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确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思想骗局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确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思想骗局

文 | 张舒杰

近日，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再次进入公共视野。近五十年来，对这场所谓的思想实验的质疑，始终未曾停止。比如质疑这场实验样本量过小、研究报告发表在非同行审议的期刊、研究人员曾深度介入实验等等（言九林，《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真实一场骗局吗？》）。但对实验结果所揭示的“恶劣的系统与环境产生的毒害，可以让好人们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善恶之间的界限并非牢不可破，而是相当脆弱的结论，似未有质疑。我的看法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究其实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而破解这场骗局的源代码恰恰隐藏在津巴多精心设计的结论之中：第一、好人们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影响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第二、善恶之间的边界其实相当脆弱。

格劳孔的“吕底亚魔戒实验”

尽管被套上了各类神圣光环、现代光环，但“斯坦福监狱实验”本身并不是一场多么高大上的思想实验。早在两千多年的古希腊，就有人提出了所谓“好人受到恶劣外界环境影响，会做出有违本性病态行为”的思想，这就是格劳孔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二章中所述著名的吕底亚魔戒故事。为叙述便利，我暂称其为“吕底亚魔戒实验”。

在《理想国》第二章中为了发现正义，柏拉图和他的弟子们展开一场漫长的寻找正义之旅。在这场结构宏大的思想实验中，格劳孔的职责之一，就是让自己站在鄙视正义之人的立场上发表演说，模拟各种极端的状况来论证非正义者的生活好于正义者的生活，“吕底斯魔戒实验”即出自格劳孔的第二论证：“没有能力干非正义之事的人才鼓吹实施正义”（《理想国》王杨译本，P398）。

格劳孔认为人们推崇正义不是因为正义本身有多好，而只是因为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普通人太孱弱以至于他们在行不义时无法逃脱惩罚。那些行正义之事的人并非心甘情愿，只要把权力交到那些弱者的手中，勾起心中他们的贪欲，他们一样会行不义之事。随后格劳孔说出了这个吕底亚魔戒故事：

传说居盖斯原来是为吕底亚统治者服务的牧羊人。某日暴风骤雨，一场地震在地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在他放羊指出出现了一个大裂口。看到这里，他心中充满了惊奇，下至地下。除了我们所知的神奇之物外，他还看到一匹空心的铜马，马上有窗眼，他从窗眼窥探，看到了一具尸体，似乎比凡人更高大，尸体上空无一物，只有一个金戒指戴在手指上。他取走了截至，从裂缝中走出来。他戴着戒指出席往常的月会，向国王报告牲口的情况。当他坐在他人中间，碰巧将戒指的正面转向自己。刹那间，他就在身边的人面前消失了，人们只顾着交谈，就好像他已经走了。他感到十分神奇，又摸了一把戒指，把戒指正面向外扭了一下，他又出现了。所以他又实验了一下来测试戒指是否真具有这样的权力，他做到了。如果他把戒指向内转，他就隐形；如果他把戒指向外转，他就现形。当他意识到这点后，他马上安排自己成为了向国外报告的信使。当他到了那里后，他引诱了国王的妻子，在她的帮助下杀死了国王，夺取了王权。

格劳孔的目的非常简单，他试图用这个心理实验证明善恶边界的模糊性：即使设立两个对照组，将正义一方与不正义一方分开，把他们至于相同的道德困境之下，他们一样会殊途同归，同样犯下这个不正义之行。

格劳孔的这个论证事实上破绽百出，他在论证过程中悄悄塞进了一个“人性本恶”的假设，既假设人性本恶，只要环境能够把人心中的魔鬼勾出来，他就会犯下各类不义之行，要么杀死国王、要么虐杀囚徒。而要破除“吕底亚魔戒实验”中的逻辑谬误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证明人性本不恶，正义之人根本就不会成为这场实验的对象，那些犯下诸如此类不义之行的人根本就不是善人，而是被刻意筛选过的“恶的选民”。毕竟，那些一见空子就钻（看见一个地缝），一见无主之物即拿（盗死人之墓），哪怕为此突破道德底线（降至地下世界）都在所不辞之人，哪怕他们有一个弱者身份护体，无论如何都算不得正义之人。关于这一点，柏拉图在第十章中其实已有因应：

人一旦拥有了正义的灵魂，不管他有无“人们的监视”、不管它是否能获得奖赏或美好的名声，它都会自觉地去做正义之事。因为对于灵魂来说，正义本身就是最美好的回报，是胜过一切的奖赏和荣誉。

“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好，“吕底亚魔戒实验”也罢，本质上只是一只道德之瓮，只可能吸引那些在道德上有缺陷的人，或者急需钱来傍身之人去钻。这一点，津巴多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路西法效应》中急不可耐地宣称自己选择的人似乎是善良之人：

经过事先挑选，我们的受试者普遍代表了中产阶级、受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是学生的同质团体，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藉着随机分派，将他们分为‘狱警’‘犯人’两个角色，但事实上这些人不但可以比对，而且随时可以互换角色。犯人并不一定比狱警凶残邪恶、充满敌意，狱警也不一定是强烈寻求权力的权威者。……两个星期后，这些年轻人是否还是难以辨别？他们的角色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人格？

津巴多的辩白其实是苍白无力的。中产阶级充其量只代表了一个人的经济实力；受教育（理性德性）并不能用来反证一个人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德性，哪怕这个人毕业于斯坦福；至于“学生的同质团体”更是暴露出津巴多这场思想实验中浓重的人口筛查痕迹，如其自述“经过事先挑选”。实在有太多学生为了拿到一个好成绩，或者希冀名教授的推荐信来陪这位监狱狂人玩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

最后，从逻辑谬误上看，津巴多实际上操弄得是一种循环论证的把戏。他和格劳孔一样在实验中先塞进一个“人性本恶”的假设，预先判定“好人们”会在恶劣的环境下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然后再用实验证明“人性本恶”。之所以津巴多的套路不易被识别，诚如我开头所言，实在是因为这场实验被包裹在太多让人晕眩的光环：先入为主的名校梦、美国梦，基于监狱环境下的暴力设定、血腥场景，都饰演了蒙蔽普通人灵魂之窗的障眼法角色。

善与恶的边界并不脆弱

善与恶的边界并不脆弱，在善与恶之间实际具有巨大的鸿沟。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尝试给出了善与恶的光谱。他将好品质分为：神性、善、自制，而将坏品质分为：不自制、恶、兽性。在这条善与恶的光谱之上，神性表征极致德性，也就是无穷善，兽性则是极致恶的代表，是无穷恶。善居于神性与自制的的中间，是人可以达到的良好心态，是一种出类拔萃之善，恶则是出类拔萃之恶。最后剩下的自制与不自制，实际上表征的是某种平庸之善与平庸之恶。

有些志愿者被随机指定扮演狱警角色后，很快便开始滥用新取得的权力，他们残酷成性，日夜无休地贬低、鄙视、伤害‘囚犯’。……其他狱警虽然并未有虐待倾向，但是显得冷酷、苛求，对于受难同胞们的处境极少流露出同情。

某种程度上，津巴多是正确的。正如他在这场思想实验中所揭示的那样：要让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恶的帮凶其实并不困难，因为平庸之善与平庸之恶的边界是模糊的。但津巴多所没有说的是，要让真正的出类拔萃之善变成出类拔萃之恶是困难的，要让极致之善变成极致之恶更是难上加难。在亚里士多德这个关于善恶的“六分法”中，善与恶之间至少相隔了一个平庸之善到平庸之恶的距离。这恰恰是柏拉图所试图告诉人们的真理：

一个有着自由意志的高贵灵魂，一个君子，绝对不会听凭津巴多的摆布，这些人早在实验开始之前就被津巴多刻意的人口筛查过滤掉了，剩下的只可能是他口中出身“中产阶级、受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是学生的同质团体”这样普通美国人的奋斗模板。人的意图是津巴多在这场闹剧中竭力回避的事物，也是他在这场实验中总是希望通过人为干预刻意压制下去的“微暗之火”。

津巴多当日所为，操弄得其实是与汉娜阿伦特当年在耶路撒冷一样的套路。利用公众对西方政治与哲学理论相对陌生的缺陷，把某些古已有之的思想包装成骇人听闻的概念，用平庸之恶或者平庸至善，去掩盖真正的出类拔萃之善与出类拔萃之恶。汉娜阿伦特是用平庸之恶来掩盖出类拔萃之恶，偷换掉它的概念。津则是反其道而为之，用平庸之善这种也许连善都谈不上的东西去替换真正的善，然后指着那些生活中的普通人说：他们就是好人，就是善人，只是被“

伪儒、劣儒们的玩法还真是出奇得一致。

“斯坦福监狱实验”只是左翼运动的结果

“斯坦福监狱实验”本无足轻重，真正值得一提得是这场思想实验背后的时代洪流，也就是二战之后欧洲左翼势力大量进入西方大学校园的历史。马尔库塞、布迪厄、福柯这些接受过良好西方哲学训练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们，在欧洲左翼的社会运动中，研制出一颗颗射向万恶的资本主义的炮弹，发明出诸如“单向度的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环形监狱”的概念，来论证资本主义世界藉由各类资本、权力、庸俗的艺术对人类社会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控制。左翼旗手们非常善于使用各类新鲜的概念，藉由让人血脉喷张的内容，给普通受众带来极大的感官刺激，以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出。诞生于1971年的这场思想实验，恰恰处于左翼在60年代晚期70年代前期的黄金期（巴黎于1968年爆发五月风暴）。

在1971年这场血腥的监狱实验结束不久，福柯即于1974年出版《规训与惩罚》，描述了权力在近代社会中的变体 —— 一种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而最能体现此种权力运作机制的无独有偶恰好是边沁的“环形监狱”。福柯所试图解构的对象则是整个西方哲学的道德根基，柏拉图在《高尔基亚》篇中所阐述的“规训与惩罚”的概念。在苏格拉底看来到底“一个做错事的人到底是接受惩罚更糟糕，还是不接受惩罚更糟糕。”，那么显然没有比不接受惩罚更糟糕了。因为当人类的财产、身体、灵魂状况处于一种腐败状态之时，就分别产生贫穷、疾病与不正义。而要治病救人，驱赶身体层面的疾病与灵魂层面的不正义，唯一的手段就是惩罚，“被规训之人在接受惩罚之时就是在被执行正义”。这些受到惩罚之人恰恰在被善所感化，这样当他被规训之时，他的灵魂也就经历了改善与净化。

福柯则试图证明，身体的疾病乃至灵魂的不正义一点都不重要。规训与惩罚其本质就是错的，是权力借以干预人、训练人、监视人，乃至于奴役人的工具。最低限度的暴力是一种恶，不是暴力的暴力也是一种恶，我说是恶就是恶。

某种意义上，“斯坦佛监狱实验”像极了福柯“ 全景敞视监狱”理论的现实证明，尽管并没有证据证明津巴多与福柯之间曾有过哪些可能的交集。他们在各自的思想实验中都达到了彼此希望达到的效果 —— 犯人在监狱被惩罚从来不是犯人的问题，而是作为权力象征的狱卒（哪怕是角色扮演）受到权力唆使的结果，是人的异化的产物。“好人们”一旦受到权力的驱使，就会展现出“平庸之恶”，“对于受难同胞们的处境极少流露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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