美那麼俏，而眼前的長者卻如此平實，人與小說完全脫節。一直到1979年，調到沈從文身邊工作多年後，王㐨才有勇氣詢問，沈從文淡談一笑，答，做人要規矩，寫小說要調皮。
“規矩”，正是這種樸素的“鄉下人”的個人魅力，使得後半生的沈從文身邊伴有兩名得力的助手，業界稱“二王”——王㐨和王亞蓉，兩人協助工作直至沈從文人生劃上句號。
如果說王㐨早就相識並一直聯絡，20年後調至身邊是順理成章的事，那麼王亞蓉的加入，也是機緣巧合。
上世紀70年代的王亞蓉，30歲出頭，是設計玩偶的美工，後經人大教授楊纖如介紹，認識沈從文，開始協助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繪圖，服飾研究裡三四百幅圖，都是她完成。
後在工作調動中，歷博指派她摹古畫，王亞蓉不願讓老人寒心，選擇了拒絕。一度每個月由沈從文自己掏腰包資助她20元作為生活費。王亞蓉至此兢兢業業，埋頭服飾考古工作幾十年，連張光直教授都誇“是在服飾文化領域開展的實驗考古學研究”。
▲王亞蓉（右一）與沈從文夫婦的合影
說起二王，故事很多。有一個與沈從文的老友夏鼐有關，當時夏鼐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他倆一個講湘西普通話，一個講溫州普通話，互相串門，各講各的，雖聽不懂，卻很開心。
可有一次，都聽懂了。夏氣呼呼走來說，沈先生你不夠朋友，挖走了王亞蓉，現在又挖走王㐨。
1985年夏鼐腦溢血去世，沈從文心痛之餘，也感受到時間的緊迫，他把王㐨叫到身邊，每天囑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補具體事項。1988年沈從文因心臟病去世，享年86歲。
這兩位半路出家的“二王”學生，在沈從文的言傳身教下，隨後幾十年主持並開展了考古方面的重要工作，如復原滿城漢墓金縷玉衣、修復阿爾巴尼亞羊皮《聖經》，馬王堆西漢墓、陝西法門寺唐塔地宮、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等現場發掘清理保護與修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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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寧“五七幹校”期間，沈從文心心念唸的古代服飾研究，是上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指派的編寫服飾圖錄的任務，當時叫《中國古代服飾資料》。
梳理了一下《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的研究、寫作及出版脈絡：
“中國古代服飾資料”原計劃編寫10部，由1964年初夏開始，主圖二百幅，附圖約百種，說明文字二十餘萬，1964年文稿初成；1966年文革抄沒；1969年沈從文下放咸寧幹校予以默寫並增補；1971年自幹校返家，被告知圖稿經新來主任重新看過，認為還像個有份量的圖書，許多提法較新，印出來可供各方面參考，於是追索被抄之稿；1974年末，始得退還，沈自己換補了些新附圖，文字重新做了修改；1975年起二王（王㐨、王亞蓉）利用業餘時間到身邊工作；1978年沈從文從歷史博物館調入中科院歷史所，提出將二王調至身邊，儘可能運用和增加了很多新發現的文物資料，使全書增加到25萬字，1979年1月最後完稿，更名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先交輕工業出版社，後人民美術出版社，皆因要跟日本合作出版而放棄，最後交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得以出版，完成了一樁心願。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
在沈從文身邊，“二王”感同身受學到很多治學的態度和做人的道理。
沈從文說，“不要以為問題小而平凡，值不得注意；就是覺得由唐到清，書上有的是各種記載，想明白它，查查書也就成了，哪還算得是什麼問題？其實，所謂不是問題，也許恰恰就是個問題。因為知識若只限於書本，常由於輾轉抄撮，真偽虛實摻半，實不大得用。”
拿扇子為例，一把扇子，他既聯繫歷史文獻又聯繫文物，“戰國晚期到兩漢，一種半規型便面成為扇子的主流。其中以江陵馬山楚墓出土、朱黑兩色漆篾編成的最為精美。便面一律用細竹篾製成，上至帝王神仙，下及奴僕烤肉、灶戶熬鹽，無例外地都使用它。”
他分先秦、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個朝代，又從便面進展、團扇進展、尾扇進展、羽扇進展、摺扇進展等方面逐一畫圖，製成了扇子衍進表。最後完成了《扇子史話》，2005年由遼寧畫報出版社出版。
▲扇子衍進圖（部分）
不單扇子，還有絲綢、錦繡、印染加工、紙張加工、漆器、銅鏡、服裝……他認為“這一系列小問題，內容雖不同，性質卻差不多，大多隻不過是一種常識性的探討，遠遠談不上什麼學術水平。只由於業務需要。接觸的問題比較雜，因此試就起居服用方面，依據手邊所有，或見聞所及，把一些應用器物歷史，試為分門別類排排隊，做些圖解性說明。”
憑著對古代文獻和雜書筆記的功底，憑著對過目的幾十萬件絲綢、玉器、骨、角、牙器的排列比序，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的物質文化史的研究，沈從文有許多預見性的推論，在後來幾十年中，被許多不斷新出土的文物而證實。
對於1968年滿城漢墓挖出的完整的玉衣，他早在1953年撰寫的《中國織金錦鍛的歷史發展》，指明零零散散的長方形玉片就是金縷玉衣，同時引用《漢書·霍光傳》中的註解作為證據。15年後的地下文物證明了他的判斷準確。
對於織金織物，原來的一致意見是始於元宋，但沈從文在上世紀60年代就撰文說始於漢唐。1987年法門寺地宮挖掘，武則天供奉給釋迦牟尼的織金綿袈裟中發現有捻金絲，再次證明了沈的判斷。
▲法門寺地宮的絲織品
還有玻璃，夏鼐認為是西方傳進來，但沈認為中國有生產平板玻璃的條件，只是因為紙張太好了，絲綢太好了，用它們糊窗戶透明度夠了，保溫性和透氣性都好，這些東西的應用限制了平板玻璃的形成。後化學分析認為，中國玻璃是鉛主體，西方玻璃是鈉主體，完全是兩個發展系統，這又為沈的判斷立下依據。
1982年，“二王”赴湖北江陵參加挖掘古荊州馬山一號楚墓，80歲的沈從文到現場指導，這次重大考古發掘，沈從文譽為“打開了戰國的絲綢寶庫”，在他的引導下，中科院古代服飾研究室展開了服飾文化領域的實驗考古研究，數年後取得重要成果。
考古學家徐秉琨說：“處處留心正史、筆記、古今著述，壁畫、雕刻、畫作、各時代的文物，從文物實證出發，解決不少文物和文獻之間的關係，一些文物落實了它們在歷史上的名稱、用途、用法，一些歷史上的制度也得以從文物上給予還原。”
這是對沈從文從事文物研究最中肯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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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一生中，學生眾多。除了後半生的“二王”外，前半生的一些學生也很著名。在咸寧“五七幹校”總部舊址下放名單中，有兩個學生的名字煞是顯眼，一是畫家範曾，一是作家蕭乾。
坦白講，對蕭乾與對範曾的感覺，我完全不同。從某種層面上講，他們都是沈從文的學生。
▲蕭乾
到去世前，蕭乾還一直稱沈從文為恩師。蕭乾的成名作《蠶》，是沈從文把別字謄正了，把虛字去掉，細心修改過的。蕭乾的短篇小說集《籬下集》，沈從文親自為其寫了《題記》。他倆還聯名出版了文藝書信集《廢郵存底》。
至於後來他們之間的小小誤解，於我看根本談不上“恩怨”二字，不涉及道德，無關乎人品，只是大環境中為人處事的方式不同，比如，蕭乾與丁玲的“親密關係”，等等。
蕭乾1999年病逝，生前寫了文章《我與沈老關係的澄清———吾師沈從文》，分析了與時代與環境相關的原因。2001年蕭乾夫人文潔若把文章交給彥火於香港《明報月刊》發表，世人讀之唏噓。
但對範曾而言，沈老與他完全可用“恩怨”二字描述。早在20世紀60年代，沈先生曾有過一套輔助他研究發表的繪圖班子（歷史博物館配助手陳大章、李之檀和範曾），將當時選取的無法直接用照片表達清楚的文物，在研究的基礎上勾畫出來，便於輔助文字講解。沈從文曾給當時年輕的範曾很多寶貴的指引和建議。
範曾被詬病的根源似乎延至今日。這裡有王亞蓉的親眼所見為例——
1975年夏，沈從文帶王亞蓉到歷史博物館，美術組有個人在畫諸葛亮像，沈說，不要照這刻本上摹，這巾不對。你是代表國家博物館在畫，要研究一下當時綸巾的樣式……不料，那個人說，你不要在這裡指指點點，你那一套行不通了。“先生氣得面紅耳赤。再也不願提這個人。”
畫諸葛亮像的人便是範曾。這段事實已廣為傳播，但至今範先生依舊否認。
惜墨如金的王亞蓉是親眼目睹的證人，她在《服章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裡還原了這個細節，“借這篇小文我替沈先生述說這個經歷，為鳴不平。人在任何時候有些事情是不該忘卻的。”
▲1977年在北京小羊宜賓衚衕的“窄而黴齋”（圖片來自網絡）
王亞蓉說，其實她想寫的還有丁玲，同是受了難的人，有了豐富的經歷之後，1978年11月沈從文夫婦在北京友誼賓館散步，碰到丁玲夫婦，互相寒暄了幾句。可是到了1981年，丁玲在湖南文聯公開講演，卻指名道姓沈是反動作家。王亞蓉接受不了，沈從文制止她不要寫，“她那麼大年齡了，又有病，隨她去吧，她這些年也沒少受罪。”
王亞蓉她無奈地認識到，“我在沈先生身邊工作，如果不知輕重地寫出什麼不妥的話，沈先生可能又要被人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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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幹校”期間，在雙溪、丹江兩地,沈從文共創作舊體詩32首，收錄在《沈從文全集》第15卷的《雲夢雜詠》、《文化史詩鈔》、《喜新晴》等舊體詩輯中。
他試圖在進行突破——“一種新的突破，必須突破前人也不斷突破自己！這比過去寫一二本小說有意義多了。我知道，我還可望在這個工作上，作出不少新的試探。”但是，終究沒有突破下去。
1980年，美國學者金介甫到北京訪問沈從文，他更關注的是沈從文前半生的文學創作。在3個月的採訪中，沈從文對金介甫說，自己值得研究的還是1929年以後的作品，“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我的文字成熟期，精力多，寫得比較多。”
1934年完成的《邊城》，是他“牧歌”式小說的代表，也是小說創作的一個高峰。
▲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初版《邊城》
而早期的作品，儘管很多，卻是他一方面應付生活，一方面練筆所為，“底子不好，中學都沒念過”。所以討生活階段所寫的大量作品，幾十年後很多他都忘了，“我不大看得起我的寫作，因為我都把它當做習作，練習本，過去就過去了，不大看得起。”
1948年沈從文開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此後，工作重心開始轉移到文物研究。1987年、1988年沈從文入圍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2002年年底，在張兆和、沈虎雛、王㐨等人的努力下，32卷本《沈從文全集》出版，其中400萬字在作者生前未曾刊發，且多為1949年後所寫：9卷書信中有8卷寫於1949年之後。（張新穎語）”由此，學者張新穎發願為沈從文的後半生立傳，這樣“沈從文的世界這才得以完整地呈現出來”。
很多研究專家和學者把沈從文的一生分為兩段，一是文學的前半生，二是文物的後半生。也有很多人至今為他打抱不平，認為後半生是被迫轉向無奈之舉，從而荒廢了本可以貫穿一生的文學圓滿。
但沈從文的得意學生汪曾祺曾回憶：“我在昆明（西南聯大）當他的學生的時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談文學的時候，遠不如談陶瓷、談漆器、談刺繡的時候多。他不知從哪裡買了那麼多少數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幾杯茶，大家就跟著他對著這些挑花圖案一起讚歎了一個晚上。”
▲《沈從文全集》
因了“文”，前半生有“作”之“調皮”，後半生有“物”之“規矩”。沈從文的兩個半生在歷史上同樣明哲煌煌。他，是獲諾獎提名的小說家沈從文，也是中國服飾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沈從文。
夕陽西下，向陽湖暮色漸濃。眼前一大片開闊的土地，在咸寧“五七幹校”解散幾千人先後離開後， 成了一片奶牛良種場……2013年3月5日，國務院批准將“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是全國第一家被列為國家級文保的“五七幹校”。
坐上高鐵回深，一路向南，猛然發現，2018年5月10日，是沈從文逝世三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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