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是什麼？對很多人來說，就是完成寫春聯、發壓歲錢、吃年夜飯這些規定動作。
儘管這些年俗還在繼續，但是年味卻好像越來越淡了。想來想去，老底子過年為啥這麼有意思，可能是那些年節裡的細枝末節，被我們淡忘了。
晚報記者採訪了幾位老杭州歷史研究者，林正秋、曹曉波、孫昌建、仲向平，試著重新拾起杭州人的年俗——
過去的，現在的，還在的，消失的，一網打盡，莫失莫忘。
撣塵
年夜飯
這兩樣菜不能碰
杭州人做任何討彩頭的事體都離不開吃。
年三十的這頓飯，許多人等了一年，自然重視，家裡所有碗筷都要擺出來，預祝來年人丁興旺。飯碗數還要成雙，如果你吃了三碗飯，必須再吃一碗，哪怕盛一點點也好。
如果有人回不來，他的那份碗筷還要依照輩分安放齊全，不能少一份。
這一桌菜，也是越來越豐富了。不過，很多人家還是少不了兩樣“鎮桌之寶”，就是要撐門面的：一碗魚、一碗白斬雞。所以在老底子，餐桌上這兩樣是絕對不能碰的，就算家裡來客人，主客之間也心照不宣。
而春節第一食材，非韭菜莫屬。
韭菜在中國已有3000多年曆史，《詩經》裡把它拔得很高，上升到“獻羔祭韭”的地位。《本草拾遺》也講，在菜中，此物最溫而益人，辛溫補陽，春季吃，溫補肝腎。春節，南方人的春捲裡，會裹進韭菜，在北方，則是韭菜盒子。
中國人喜歡說吉祥話，討口彩，講究的人家，年夜飯的菜單也奔著它去。
比如“鯗凍肉”，就是“有想頭”；魚圓也是一定要有的，就是“團圓”；藕有很多小孔，象徵“路路通”，搭配黃菱肉、荸薺、紅棗做成一道菜，杭州話中“藕”跟“有”諧音，黃菱肉又形似元寶，所以是“有富”的意思；最後還有一道硬菜，蓮子、棗子、瓜子、核桃、細沙做成的八寶糯米飯。
吃完飯，孩子向長輩拜年辭歲，長輩給壓歲錢，俗稱“分歲”。有意思的是，以前杭州伢兒的床頭，除了壓歲錢，還會掛上橘子和荔枝。第二天醒了就吃掉，便是“開口吉利”。
現在連發壓歲錢，都改成了朋友圈搶紅包，連澡都不敢洗一個，盯著手機生怕錯過一個億。這算不算新年俗？
做完這一切，彩頭還沒討好。人們要用紅紙封門，拿兩支備好的甘蔗，支在門邊，叫“戤（gài）門甘蔗”，因為甘蔗一節更比一節甜，取“漸入佳境”之意。這是老底子杭州人除夕夜最後一道儀式。
燒香祈福
以前要集齊“八寺香”
杭州人過年一定要做的事，就是燒香祈福。
南宋時期，家家燈燭輝煌，香菸不斷。從除夕夜開始，城內城外，山上山下，各個寺院廟宇，都擠滿了杭州人供的“歲燭”。還有誇張的兩百斤重的香燭，吹吹打打，扛入廟中。
過去，正月初八，還講究燒“八寺香”，就跟我們現在的“集五福”一樣，去齊了八個地方才算圓滿。八寺，即聖因、靈隱、淨慈、昭慶、鳳林、虎跑、勝果、海潮。清末，聖因寺被毀，勝果寺荒僻（媒體報道過，目前正在做考古發掘），就用大佛寺、玉泉寺來代替。
現在，很多習俗都從簡了，但杭州人唯獨對“過年燒香”篤行不輟，只不過從燒“八寺香”，轉為去靈隱燒頭香。
不少杭州人家，年夜飯一吃過，春晚看到一半，就全家穿得暖暖的，一路走去靈隱了。
梅花碑耍子兒
最高頻的問候語
杭州人喜歡耍子兒，過年當然也是標配。
“城隍山去過沒有？梅花碑去過沒有？”這是以前杭州人正月裡碰到常用的問候語。
清末，城隍山上有很多茶坊，還可以吃到各式茶點，有一款“蓑衣餅”放到現在，就是網紅小吃。
至於梅花碑，仲向平說，最早是秦檜的府第，秦檜死後，由朝廷收回改築成德壽宮，成了宋高宗趙構禪位後養老的地方。當時的宮內後圃有苔梅一株和芙蓉石一座，才有傳世之作梅石碑。過去，梅花碑那一帶攤販雲集，新年裡還有賣藝的、變戲法的、說大書的、唱花鼓調的。有一家著名的茶坊“同春園”，過年慣例是掛一條龍燈，遊客們坐下喝茶，叫“吃掛龍茶”，風靡一時。
不過，這兩個打卡聖地，早已不時興了。城隍山、梅花碑式的寒暄，也漸漸從杭人的言語體系裡消失了。
靈峰探梅
梅花開得早又謝得遲
民國後，城站和旗營（即現在的龍翔橋）新開了兩個戲院；湖濱和龍翔橋一帶的旗營城牆被拆除後，開闢成湖濱公園。這麼一來，愛看風景的，逛湖濱、蕩西湖、穿梭在蘇白兩堤；愛看熱鬧的，去戲院，趕廟會，各得其所。
而現在，蕩西湖不再是杭州人過年的專利，每年春節長假，如潮的遊客都能把斷橋壓斷。
去蕩西湖，杭州人有點慌，但若是去探梅，一定是欣然同往。
靈峰與孤山、西溪，並稱為杭州的三大賞梅勝地。清道光年間，一位杭州的地方官撥款給靈峰寺植梅百株，從此，靈峰有了“探梅”一說。
因為是山谷地帶，靈峰的梅花比別地開得早，謝得遲。又因地處清靜，交通便利，自從上世紀80年代景區恢復後，一直是杭州人在春節裡首選的遊覽地。
春節裡的靈峰，臘梅已過盛放期，但香氣依舊襲人，白梅正迎來初放，星星點點，而紅梅開得正興，正好應了紅梅報春的彩頭。
過年小禁忌
不能說的話和不能做的事
會不會說話，會不會聊天，在過年這幾天裡，也是件大事情。
小時候，大年初一我如果說一句“煩死了”，就要被媽媽翻白眼，然後在桌上“篤篤篤”的——死這種字，是絕對不能在過年期間聽到的。
杭州人老早就想出一點惡趣味，來對付童言裡的不吉利。在老杭州曹曉波的回憶中，這幾天裡小孩子說了句不吉利的話，就會被大人用毛紙擦嘴。他小時候也有一段經歷，還被拖到門板後去擦。
這個“規矩”還衍化出一個小遊戲“毛糙紙揩窪”——揩，就是揩玻璃窗、揩面孔個揩。揩窪，就是揩啥西。
桐鄉人豐子愷小時候也愛玩。一個人拿一張糙紙，把另一個人的嘴揩一揩。意思是：你這張嘴巴是屁股，過去一年中所說的不祥的話，都等於放屁。
但是，大家都不願意被揩，躲來逃去。而揩的人特別壞，你以為他往前門走去了，心裡一個放鬆，誰知道他繞了個圈子，從背後搞突然襲擊，終於還是被揩去了。這遊戲雖然蠻小兒科的，但是，豐子愷記得，“此時笑聲、喊聲使過年的歡樂氣氛更加濃重了。”
話不能隨便講，有一樣東西，也絕對不能隨便玩，那就是掃把。
年初一不用掃帚，不倒垃圾，備一大桶盛廢水，在那天不能外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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