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因何而亡？不獨《甲申三百年祭》以來的史學界，近年出現的晚明題材電影，也用自己的方式，繼續發問。從象牙塔到電影院，問題被還原到一個焦點：

在內憂外患中轟然倒塌的大明朝，誰才是壓垮這匹病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明末人物的浮沉命運，給了電影創作以更直觀的回答空間。從《大明劫》發軔的思考，經《柳如是》倒映的眾生相，走入《繡春刀》的陰陽反背、光怪陸離。一幅病亂叢生的晚明困局，從中剖開。

崇禎朝的“末日之象”，來自一系列失敗政策的疊加。（圖源：《大明劫》）

柳如是與錢謙益，看盡了晚明各色人等的悲喜劇，也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活劇。（圖源：《柳如是》）

錦衣衛百戶沈煉所面臨的選擇，是晚明許多人必須做出的價值取捨。（圖源：《繡春刀》）

在這幅困局中，我們可以看到給予明朝統治以沉重打擊的太多劫數：病劫，兵劫，災劫，人劫……諸般劫數，因利而起，以人為害，紓解者苦鬥百劫，卻難免淪入到一個最現實的劫數——

錢劫。

缺錢以及因缺錢引發的亂象，讓崇禎朝的經濟狀況，變成了一本出名的爛賬。朝廷通過臭名昭著的"三餉"以及無休無止的攤派，不斷加固著後世研究者的認識——大明朝廷缺銀子。有觀點認為，崇禎朝白銀流入銳減，導致已經全面貨幣化的白銀儲備急劇減少，從而造成了明朝政府的"銀荒"，全社會因經濟基礎崩塌而造成大混亂。（參見《禍起白銀》）

"缺銀子"，看起來是引發明朝敗亡的一大病根。但，這個說法，似是而非。

朝廷缺銀子，明朝卻不缺。

16世紀初的中國，曾是典型的"富銅貧銀國"——

明嘉靖初年，全國銀礦一年的總產量只有十八萬兩；而黃銅產量，在官方已經超過五十萬斤，民間銅礦的數量則更加可觀[1]。銀貧銅富的格局，導致明朝大量使用黃銅鑄造錢幣（朝廷鑄幣需要向民間採購，所謂“黃銅照例行戶部買辦”），還用銅來打造武器（明朝的手銃火炮，多用黃銅，《大明會典》曾載嘉靖年間制“無敵手銃，即神槍，但稍長，重十六斤、用黃銅鑄一百六十副、發各邊式驗”）

[1]注：明初因雲南沒有歸附，導致每年銅課無法超越三千斤（三百貫）的門檻。後雲南加入，另有江西、陝西、四川、廣東等地相繼開礦，到宣德三年，僅江西德興、鉛山兩地的礦場年產量即突破五十萬斤，所謂“天下銅在民間為供具什器者，不知幾千萬億。其產於各處名山者，豪姓大賈負販以擅厚利，又不知幾千萬億。”，民間採銅鍊銅的興盛，極大緩解了明初以來的“銅荒”。

物以稀為貴。銅的價值，仍需其他物什來衡量。《劍橋中國明代史》在記錄16世紀中國貿易時，就很形象地展現了這一點：“中國商人想從大多數外國商人那裡得到的是白銀，他們只關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銀而不關心其他西方貨物。”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國商人把從新西班牙運來的白銀幾乎全部運走了！”一位西班牙海軍上將則驚歎道：“中國國王能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修建一座宮殿了。”（參見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白銀，成為衡量銅價的最佳參照物。

新航路的開闢，令西班牙、葡萄牙成為大航海時代的掘金人

在之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以中國商人為先鋒的明朝經濟體，通過貿易順差，積累了足夠富甲天下的白銀儲備。其中，美洲、歐洲和日本，是明正德-嘉靖時期國內市場新增流通白銀的三個主要來源。

美洲是白銀富礦，但在當地，白銀無法產生交換價值；作為大航海時代早期霸主的葡萄牙、西班牙，通過殖民和國際貿易，將白銀從美洲採煉後，運回歐洲，再通過與明朝展開貿易，用白銀買回香料、茶葉、絲綢、瓷器等，將白銀流入中國。萬曆三十七年（1690年），有經營東亞貿易25年的馬德里商人就曾表示：葡萄牙人從里斯本運往（印度）果亞的銀子，幾乎全部由澳門流入中國。（參見 博克瑟（C.R.Boxer）《來自媽祖港的大帆船：1555-1640澳門與日本的傳統貿易》）

從1557年開始，澳門被葡萄牙人租借，至此成為葡萄牙在亞洲開展海外貿易，進行殖民掠奪的重要據點。

而日本，在嘉靖二年（1523年）"爭貢之役"[2]前，則很好地發揮了為明朝提供銀銅置換的榷場作用。因日本國內銅礦資源極度匱乏，出現了"銀賤錢貴"的倒掛現象。於是，本著各取所需的原則，日本作為16世紀亞洲最大的產銀國，其白銀也通過中日貿易，持續流入中國。（參見艾維泗 (Willion S．Atwell)《1530-1650前後國際白銀流通和中國經濟》）

[2] 注：“爭貢之役”是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名細川氏和大內氏勢力各派遣對明朝貿易使團來華貿易，兩團在抵達浙江寧波後因為勘合真偽之辯而引發衝突，在浙江寧波爆發了武力殺戮事件。大內氏代表宗設沿路燒殺搶擄，對當地居民造成很大損害，這一事件直接導致明朝政府廢除福建、浙江市舶司，僅留廣東市舶司一處，也導致明朝與日本的貿易途徑斷絕，倭寇滋生，為後來的“東南倭禍”埋下了伏筆。

據有關研究指出，宋代白銀存量約在1.5億兩，在元朝禁止白銀流通而流失中亞各國、窖藏、陪葬等因素作用下，留存到明朝的前代白銀已剩下不足3000萬兩，加上明朝從明初到嘉靖初年的產銀2000萬兩（每年產銀約30萬兩），

因此，有一個事實需要被強調：儘管嘉靖朝的"爭貢之役"，令明朝執行了長達四十餘年（1523年-1566年）的閉關政策，導致從日本的白銀流入量階段性減少，卻並未給政府儲備白銀和貨幣流通帶來更進一步的影響。在1567年"隆慶開關"後，這個數值依舊在持續增加。經歷了隆慶、萬曆、泰昌、天啟四朝持續開關，到崇禎朝，整個明帝國，不僅不缺銀子，相反，它始終是全世界白銀的“秘窖”。

崇禎朝的“白銀經濟學”：宏觀微觀之辨

崇禎三年（1630年），世界發生了一些變化。

因過度開採，美洲白銀產量開始下降，西班牙殖民者對華貿易因英國、荷蘭的海上霸權崛起而遭遇衝擊，貿易額銳減。崇禎十二年（1639年）夏天，日本德川幕府因基督徒叛亂，下令禁止從澳門來的葡萄牙貨商在長崎進行“南蠻貿易”[3]，曾經給中國帶來大量日本白銀的路線，再次受到影響。禍不單行的是，同年冬天，兩萬多在菲律賓的華人遭到西班牙殖民者屠殺，經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渠道，也受到了極大影響。雙重打擊之下，崇禎朝的白銀流入似乎受到了影響。

日本南蠻貿易 （なんはんぼろそき）

[3]注：16世紀中期以後，日本與歐洲人的貿易稱為“南蠻貿易”。沿用中國稱南方異族為南蠻的說法，日本人因歐洲人經東南亞而來，故名。以1543年(天文十二年)葡萄牙商船漂泊種子島為開端，接著西班牙、荷蘭、英國商人相繼而來，但以與葡萄牙人的貿易為主。輸入品為火槍、火藥、生絲、皮革、香料、雜貨等；輸出品為金、銀、銅、硫磺等。經幕府允准，日本商船亦到南洋各地貿易。日本鎖國後，僅與荷蘭一國貿易。

但這，並不是事情的真相——數據顯示，自隆慶元年開關後（1567年）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這段時間，中國白銀流入量總體趨勢是增長的，明朝存銀數量依舊相當可觀。

讓我們來細算這一筆大賬。學者王裕巽在其《明代白銀國內開採與國外流入數額試考》做過一個精細的統計：1567年至1644年，海外流入明帝國的白銀總數已經突破2億兩，直逼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1/3，盡入大明朝彀中。即便存在崇禎十二年後外部流入減少的趨勢，也只能說明明朝流入白銀總量的增長變得緩慢，其數額增加，卻是不爭的事實。同樣，學者梁方仲在《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也給出過估計：在萬曆元年（1572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間，輸入中國的銀元由於貿易關係至少遠超過一億元以上。

更接近事實的真相是，十七世紀的殖民者，面對中國如此龐大的白銀市場，是不會因為這些困難和插曲，而坐失豐厚利益的：

崇禎四年（1631），由於荷蘭人佔了馬六甲，其艦隊把持了南洋海面的航路，切斷了果亞與澳門的交通，把葡萄牙人趕出了印度，掌握了亞洲的全部貿易與這方面的全部運輸，奪取了葡萄牙人以澳門為據點的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崇禎八年（1635），（葡萄牙商人）每年運至（印度）果亞的生絲為六千擔，價值四十八萬兩。由果亞運進澳門的貨物有銀子、胡椒、蘇木、象牙、檀香等。其中以銀子為最重要和最大量。

經歷九十多年之久的澳門與長崎的貿易遭到挫折，但並沒有中斷。因為日本政府只禁止葡萄牙人到長崎貿易，並沒有禁止中國和荷蘭等國商人的船隻來往長崎，而且還優惠中國商人入港貿易，不管商船是誰派遣的，只要船員是中國人就讓入港。所以自崇禎十四年（1641）以後至清初，澳門與長崎之間的來往船隻還是沒有中斷過。葡萄牙人則利用中國商船可以優先進入長崎的機會，藉助於中國商人繼續偷偷地同長崎進行貿易。（參見黃啟臣等《明嘉靖至崇禎年間澳門對外貿易的發展》）

在100%的利益面前，盤踞澳門的葡萄牙人，成為明朝白銀加速流入的催化劑。

而從微觀的小賬看，彼時的大明朝內部，或者說，就是在“哭窮賣慘”的崇禎皇帝身邊，潛藏著令人錯愕的鉅額財富。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大明朝廷的內外府庫僅剩下黃金17萬兩、白銀13萬兩。崇禎帝曾號召大家捐款，國丈周奎只肯捐1萬兩，最終整個北京朝廷只募得20萬兩白銀。但當大順軍隊一路東進，勢如破竹地佔領北京後，他們對明朝宗室、官員及其富戶的追贓拷掠，僅僅數日，"其所得金，大約侯門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共七千萬兩。"（彭孫貽《平寇志》）

七千萬兩是個什麼概念？約略是晚明14年的財政收入（每年約470-500萬兩）。而就是這位周奎，僅現銀就被闖軍抄出53萬兩之巨。

大順軍攻佔北京城後，對官員普遍實行了拷掠。

整個崇禎朝，通過“三餉”已由民間徵繳到了兩千多萬兩白銀，而大明朝除了皇帝被缺錢搞得頭疼欲裂，從官到民，可真不缺銀子。

萬事有因。究竟是什麼深層病灶，造成了崇禎朝的所謂"銀荒"呢？

錢法敝極：一則來自明朝遺民的觀察記錄

在剖析晚明貨幣流通全局時，我們不應忽略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銀錢比兌是否正常。

明朝白銀的全面貨幣化，是以穩定的銀錢比兌規則為基礎的。

隆慶元年（1567年）"銀錢兼使"的法令，是明朝首次允許白銀作為合法貨幣的開始，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4]則意味著白銀貨幣化的完成。而從嚴格意義上講，白銀作為貨幣，早在明前中期正統朝，就已實質性流通。所謂"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明史·食貨五）明人以"錢銀"指稱貨幣，錢為銀基，銀為錢本，稱為“銀母子錢”，錢價依銀價隨漲浮動。明中期至天啟年間，大致按照"一銀千錢"的比兌關係進行交換，一兩銀按十六進制約合一千五百錢。

[4]注：所謂“一條鞭法”，簡單說，就是“”按畝折算、以銀代徵”。張居正於萬曆九年（1581年）推廣到全國，其核心要義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徵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

如前所述，相比白銀，中國的銅礦資源相對豐富，有效保證了銅錢的供給。通行的"一銀千錢"的銀錢比兌規則，能很好地解決白銀階段性流通量不足所導致的朝廷"銀荒"問題。

很明顯，崇禎朝的銀荒，是有人破壞了銀錢比兌規則而出現的問題。

明末清初學者葉夢珠在其《閱世編》卷七·錢法條目下給出一條值得深入研究的解釋：

錢法之壞，自私鑄始，私錢無代無之，而惟崇禎時最盛。予生崇禎之際，通用新錢，無一佳者。

這位生於天啟年間，經歷了明末清初大動亂直至康熙中期才安然離世的學者，用客觀的筆觸記錄了"大明劫"中貨幣流通的真實情況。他指出：

（崇禎朝）私鑄盛行，錢色日惡而價亦日賤……較之銅價且不及，而錢之低薄，雖“鵝眼綖繯”不能喻矣。

為何崇禎朝的制錢變得價格日賤了呢？為何它們被鑄得如此纖薄呢？剩下的銅又被拿去做什麼了呢？

答案還得從明中期制錢超重說起。

嘉靖通寶

葉夢珠提供了一條極有價值的線索——

"所見之錢，惟嘉靖、隆慶兩朝最為精美……一文約重錢外。"

"一文約重錢外。"點出了嘉靖隆慶兩朝制錢是超重的。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嘉靖隆慶兩朝銀錢比兌是相對正常的。理論上講，一文錢含銅一錢。但實際鑄造的數據是，弘治、正德、嘉靖、隆慶這幾朝的制錢均是含銅一錢三分，70文換銀一錢，1200余文合銀一兩。《大明會典》提到，嘉靖年間鑄“通寶錢六百萬文，合用二火黃銅四萬七千二百七十二斤，水錫四千七百二十八兩”，這裡精準記錄了鑄造六百萬枚銅錢要用到的黃銅和錫的重量。

因此，在實際鑄造中，銅錢是“超重”的。一枚錢，一二分的超重，本沒有什麼私利可圖，但是百計、千計、萬計的制錢呢？對私鑄者來說，這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明朝對於制錢流通有一個不成文的壞規定：新朝鑄新幣，舊幣便自然棄置。

《明史·食貨五》記載：自啟、禎新鑄出，舊錢悉棄置。歷經嘉靖隆慶萬曆三朝的積累，到了天啟崇禎年間，一些意識到制錢超重的不法分子正是利用回收前朝的超重製錢來私鑄含銅量不足的本朝假錢，而這些假錢進入流通後，便肆無忌憚地用以套取白銀。

在崇禎朝，"此時便不可多得，蓋為私鑄者收去，雜以鉛砂，更鑄新錢也。"葉夢珠指出，這些私鑄者將超重的嘉靖、隆慶朝銅錢收去後重新鑄熔，加入鉛砂，製作成等重的崇禎朝制錢進入流通。據估算，若按照傳統的標準一錢銅值一文，可獲利20%-30%；若鑄成七、八分銅一文，獲利將近50%。有貪利者，不僅僅是"雜以鉛砂"，而是用鉛鐵作原料，不用鑄造法，而以"裁剪成錢"，這樣的獲利竟至數倍！

更為匪夷所思的是，朝廷對此竟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通過鑄造更薄的制錢與民爭利——

所謂"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捽擲輒破碎。末年敕鑄當五錢，不及鑄而明亡。"（明史·食貨五）這些含銅量極低的制錢，嚴重攪亂了正常的貨幣流通，崇禎年間銀錢比兌已跌到700文換銀一錢。原先十幾文錢即能買到的物件，就要花費近百文，也就無怪乎葉夢珠會感嘆"錢之低薄雖鵝眼綖繯不能喻"了。

在崇禎朝，銀錢比兌變得越來越離譜，由此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用以流通的白銀大量流失。作為明末清初人，葉夢珠捕捉到了這個變化的趨勢：

"（崇禎初）京師每千錢價銀一兩二錢，外省猶兌九錢一千。"

"馴至十三年戊寅夏，價至六錢耳。"

"庚辰、辛巳之間，遞減至四、五錢一千。癸未而後，每千兌銀不過三錢有奇，而錢之所重每千不過三斤有零而已。"

"（明亡後）是時，每千值銀不過一錢二分。"

葉夢珠不厭其煩地對這些數據加以記錄，對混亂的銀錢比兌所引發的嚴重後果，無比擔憂。

到了清初，由於統治基礎的不穩，加上"錢法敝極之後，奉行甚難"，此時"八年辛卯，每千值銀止值四錢八分，其後漸增，亦不能至五、六錢"。錢價狂貶，銀價虛高，這種狀態即便在清朝完成對中原地區的統一後依舊難以更改。葉夢珠認為是"積輕之勢使然耳"，可謂一語中的。

“錢法之壞，自私鑄始”。造成"明朝缺銀子"的錯覺，正是"錢法"被敗壞至極，銀錢比兌混亂，白銀被套取所導致的流動性降低的惡果。其幕後黑手，正是不加監管、愈演愈烈的私鑄制錢以套取白銀的不法舉動。

當時的晚明朝廷，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踩了"金融亂象"所能踩的所有坑——

白銀通貨緊縮（存量巨大而流通量劇減），貨幣主權完全喪失（無法發行白銀且用假錢與民爭利），稅收體系全面崩潰

明朝不缺銀，而朝廷沒有錢。白銀聚斂得越多，埋藏得便越深，看到的人也越來越少。為了不能變現的白銀，大明朝如同瘋了一般，上下掠奪，官民爭利。白銀彷彿毒品，人們想盡一切辦法擁有，又付出一切代價失去，直至將這座老大帝國的肌骨盡數腐壞，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參考

[中]（明）《大明會典》/（明）彭孫貽《平寇志》/（清）葉夢珠《閱世編》/（清）《明史》/（當代）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徐瑾《白銀帝國》/黃啟臣 、鄧開頌《明嘉靖至崇禎年間澳門對外貿易的發展》/王裕巽《明代白銀國內開採與國外流入數額試考》/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

[美]艾維泗 (Willion S．Atwell)《1530-1650前後國際白銀流通和中國經濟》《1635-1644白銀輸入中國的再考察》/[英]博克瑟（C.R.Boxer）《來自媽祖港的大帆船：1555-1640澳門與日本的傳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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