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因何而亡？不独《甲申三百年祭》以来的史学界，近年出现的晚明题材电影，也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发问。从象牙塔到电影院，问题被还原到一个焦点：

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倒塌的大明朝，谁才是压垮这匹病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末人物的浮沉命运，给了电影创作以更直观的回答空间。从《大明劫》发轫的思考，经《柳如是》倒映的众生相，走入《绣春刀》的阴阳反背、光怪陆离。一幅病乱丛生的晚明困局，从中剖开。

崇祯朝的“末日之象”，来自一系列失败政策的叠加。（图源：《大明劫》）

柳如是与钱谦益，看尽了晚明各色人等的悲喜剧，也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活剧。（图源：《柳如是》）

锦衣卫百户沈炼所面临的选择，是晚明许多人必须做出的价值取舍。（图源：《绣春刀》）

在这幅困局中，我们可以看到给予明朝统治以沉重打击的太多劫数：病劫，兵劫，灾劫，人劫……诸般劫数，因利而起，以人为害，纾解者苦斗百劫，却难免沦入到一个最现实的劫数——

钱劫。

缺钱以及因缺钱引发的乱象，让崇祯朝的经济状况，变成了一本出名的烂账。朝廷通过臭名昭著的"三饷"以及无休无止的摊派，不断加固着后世研究者的认识——大明朝廷缺银子。有观点认为，崇祯朝白银流入锐减，导致已经全面货币化的白银储备急剧减少，从而造成了明朝政府的"银荒"，全社会因经济基础崩塌而造成大混乱。（参见《祸起白银》）

"缺银子"，看起来是引发明朝败亡的一大病根。但，这个说法，似是而非。

朝廷缺银子，明朝却不缺。

16世纪初的中国，曾是典型的"富铜贫银国"——

明嘉靖初年，全国银矿一年的总产量只有十八万两；而黄铜产量，在官方已经超过五十万斤，民间铜矿的数量则更加可观[1]。银贫铜富的格局，导致明朝大量使用黄铜铸造钱币（朝廷铸币需要向民间采购，所谓“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还用铜来打造武器（明朝的手铳火炮，多用黄铜，《大明会典》曾载嘉靖年间制“无敌手铳，即神枪，但稍长，重十六斤、用黄铜铸一百六十副、发各边式验”）

[1]注：明初因云南没有归附，导致每年铜课无法超越三千斤（三百贯）的门槛。后云南加入，另有江西、陕西、四川、广东等地相继开矿，到宣德三年，仅江西德兴、铅山两地的矿场年产量即突破五十万斤，所谓“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民间采铜炼铜的兴盛，极大缓解了明初以来的“铜荒”。

物以稀为贵。铜的价值，仍需其他物什来衡量。《剑桥中国明代史》在记录16世纪中国贸易时，就很形象地展现了这一点：“中国商人想从大多数外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银，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银而不关心其他西方货物。”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了。”（参见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白银，成为衡量铜价的最佳参照物。

新航路的开辟，令西班牙、葡萄牙成为大航海时代的掘金人

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以中国商人为先锋的明朝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足够富甲天下的白银储备。其中，美洲、欧洲和日本，是明正德-嘉靖时期国内市场新增流通白银的三个主要来源。

美洲是白银富矿，但在当地，白银无法产生交换价值；作为大航海时代早期霸主的葡萄牙、西班牙，通过殖民和国际贸易，将白银从美洲采炼后，运回欧洲，再通过与明朝展开贸易，用白银买回香料、茶叶、丝绸、瓷器等，将白银流入中国。万历三十七年（1690年），有经营东亚贸易25年的马德里商人就曾表示：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印度）果亚的银子，几乎全部由澳门流入中国。（参见 博克瑟（C.R.Boxer）《来自妈祖港的大帆船：1555-1640澳门与日本的传统贸易》）

从1557年开始，澳门被葡萄牙人租借，至此成为葡萄牙在亚洲开展海外贸易，进行殖民掠夺的重要据点。

而日本，在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2]前，则很好地发挥了为明朝提供银铜置换的榷场作用。因日本国内铜矿资源极度匮乏，出现了"银贱钱贵"的倒挂现象。于是，本着各取所需的原则，日本作为16世纪亚洲最大的产银国，其白银也通过中日贸易，持续流入中国。（参见艾维泗 (Willion S．Atwell)《1530-1650前后国际白银流通和中国经济》）

[2] 注：“争贡之役”是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势力各派遣对明朝贸易使团来华贸易，两团在抵达浙江宁波后因为勘合真伪之辩而引发冲突，在浙江宁波爆发了武力杀戮事件。大内氏代表宗设沿路烧杀抢掳，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损害，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明朝政府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也导致明朝与日本的贸易途径断绝，倭寇滋生，为后来的“东南倭祸”埋下了伏笔。

据有关研究指出，宋代白银存量约在1.5亿两，在元朝禁止白银流通而流失中亚各国、窖藏、陪葬等因素作用下，留存到明朝的前代白银已剩下不足3000万两，加上明朝从明初到嘉靖初年的产银2000万两（每年产银约30万两），

因此，有一个事实需要被强调：尽管嘉靖朝的"争贡之役"，令明朝执行了长达四十余年（1523年-1566年）的闭关政策，导致从日本的白银流入量阶段性减少，却并未给政府储备白银和货币流通带来更进一步的影响。在1567年"隆庆开关"后，这个数值依旧在持续增加。经历了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四朝持续开关，到崇祯朝，整个明帝国，不仅不缺银子，相反，它始终是全世界白银的“秘窖”。

崇祯朝的“白银经济学”：宏观微观之辨

崇祯三年（1630年），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

因过度开采，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西班牙殖民者对华贸易因英国、荷兰的海上霸权崛起而遭遇冲击，贸易额锐减。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天，日本德川幕府因基督徒叛乱，下令禁止从澳门来的葡萄牙货商在长崎进行“南蛮贸易”[3]，曾经给中国带来大量日本白银的路线，再次受到影响。祸不单行的是，同年冬天，两万多在菲律宾的华人遭到西班牙殖民者屠杀，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渠道，也受到了极大影响。双重打击之下，崇祯朝的白银流入似乎受到了影响。

日本南蛮贸易 （なんはんぼろそき）

[3]注：16世纪中期以后，日本与欧洲人的贸易称为“南蛮贸易”。沿用中国称南方异族为南蛮的说法，日本人因欧洲人经东南亚而来，故名。以1543年(天文十二年)葡萄牙商船漂泊种子岛为开端，接着西班牙、荷兰、英国商人相继而来，但以与葡萄牙人的贸易为主。输入品为火枪、火药、生丝、皮革、香料、杂货等；输出品为金、银、铜、硫磺等。经幕府允准，日本商船亦到南洋各地贸易。日本锁国后，仅与荷兰一国贸易。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真相——数据显示，自隆庆元年开关后（1567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这段时间，中国白银流入量总体趋势是增长的，明朝存银数量依旧相当可观。

让我们来细算这一笔大账。学者王裕巽在其《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做过一个精细的统计：1567年至1644年，海外流入明帝国的白银总数已经突破2亿两，直逼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尽入大明朝彀中。即便存在崇祯十二年后外部流入减少的趋势，也只能说明明朝流入白银总量的增长变得缓慢，其数额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样，学者梁方仲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也给出过估计：在万历元年（157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至少远超过一亿元以上。

更接近事实的真相是，十七世纪的殖民者，面对中国如此庞大的白银市场，是不会因为这些困难和插曲，而坐失丰厚利益的：

崇祯四年（1631），由于荷兰人占了马六甲，其舰队把持了南洋海面的航路，切断了果亚与澳门的交通，把葡萄牙人赶出了印度，掌握了亚洲的全部贸易与这方面的全部运输，夺取了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据点的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崇祯八年（1635），（葡萄牙商人）每年运至（印度）果亚的生丝为六千担，价值四十八万两。由果亚运进澳门的货物有银子、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其中以银子为最重要和最大量。

经历九十多年之久的澳门与长崎的贸易遭到挫折，但并没有中断。因为日本政府只禁止葡萄牙人到长崎贸易，并没有禁止中国和荷兰等国商人的船只来往长崎，而且还优惠中国商人入港贸易，不管商船是谁派遣的，只要船员是中国人就让入港。所以自崇祯十四年（1641）以后至清初，澳门与长崎之间的来往船只还是没有中断过。葡萄牙人则利用中国商船可以优先进入长崎的机会，藉助于中国商人继续偷偷地同长崎进行贸易。（参见黄启臣等《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100%的利益面前，盘踞澳门的葡萄牙人，成为明朝白银加速流入的催化剂。

而从微观的小账看，彼时的大明朝内部，或者说，就是在“哭穷卖惨”的崇祯皇帝身边，潜藏着令人错愕的巨额财富。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朝廷的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崇祯帝曾号召大家捐款，国丈周奎只肯捐1万两，最终整个北京朝廷只募得20万两白银。但当大顺军队一路东进，势如破竹地占领北京后，他们对明朝宗室、官员及其富户的追赃拷掠，仅仅数日，"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彭孙贻《平寇志》）

七千万两是个什么概念？约略是晚明14年的财政收入（每年约470-500万两）。而就是这位周奎，仅现银就被闯军抄出53万两之巨。

大顺军攻占北京城后，对官员普遍实行了拷掠。

整个崇祯朝，通过“三饷”已由民间征缴到了两千多万两白银，而大明朝除了皇帝被缺钱搞得头疼欲裂，从官到民，可真不缺银子。

万事有因。究竟是什么深层病灶，造成了崇祯朝的所谓"银荒"呢？

钱法敝极：一则来自明朝遗民的观察记录

在剖析晚明货币流通全局时，我们不应忽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银钱比兑是否正常。

明朝白银的全面货币化，是以稳定的银钱比兑规则为基础的。

隆庆元年（1567年）"银钱兼使"的法令，是明朝首次允许白银作为合法货币的开始，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4]则意味着白银货币化的完成。而从严格意义上讲，白银作为货币，早在明前中期正统朝，就已实质性流通。所谓"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明史·食货五）明人以"钱银"指称货币，钱为银基，银为钱本，称为“银母子钱”，钱价依银价随涨浮动。明中期至天启年间，大致按照"一银千钱"的比兑关系进行交换，一两银按十六进制约合一千五百钱。

[4]注：所谓“一条鞭法”，简单说，就是“”按亩折算、以银代征”。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到全国，其核心要义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如前所述，相比白银，中国的铜矿资源相对丰富，有效保证了铜钱的供给。通行的"一银千钱"的银钱比兑规则，能很好地解决白银阶段性流通量不足所导致的朝廷"银荒"问题。

很明显，崇祯朝的银荒，是有人破坏了银钱比兑规则而出现的问题。

明末清初学者叶梦珠在其《阅世编》卷七·钱法条目下给出一条值得深入研究的解释：

钱法之坏，自私铸始，私钱无代无之，而惟崇祯时最盛。予生崇祯之际，通用新钱，无一佳者。

这位生于天启年间，经历了明末清初大动乱直至康熙中期才安然离世的学者，用客观的笔触记录了"大明劫"中货币流通的真实情况。他指出：

（崇祯朝）私铸盛行，钱色日恶而价亦日贱……较之铜价且不及，而钱之低薄，虽“鹅眼綖缳”不能喻矣。

为何崇祯朝的制钱变得价格日贱了呢？为何它们被铸得如此纤薄呢？剩下的铜又被拿去做什么了呢？

答案还得从明中期制钱超重说起。

嘉靖通宝

叶梦珠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

"所见之钱，惟嘉靖、隆庆两朝最为精美……一文约重钱外。"

"一文约重钱外。"点出了嘉靖隆庆两朝制钱是超重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嘉靖隆庆两朝银钱比兑是相对正常的。理论上讲，一文钱含铜一钱。但实际铸造的数据是，弘治、正德、嘉靖、隆庆这几朝的制钱均是含铜一钱三分，70文换银一钱，1200余文合银一两。《大明会典》提到，嘉靖年间铸“通宝钱六百万文，合用二火黄铜四万七千二百七十二斤，水锡四千七百二十八两”，这里精准记录了铸造六百万枚铜钱要用到的黄铜和锡的重量。

因此，在实际铸造中，铜钱是“超重”的。一枚钱，一二分的超重，本没有什么私利可图，但是百计、千计、万计的制钱呢？对私铸者来说，这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明朝对于制钱流通有一个不成文的坏规定：新朝铸新币，旧币便自然弃置。

《明史·食货五》记载：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弃置。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积累，到了天启崇祯年间，一些意识到制钱超重的不法分子正是利用回收前朝的超重制钱来私铸含铜量不足的本朝假钱，而这些假钱进入流通后，便肆无忌惮地用以套取白银。

在崇祯朝，"此时便不可多得，盖为私铸者收去，杂以铅砂，更铸新钱也。"叶梦珠指出，这些私铸者将超重的嘉靖、隆庆朝铜钱收去后重新铸熔，加入铅砂，制作成等重的崇祯朝制钱进入流通。据估算，若按照传统的标准一钱铜值一文，可获利20%-30%；若铸成七、八分铜一文，获利将近50%。有贪利者，不仅仅是"杂以铅砂"，而是用铅铁作原料，不用铸造法，而以"裁剪成钱"，这样的获利竟至数倍！

更为匪夷所思的是，朝廷对此竟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通过铸造更薄的制钱与民争利——

所谓"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明亡。"（明史·食货五）这些含铜量极低的制钱，严重搅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崇祯年间银钱比兑已跌到700文换银一钱。原先十几文钱即能买到的物件，就要花费近百文，也就无怪乎叶梦珠会感叹"钱之低薄虽鹅眼綖缳不能喻"了。

在崇祯朝，银钱比兑变得越来越离谱，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用以流通的白银大量流失。作为明末清初人，叶梦珠捕捉到了这个变化的趋势：

"（崇祯初）京师每千钱价银一两二钱，外省犹兑九钱一千。"

"驯至十三年戊寅夏，价至六钱耳。"

"庚辰、辛巳之间，递减至四、五钱一千。癸未而后，每千兑银不过三钱有奇，而钱之所重每千不过三斤有零而已。"

"（明亡后）是时，每千值银不过一钱二分。"

叶梦珠不厌其烦地对这些数据加以记录，对混乱的银钱比兑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无比担忧。

到了清初，由于统治基础的不稳，加上"钱法敝极之后，奉行甚难"，此时"八年辛卯，每千值银止值四钱八分，其后渐增，亦不能至五、六钱"。钱价狂贬，银价虚高，这种状态即便在清朝完成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后依旧难以更改。叶梦珠认为是"积轻之势使然耳"，可谓一语中的。

“钱法之坏，自私铸始”。造成"明朝缺银子"的错觉，正是"钱法"被败坏至极，银钱比兑混乱，白银被套取所导致的流动性降低的恶果。其幕后黑手，正是不加监管、愈演愈烈的私铸制钱以套取白银的不法举动。

当时的晚明朝廷，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踩了"金融乱象"所能踩的所有坑——

白银通货紧缩（存量巨大而流通量剧减），货币主权完全丧失（无法发行白银且用假钱与民争利），税收体系全面崩溃

明朝不缺银，而朝廷没有钱。白银聚敛得越多，埋藏得便越深，看到的人也越来越少。为了不能变现的白银，大明朝如同疯了一般，上下掠夺，官民争利。白银仿佛毒品，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拥有，又付出一切代价失去，直至将这座老大帝国的肌骨尽数腐坏，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参考

[中]（明）《大明会典》/（明）彭孙贻《平寇志》/（清）叶梦珠《阅世编》/（清）《明史》/（当代）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徐瑾《白银帝国》/黄启臣 、邓开颂《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

[美]艾维泗 (Willion S．Atwell)《1530-1650前后国际白银流通和中国经济》《1635-1644白银输入中国的再考察》/[英]博克瑟（C.R.Boxer）《来自妈祖港的大帆船：1555-1640澳门与日本的传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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