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可为老炮儿？
这三个人，性格不同，样貌迥异，各自开创一个门派，放在一起看，让人想不通，觉得水土的确很奇妙，造化了不可违抗的使命。三人之中，路遥去世最早，陈忠实年龄最长，贾平凹名气最响。
按照地理，陕西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陕北是路遥的，陕南是贾平凹的，关中是陈忠实的。
三人中路遥出名最早，去逝的也早，不到42岁就去世了。
无可救药地爱上文学的路遥自幼贫穷，当了作家以后亦然，成名以后也还穷困。1982年中篇小说《人生》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后，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还是从当时在《陕西日报》当记者的四弟王天乐那里借的。后来他又写了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并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不要以为路遥这时候就有钱了。路遥曾对朋友说：《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他那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用来还债。当时去北京领奖，还是没有路费。从朋友那里借到路费后，路遥一想还是不够，因为获奖了，到北京要请朋友吃饭，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就只好再向弟弟开口，让他再想想办法。王天乐答应借钱后在电话中对路遥说：今后再也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你拿了诺贝尔奖，我找不来外汇！路遥听了，在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人生》发表以后，路遥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路遥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写信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路遥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他看。
《人生》奠定了路遥在陕西文学界的地位。但是成名后的路遥一直过得很拮据。为了赚钱，路遥想了很多办法，1992年夏天，西安刮起股票热，路遥也拿了家里仅有的现款去排队买股票，路遥在住院的时候还对朋友说：“我现在是有股票的人啦，我买了某某公司的股票……”实际上，他只不过买了总值2500元的股票。
路遥对前来看望他的朋友张晓光求助，路遥说：“我实在穷得可怕，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经理厂长，我给人家写篇报告文学，给我挣几个钱。张晓光问他写一篇报告文学要多少钱，路遥伸出五个手指：“5000吧！张晓光后来帮路遥联系了一个企业家，这也是路遥惟一一次卖自己的名字，那篇文章刚发表，路遥就病倒了，而且再也没有起来。
说完了路遥再说说文坛另一老炮儿陈忠实。
陈忠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发表了100多万字的作品。他自己说：大小也算个作家了。这时路遥因《人生》、《平凡的世界》早已成名。慕名来访者特别多。因为这个原因，陈忠实发现他在省作协的大院里，成了一个“指路的”：
在作协的院子里和门口，不断碰到有人来问：同志，这是作协吧？
陈答：对！
来人于是再问：路遥在哪儿？
陈指示路遥的办公室：噢，在那儿。
这样问路的，一天能遇见七八个。
陈忠实待不住了。他想：我也是个男人，是个作家，现在在作协却成了一个指路的。于是卷起铺盖卷，回到农村，每天一早起来写，写满三千字，然后找人聊天、下棋，或干农活儿。
几年后，他把一捆写满字的纸提着，对老婆说：“我五年就弄下了这，现在我把它提上进城去。成了，接你们娘们进城住高楼：不成，一把火烧了，我回来跟你养鸡。”
——这就是小说《白鹿原》诞生的经过。
2008年，一位和陈忠实交情不错的知名媒体人多次联系陈忠实，希望他为陕西一位声望显赫的企业家撰写传记。陈忠实拒绝了，“我告诉你！香港有一个排名第三的企业家，排名第三大不？名字我就不说出来了。香港这个老板口气更大，人家让我写传记，稿费数字是让我在支票上随意填写，你说，这事咋能弄不？”
1991年，陕西省在酝酿省文联和省作协领导时，决定让陈忠实担任省文联党组书记。当时他正在乡下写《白鹿原》，当上面谈话要求他上任时，他急了，连续两次写信给省委主管领导，说《白鹿原》正写到关键处，如果去文联会耽误写作，这个官还是让别人去当。
不久那位领导见到他，劝道：“还是去文联吧，省作协已安排了其他人。”陈忠实说：“在作协能专心写作，为啥非让我干不愿干的事呢？”那位领导不悦地说：“这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陈忠实犟劲上来了：“我不去会开除党籍和不让写作了吗？”领导说：“那倒不至于。”陈忠实笑了：“那我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担任职务！”领导自语道：“不可理喻。”
据说当年中国作协开会陈忠实全票当选中国作协主席，陈忠实却三番五次推脱，最终抛下一句：“我就离不开长安这碗燃面。”
顺便说一个插曲，2003年10月8日上午9：15分，在震天的威风锣鼓声中，一代宗师金庸和“巴蜀鬼才”魏明伦、“北大醉侠”孔庆东、大导演张纪中、名编剧杨争光四大人物集结一起进行华山论剑。在当天的招待晚宴上，本来和省上领导一桌的金庸突然离席来到了陈忠实的一桌上，并对于陈忠实《白鹿原》中对于“地主”的歌颂赞赏有加，陈忠实贴耳低声说：你读懂了《白鹿原》。
三人中贾平凹年龄最小，名气最响，争议最大。
十多年前，一位来自南方的女记者采访贾平凹，见他满头乌发已被秃顶所取代，便为他呕心沥血写作使青春不再而感伤。贾平凹“安慰”她说：“富矿山上不长草嘛。你长发飘飘是女性象征，我谢顶也有诸多好处，如省去了洗理费，也无小辫子可抓，有虱子还可一眼看到，还不会被削发为民，即使愤怒起来也无发冲冠。
听到秃顶还有这么多学问，那位女记者突然想起《阿Q正传》中的名言：“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便想伸手去摸贾平凹的头，贾平凹连忙严肃起来：“秃顶男人的高贵在于这颗头只许看，不许摸！”
多年前，莫言和贾平凹还不相识，莫言发电报要求贾平凹去接他。
有人说，人家都不认识你，怎么会凭一封电报来接你。当时的莫言想想也是如此，便就此作罢。结果，莫言后来才得知，贾平凹真的骑着自行车去接他，举着一个皮包，上面写着大大的“莫言”二字。提及此事，莫言与贾平凹相视而笑。
三毛去世前床头放着贾平凹的《贾平凹散文自选集》。三毛去世后的第11天，贾平凹收到了三毛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媒体兴奋起来了。媒体一兴奋，什么八卦消息都出来，以讹传讹，弄“贾”成真，曝出贾平凹和三毛的惊世恋情。记者采访贾平凹了解原委，家十分诧异，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不满地说：“我们面都没见过，恋什么？”
其实，提到三毛，贾平凹的心里，很不好受。两个投缘之人，没来得及见上一面就阴阳两隔，确实是一件令人痛惜的事情。
之前贾平凹并不知道三毛对他的书感兴趣。在杭州开会，三毛碰到西安作家孙聪，三毛说喜欢贾平凹的小说：“他用词很怪，可很有味，每次看完我都要流泪，眼睛都要看瞎了。”并说，明后年，她要以私人名义去西安，问问平凹愿不愿给她借一辆旧自行车，陪她到商州走动。说她在大陆几个城市寻找平凹别的作品，但没寻到，希望平凹寄她几本，她一定将书钱邮来。三毛还开玩笑地对孙聪说：“我去找平凹，他太太不会吃醋吧?”临分手时请孙聪送一张三毛的名片给平凹，上边用钢笔写道：“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
贾平凹听了孙聪的话，便包扎了4本书去邮局，且给三毛写了信，说盼望她明年来西安，只要她肯冒险，不怕苦，不怕狼，能吃下粗饭，敢不卫生，他就和她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吃地方小吃，看地方戏曲，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了解社会最基层的小事。
三毛去世之前床头放着的《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就是那次寄过去的。信寄出后，贾平凹就盼着回信，盼了20天，等来的却是三毛自杀的噩耗。2000年底，贾平凹曾到鸣沙山的三毛衣冠冢，点上三支香烟，以烟代香，祭奠三毛。在贾平凹的眼中，“三毛是个真实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优秀作家”。
贾平凹的“吝啬”是出了名的。
孔明曾写过一篇《平凹请吃记》，备述平凹请孔明等四位友人吃羊肉泡馍的经过，其中一个细节是：大家到贾府为次日南下江苏的平凹送行，相谈甚欢，不觉已到晚饭时分，便嚷着要一同下馆子，但主人却没有掏腰包的意思，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抓阄”！结果平凹“在劫难逃”地抓到了那个纸团儿，只好破费了一回。平凹的“啬气”由此可见一斑。
三十年前后，有一家刊物给贾平凹发了两千元的稿费，贾平凹第一次得到这么多稿费，心里高兴，当然也紧张，紧张的原因是担心领取这些钱的安全，于是在当时的一天早上去西安钟楼邮局取钱的时候，便约了同事的他一起去陪护。接过柜台业务员递过手的两沓子，清一色的当时最大面值的拾元钞票，贾平凹拿在手上数了一遍又一遍，几乎是数了一个上午的时间都没有数清楚，一会儿不是多了几张，就是一会儿又少了几张。最后没有办法，他陪同贾平凹把钱拿到隔壁的银行存款时，说了这个情况，银行的业务员说，你从隔壁那边取了，直接拿到这里来存，还用数什么，这个时候贾平凹才突然明白，自己干了一个上午的傻事。俩人就哈哈。此后贾平凹的存取稿费事宜就交给了老婆打理。
在西安，向贾平凹索字者甚多，也许是不胜其扰，贾平凹在1995年底就曾经写过一幅“润格告示”。告示云：“凡索字者，每幅千元。否则，免开尊口。拒赴堂会，望合作。”1996年，贾平凹又精裱告示一则于大厅：
“自古字画卖钱，我当然开价，去年每幅字千元，每张画一千五，今年人老笔亦老，米涨价字画价也涨，官也罢民也罢，男也罢女也罢，认钱不认官，看人不看性。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对谁都好，对你会更好。你舍不得钱，我舍不得墨，对谁也好，对我尤其好。生人熟人都是客，成交不成交请喝茶。”
这三人，可真为文坛老炮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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