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文壇三駕馬車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可為老炮兒？
這三個人，性格不同，樣貌迥異，各自開創一個門派，放在一起看，讓人想不通，覺得水土的確很奇妙，造化了不可違抗的使命。三人之中，路遙去世最早，陳忠實年齡最長，賈平凹名氣最響。
按照地理，陝西分為陝北、關中和陝南。陝北是路遙的，陝南是賈平凹的，關中是陳忠實的。
三人中路遙出名最早，去逝的也早，不到42歲就去世了。
無可救藥地愛上文學的路遙自幼貧窮，當了作家以後亦然，成名以後也還窮困。1982年中篇小說《人生》獲得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後，到北京領獎的路費還是從當時在《陝西日報》當記者的四弟王天樂那裡借的。後來他又寫了百萬字的長篇鉅著《平凡的世界》，並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不要以為路遙這時候就有錢了。路遙曾對朋友說：《平凡的世界》那點稿費，還不夠他那幾年抽菸的錢。茅盾文學獎的獎金，除了應酬文學界的朋友，就是用來還債。當時去北京領獎，還是沒有路費。從朋友那裡借到路費後，路遙一想還是不夠，因為獲獎了，到北京要請朋友吃飯，還要買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就只好再向弟弟開口，讓他再想想辦法。王天樂答應借錢後在電話中對路遙說：今後再也不要獲什麼獎了，如果你拿了諾貝爾獎，我找不來外匯！路遙聽了，在電話那頭只說了一句話：日他媽的文學！
《人生》發表以後，路遙的生活完全亂了套。無數的信件從全國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來信的內容五花八門。除過談論閱讀小說後的感想和種種生活問題文學問題，許多人還把路遙當成了掌握人生奧妙的“導師”，紛紛寫信求教：“人應該怎樣生活”。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規定路遙必須趕幾月幾日前寫信開導他們，否則就要死給他看。
《人生》奠定了路遙在陝西文學界的地位。但是成名後的路遙一直過得很拮据。為了賺錢，路遙想了很多辦法，1992年夏天，西安颳起股票熱，路遙也拿了家裡僅有的現款去排隊買股票，路遙在住院的時候還對朋友說：“我現在是有股票的人啦，我買了某某公司的股票……”實際上，他只不過買了總值2500元的股票。
路遙對前來看望他的朋友張曉光求助，路遙說：“我實在窮得可怕，你認識那麼多企業家，能不能幫我找一個經理廠長，我給人家寫篇報告文學，給我掙幾個錢。張曉光問他寫一篇報告文學要多少錢，路遙伸出五個手指：“5000吧！張曉光後來幫路遙聯繫了一個企業家，這也是路遙惟一一次賣自己的名字，那篇文章剛發表，路遙就病倒了，而且再也沒有起來。
說完了路遙再說說文壇另一老炮兒陳忠實。
陳忠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發表了100多萬字的作品。他自己說：大小也算個作家了。這時路遙因《人生》、《平凡的世界》早已成名。慕名來訪者特別多。因為這個原因，陳忠實發現他在省作協的大院裡，成了一個“指路的”：
在作協的院子裡和門口，不斷碰到有人來問：同志，這是作協吧？
陳答：對！
來人於是再問：路遙在哪兒？
陳指示路遙的辦公室：噢，在那兒。
這樣問路的，一天能遇見七八個。
陳忠實待不住了。他想：我也是個男人，是個作家，現在在作協卻成了一個指路的。於是捲起鋪蓋卷，回到農村，每天一早起來寫，寫滿三千字，然後找人聊天、下棋，或幹農活兒。
幾年後，他把一捆寫滿字的紙提著，對老婆說：“我五年就弄下了這，現在我把它提上進城去。成了，接你們娘們進城住高樓：不成，一把火燒了，我回來跟你養雞。”
——這就是小說《白鹿原》誕生的經過。
2008年，一位和陳忠實交情不錯的知名媒體人多次聯繫陳忠實，希望他為陝西一位聲望顯赫的企業家撰寫傳記。陳忠實拒絕了，“我告訴你！香港有一個排名第三的企業家，排名第三大不？名字我就不說出來了。香港這個老闆口氣更大，人家讓我寫傳記，稿費數字是讓我在支票上隨意填寫，你說，這事咋能弄不？”
1991年，陝西省在醞釀省文聯和省作協領導時，決定讓陳忠實擔任省文聯黨組書記。當時他正在鄉下寫《白鹿原》，當上面談話要求他上任時，他急了，連續兩次寫信給省委主管領導，說《白鹿原》正寫到關鍵處，如果去文聯會耽誤寫作，這個官還是讓別人去當。
不久那位領導見到他，勸道：“還是去文聯吧，省作協已安排了其他人。”陳忠實說：“在作協能專心寫作，為啥非讓我幹不願乾的事呢？”那位領導不悅地說：“這是定了的事，你要服從組織決定！”陳忠實犟勁上來了：“我不去會開除黨籍和不讓寫作了嗎？”領導說：“那倒不至於。”陳忠實笑了：“那我不去文聯，也不在作協擔任職務！”領導自語道：“不可理喻。”
據說當年中國作協開會陳忠實全票當選中國作協主席，陳忠實卻三番五次推脫，最終拋下一句：“我就離不開長安這碗燃面。”
順便說一個插曲，2003年10月8日上午9：15分，在震天的威風鑼鼓聲中，一代宗師金庸和“巴蜀鬼才”魏明倫、“北大醉俠”孔慶東、大導演張紀中、名編劇楊爭光四大人物集結一起進行華山論劍。在當天的招待晚宴上，本來和省上領導一桌的金庸突然離席來到了陳忠實的一桌上，並對於陳忠實《白鹿原》中對於“地主”的歌頌讚賞有加，陳忠實貼耳低聲說：你讀懂了《白鹿原》。
三人中賈平凹年齡最小，名氣最響，爭議最大。
十多年前，一位來自南方的女記者採訪賈平凹，見他滿頭烏髮已被禿頂所取代，便為他嘔心瀝血寫作使青春不再而感傷。賈平凹“安慰”她說：“富礦山上不長草嘛。你長髮飄飄是女性象徵，我謝頂也有諸多好處，如省去了洗理費，也無小辮子可抓，有蝨子還可一眼看到，還不會被削髮為民，即使憤怒起來也無發衝冠。
聽到禿頂還有這麼多學問，那位女記者突然想起《阿Q正傳》中的名言：“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便想伸手去摸賈平凹的頭，賈平凹連忙嚴肅起來：“禿頂男人的高貴在於這顆頭只許看，不許摸！”
多年前，莫言和賈平凹還不相識，莫言發電報要求賈平凹去接他。
有人說，人家都不認識你，怎麼會憑一封電報來接你。當時的莫言想想也是如此，便就此作罷。結果，莫言後來才得知，賈平凹真的騎著自行車去接他，舉著一個皮包，上面寫著大大的“莫言”二字。提及此事，莫言與賈平凹相視而笑。
三毛去世前床頭放著賈平凹的《賈平凹散文自選集》。三毛去世後的第11天，賈平凹收到了三毛生前寫的最後一封信。媒體興奮起來了。媒體一興奮，什麼八卦消息都出來，以訛傳訛，弄“賈”成真，曝出賈平凹和三毛的驚世戀情。記者採訪賈平凹瞭解原委，家十分詫異，帶著濃重的陝西口音不滿地說：“我們面都沒見過，戀什麼？”
其實，提到三毛，賈平凹的心裡，很不好受。兩個投緣之人，沒來得及見上一面就陰陽兩隔，確實是一件令人痛惜的事情。
之前賈平凹並不知道三毛對他的書感興趣。在杭州開會，三毛碰到西安作家孫聰，三毛說喜歡賈平凹的小說：“他用詞很怪，可很有味，每次看完我都要流淚，眼睛都要看瞎了。”並說，明後年，她要以私人名義去西安，問問平凹願不願給她借一輛舊自行車，陪她到商州走動。說她在大陸幾個城市尋找平凹別的作品，但沒尋到，希望平凹寄她幾本，她一定將書錢郵來。三毛還開玩笑地對孫聰說：“我去找平凹，他太太不會吃醋吧?”臨分手時請孫聰送一張三毛的名片給平凹，上邊用鋼筆寫道：“平凹先生，您的忠實讀者三毛。”
賈平凹聽了孫聰的話，便包紮了4本書去郵局，且給三毛寫了信，說盼望她明年來西安，只要她肯冒險，不怕苦，不怕狼，能吃下粗飯，敢不衛生，他就和她一塊騎舊車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吃地方小吃，看地方戲曲，參加婚喪嫁娶的活動，瞭解社會最基層的小事。
三毛去世之前床頭放著的《賈平凹散文自選集》就是那次寄過去的。信寄出後，賈平凹就盼著回信，盼了20天，等來的卻是三毛自殺的噩耗。2000年底，賈平凹曾到鳴沙山的三毛衣冠冢，點上三支香菸，以煙代香，祭奠三毛。在賈平凹的眼中，“三毛是個真實的人，一個了不起的優秀作家”。
賈平凹的“吝嗇”是出了名的。
孔明曾寫過一篇《平凹請吃記》，備述平凹請孔明等四位友人吃羊肉泡饃的經過，其中一個細節是：大家到賈府為次日南下江蘇的平凹送行，相談甚歡，不覺已到晚飯時分，便嚷著要一同下館子，但主人卻沒有掏腰包的意思，最後的解決辦法是“抓鬮”！結果平凹“在劫難逃”地抓到了那個紙團兒，只好破費了一回。平凹的“嗇氣”由此可見一斑。
三十年前後，有一家刊物給賈平凹發了兩千元的稿費，賈平凹第一次得到這麼多稿費，心裡高興，當然也緊張，緊張的原因是擔心領取這些錢的安全，於是在當時的一天早上去西安鐘樓郵局取錢的時候，便約了同事的他一起去陪護。接過櫃檯業務員遞過手的兩沓子，清一色的當時最大面值的拾元鈔票，賈平凹拿在手上數了一遍又一遍，幾乎是數了一個上午的時間都沒有數清楚，一會兒不是多了幾張，就是一會兒又少了幾張。最後沒有辦法，他陪同賈平凹把錢拿到隔壁的銀行存款時，說了這個情況，銀行的業務員說，你從隔壁那邊取了，直接拿到這裡來存，還用數什麼，這個時候賈平凹才突然明白，自己幹了一個上午的傻事。倆人就哈哈。此後賈平凹的存取稿費事宜就交給了老婆打理。
在西安，向賈平凹索字者甚多，也許是不勝其擾，賈平凹在1995年底就曾經寫過一幅“潤格告示”。告示雲：“凡索字者，每幅千元。否則，免開尊口。拒赴堂會，望合作。”1996年，賈平凹又精裱告示一則於大廳：
“自古字畫賣錢，我當然開價，去年每幅字千元，每張畫一千五，今年人老筆亦老，米漲價字畫價也漲，官也罷民也罷，男也罷女也罷，認錢不認官，看人不看性。一手交錢，一手拿貨，對誰都好，對你會更好。你捨不得錢，我捨不得墨，對誰也好，對我尤其好。生人熟人都是客，成交不成交請喝茶。”
這三人，可真為文壇老炮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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