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其書，想見其人。這是很多熱愛讀書的人最自然的想法。
想見很多已故作家的最好方式，就是看他們的訪談錄了。在訪談錄中，很多作家展現出他們最為真實的一面。因為在真實的對話中，彼此夠坦誠、坦白，才能繼續交流下去。
讀作家的訪談錄，也比啃讀他們的大部頭作品，來得更為輕鬆一些。一篇訪談錄，多則半小時，少則10分鐘就能讀完，但對我們瞭解、理解他們的人生經歷、寫作習慣、生活方式，以及作品背後的點點滴滴不無裨益。
今天，一小咖就為大家推薦一套20世紀大師系列《最後的訪談》！
這套訪談錄是20世紀6位文學大師生前所做的“最後的訪談”，是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家留給這個世界的“文學遺囑”。
當我們讀20世紀文學的時候，無論如何也繞不開這6個人：海明威、博爾赫斯、馬爾克斯、波拉尼奧、馮內古特、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他們是怎樣走上文學之路的？他們的人生有著怎樣豐富、神奇的經歷？他們是怎樣寫出高質量的文學作品的？私下裡的他們有著怎麼的生活習慣？他們每天都會寫嗎？他們也會讀其他作家的書嗎？他們對同行有著怎樣的評價？他們的寫作秘訣到底是什麼？
關於這些大師，我們可能有無數的問題要問他們。
幸運的是，所有我們可能想問、會問的問題，早已經有人問過了，而且得到了他們真實、明確的答覆。這些訪談錄如今讀來，即使只有文字，我們似乎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們說話的語調、聲音，以及聲音背後坦誠的內心，就像置身現場，偷偷旁觀，一場場火花四射的思想交流，是如何產生的，在他們人生最後的時光裡。
這套書，從國外火到了國內，在國外是Instagram上的網紅書，在推特上也被很多名人推薦。
被引進國內後，這套書也經常出現在很多文藝青年的朋友圈中，大家都忍不住爭相閱讀、曬書。
1
《最後的訪談：海明威》
1939年至1960年期間，海明威在古巴定居。他將此稱作是他“命運歸宿的地方”。
當時他住在哈瓦那郊外一座巨大的莊園裡。為了集中精力寫作，他謝絕一切訪客。有些記者試著給他寫信、打電話、託人帶話，都不會得到任何回覆。
沒辦法，有些記者就直接找上門了。對於這些“不速之客”，海明威還是很有禮貌，客客氣氣讓進來，和記者喝著咖啡聊上幾句。咖啡喝完了，訪談也就結束了。書中的幾篇“訪談”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完成的。
按海明威自己的說法，他遠離美國文壇，隱居在古巴，是因為他不喜歡出名和公眾關注。他對生活的要求只有寫作、打獵、釣魚，以及隱姓埋名。
這本書中最精彩的一篇訪談，來自於《巴黎評論》。在這篇訪談中，海明威對採訪者還非常寬容，幾乎有問必答。也因此，我們從訪談中獲知到很多海明威的寫作和生活習慣。
比如海明威更喜歡站著寫作——在僅一平米大小的“工作臺”上。
海明威還會在一張大表上記錄自己每天的寫作進度，表上的數字能看出每天的產詞量：450，575，462，1250。較大的數字是海明威當天做了額外的工作，這樣他第二天便可以毫無負罪感地去墨西哥灣上釣魚。
很多人很關心一個問題：“海明威為什麼住在古巴？”這個問題自然被問過一千遍了，海明威的回答始終如一：
“我在古巴寫作運氣好。我在1938年從基韋斯特搬過來，在《喪鐘為誰而鳴》出版的時候買下了這裡。我黎明起身工作，然後坐著曬曬太陽，喝杯酒，讀報紙。我很想念那些去小酒館和朋友們會面的時光，但戰時我丟了人生中大約有五年的工作時間，正在努力挽回。我沒法一邊工作一邊在紐約閒晃，因為我就是學不會。我到紐約，就像以前的人長途跋涉趕著牛進道奇城。”
當然很多問題問多了，海明威也煩，脾氣一上來，分分鐘教採訪者做人：
“如果你老是問些老套的問題，你也只會得到老套的回答。”
2
《最後的訪談：博爾赫斯》
博爾赫斯的訪談，給人最大的感覺就是：太謙遜了！如此博學，文學成就如此之高，卻又如此謙卑隨和，一點大師的架子和脾氣都沒有。像個慈祥的老爺爺，每個問題都會認認真真回答，開玩笑時也會讓你知道他在開玩笑，免得對方當真。
這本訪談錄的第一篇，就是一個叫理查德·伯金的美國大學生和博爾赫斯的對談。1968年，博爾赫斯受邀來到美國劍橋做一場講座。理查德·伯金，作為博爾赫斯的鐵粉，得知消息後高興了很久，盤算著要去見一見博爾赫斯本尊。
博爾赫斯並沒有因為對方是個大學生而有任何敷衍和怠慢，反而非常在意對方的感受。訪談才開始15分鐘，他們就聊到了福克納、惠特曼、梅爾維爾、卡夫卡、亨利·詹姆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叔本華。
每隔五分鐘博爾赫斯都會停下來問理查德·伯金：“不會無聊吧？不會失望吧？”
儘管博爾赫斯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百科全書式的作家”，但他說自己首先是個讀者，其次才是個作家。他自稱，自己的書房中沒有一本自己寫的書——“我寫的東西怎麼敢與托馬斯·布朗爵士或是艾默生的鉅著為鄰呢？我只是個無名小卒而已。”“我寫過的書並不能證明什麼。它們是最不值一提的。”
博爾赫斯說：“上天賜予我的一大樂趣就是和他人進行關於文學和形而上學的對話（儘管我是個無神論者）。這種對話對我而言不是辯論，不是獨白，更不是傲慢的說教，而是和他人一起求索真知的過程。”
在這本《最後的訪談》中，博爾赫斯從他的童年談起，他非常坦誠地談到他的家庭、兒時的閱讀、喜歡的作家……這本書完全可以看成是他的“口述自傳”。
博爾赫斯作品中反覆出現的“迷宮、老虎、鏡子、夢境”等主題，都被博爾赫斯一一道出原委。比如說他為什麼迷戀“老虎”，是因為他失明前最後能看到的顏色就是黃色，而他生來第一眼看見的顏色就是虎皮的金黃。他曾經盯著動物園裡的老虎一看就是幾個小時。
博爾赫斯還為理查德·伯金的訪談寫了篇前言。“理查德·伯金讓我重新認識自己”，他說，因為“我認為自己完成了自我表述，事實上是自我坦白，坦白的程度更甚於那些我在孤獨中懷著過度的憂慮和戒備寫下的文字。比起我自己獨處時思考的產物，從他人那兒得到的啟發往往更能讓我眼前一亮”。
3
《最後的訪談：馬爾克斯》
馬爾克斯，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文學魔法的召喚師，20世紀最具影響力和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說《百年孤獨》在全球擁有億萬的讀者，是魔幻現實主義的經典代表作。
馬爾克斯一生筆耕不輟，他的作品還包括《霍亂時期的愛情》《族長的秋天》《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以及回憶錄《活著為了講述》等。
馬爾克斯是一位永不停歇的作家，即使在取得無人能及的文學成就後，他的寫作卻一直沒有停止。他熱愛寫作勝過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沒有什麼能阻止我繼續寫下去。這就是我的理由。我想我一直不停地在寫，也是因為懼怕死亡。如果我就此停筆，那我很快就會死去。”
很多作家都會因“經典”所累，就是寫出一部經典之作後，後面就難以為繼，寫不出更好的作品了。馬爾克斯卻從來沒有這種憂慮。他說，每一本書都會比上一本來得更具挑戰；文學就是一次比一次複雜的過程。“因為每一本書都是作者又邁向前的一步。”
和海明威一樣，馬爾克斯也曾當過記者。即使成名之後，他還在做新聞報道。“新聞才是我真正的職業”，他說。但是自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馬爾克斯的記者生涯就自然終結了。
有一次他駕車到哥倫比亞某個小鎮，想寫一篇關於這座小鎮的報道。但到了第三天，他很快意識到，哥倫比亞所有的記者都聚集在那兒看著他做這件事。“我，變成了新聞本身。”
對於採訪者來說，馬爾克斯是一位難得的採訪對象，他精力旺盛，口若懸河，談話時沒有架子，還喜歡開幾句無傷大雅的玩笑，豐富而有趣，無需追問，他會將自己肚子裡的話一股腦全部抖出來。有時候他隨便說的一個故事，可能比他寫的故事更好看。
比如有記者問到，“有謠傳說哥倫比亞大毒梟埃斯科瓦爾，給您錢讓您為其寫書。”
馬爾克斯：這個故事太愚蠢了，我比他有錢多了。
採訪者：他可是億萬富翁。
馬爾克斯：好吧，我不是有錢人，我只是有點小錢的窮人而已。
在談到文學魔法時，他並不介意透露自己的寫作技巧和秘密。他說，文學和新聞的本質都來源於它的可信性。人們經由細節而被說服。但搜尋細節是一件“苦差事”。他說，為了寫好一件事的細節，他需要去圖書館翻閱相關書籍，去閱讀、仔細核查。
“當你完成一部小說後，就應該把所有的草稿和筆記全部銷燬。就像魔術師永遠堅守著魔術的秘密，而作家亦是如此。”
4
《最後的訪談：波拉尼奧》
波拉尼奧（1953~2003），智利詩人、小說家、散文家。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包括《遙遠的星辰》《荒野偵探》《2666》《地球上最後的夜晚》等。《紐約時報》稱他為“拉丁美洲最有影響力的文學之聲”。
波拉尼奧曾說，比起作家，他更喜歡做一名偵探。他告訴採訪者，“我是那種可以在夜裡獨自回到犯罪現場的人，不怕鬼。”
和博爾赫斯一樣，波拉尼奧也是一位生活在閱讀中的作家，或者是一位“書齋型作家”——首先是個讀者，其次才是個作家。他說，“如果給我一座很棒的圖書館，或一張去符拉迪沃斯託克的國際鐵路通卡火車票，沒有一點疑問，我會選圖書館。還有，有了圖書館，我的旅程將延長許多。”
認為“閱讀比寫作重要”的波拉尼奧，從青年時代開始就是一位博覽群書的詩人、作家。他的小說中的人物，也全是作家、詩人、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自傳性的。
廣泛的閱讀，讓波拉尼奧養成了刁鑽的文學品味，他的口味挑剔，對於很多作家、同行，吐槽起來非常“毒舌”。
有采訪者問起他“作家和作者的區別是什麼”的問題，他如此回答：“西爾維娜·奧坎波是一位作家。馬賽拉·賽拉諾是作者的一個例子。你可以測量一下這兩位之間差了多少光年。”
他評價聶魯達：“聶魯達正是我在二十歲時假裝出來的樣子：不寫作但像詩人一樣生活。聶魯達寫了三本很好的書；剩下的絕大部分都很糟糕，有些真的跟傳染病菌似的。但他已經像一個詩人一樣生活了，而且不僅僅像一個詩人；他表演得像一個太陽詩人，一個詩人國王。”
被問到“關於你的作品，你最看重誰的意見？”時，波拉尼奧說：“我的書被卡羅琳娜（妻子）讀過，然後是埃拉爾德（阿納格拉瑪出版社的編輯），然後我努力永遠忘記這些意見。”
但當他的作品受到敵人的廣泛批評時，波拉尼奧就沒那麼淡定和傲嬌了。
他說：“每次我讀到有人說我壞話，我就開始哭，我在地板上爬，我抓自己，我無限期停止寫作，我失去食慾，我不怎麼抽菸，我去運動，我去海邊散步，那裡離我家不到三十米，我問海鷗，它的祖先吃魚而魚吃尤利西斯：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我沒有傷害你。”
儘管波拉尼奧說自己幾乎從來沒有考慮過讀者，但是他還是很看重讀者對他的書的評論——“簡單地說，讀者本身就感動我了。我為那些閱讀科塔薩爾和帕拉的鋼鐵般的年輕人所感動，就像我閱讀他們並打算繼續閱讀一樣。我為那些頭下夾著一本書睡覺的年輕人所感動。書是世上最好的枕頭。”
嗯，閱讀是瞭解一個作家最好的方式。在這個世界上，一定會有很多拿波拉尼奧的《2666》當枕邊書的年輕人。
5
《最後的訪談：馮內古特》
庫爾特·馮內古特，美國黑色幽默文學代表人物之一，擅長以喜劇的形式來表現悲劇性內容。代表作有《五號屠場》《貓的搖籃》等。
馮內古特1922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父親是一位建築師。高中畢業時，他的父親和哥哥一致認為他應該學化學，他不得不聽從父兄的意見，去了康奈爾大學學習化學。可是他並不愛化學，在康奈爾大學，馮內古特一直門門掛科。大三讀到一半時，他愉快地參了軍，加入二戰，成為一名美國大兵。
青年馮內古特
不幸的是，在阿登戰役中，馮內古特成了德國人的俘虜，被押往德國德累斯頓。1945年2月13日，盟軍對這座城市進行了無差別、地毯式的轟炸，整個城市被夷為平地。而馮內古特當時正好就躲在一個叫“五號屠宰場”的地下二層地窖裡，倖免於難。在這場大規模的屠殺中，十三萬五千人在幾個小時內死亡，死亡的絕大部分都是平民。
這場空襲，成為二戰歷史上最受爭議的事件之一。因為毫無必要——絲毫沒有縮短戰爭半秒鐘，也沒有削弱德軍的防禦或有效攻擊其他任何部分，沒有從死亡集中營裡解救出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獲益”，馮內古特說，這個人就是他自己。親身經歷這場空襲後，馮內古特寫了篇小說《五號屠場》，銷量非常可觀。因此，他說：“我從每個死人身上賺到三美元。”多麼辛辣的諷刺，多麼黑色幽默！
很少有一位美國作家，能將黑色幽默、諷刺和科幻與深刻堅定的人文主義結合在一起，在他含著淚的“黑色幽默”背後，馮內古特向世人揭示出一個殘酷的真相：“我覺得，存在於生活中心最恐怖、最嚇人或是最悲劇的偽善，就是那個無人敢碰的真相——人類不愛生命。”
經歷二戰，從惡名昭著的德累斯頓轟炸中倖存，失去朋友、妻子和無數所愛之人後，2007年逝去的馮古內特，仍然相信“一切都是美好的，沒有傷害”，並把這句話刻在了墓碑上。
誰知道這句雞湯話是不是馮古內特對這個世界最後的諷刺呢。
6
《最後的訪談：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1962-2008），身獲數獎的美國小說家、散文家，曾任英語系創意寫作課教授。1996年因小說《無盡的玩笑》震驚文壇，被認為是當代美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最著名的作品是1996年出版的長達千頁的小說《無盡的玩笑》。他還著有短篇小說集《頭髮奇特的女孩》《對醜陋人物的簡訪》和《遺忘》，以及為《哈潑斯》《滾石》《大西洋》和《網球》等媒體撰寫的非虛構作品。
他的散文全部收錄在《思考龍蝦》和《所謂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這兩部作品集中。他被廣泛譽為“一代人的聲音”，並贏得國內外多項大獎。他未完成的小說《蒼白的國王》於他死後的2011年出版，並榮獲普利策小說獎提名。在他去世前的幾年裡，華萊士任教於加利福尼亞州波莫納大學。
本書收錄的六篇訪談，包括他自殺前所做的最後一次對談，私密而內涵豐富。華萊士談到了當代美國的狀況，娛樂、自律、成年人的生活、文學，以及他自己無法模仿的寫作風格。
除此之外，書中還收錄了他與戴夫·艾格斯、與母校的學生雜誌所作的披露性問答，以及他在《無盡的玩笑》出版前，與著名的勞拉·米勒所進行的訪談。
這些對話展現了華萊士多年來受人喜愛的諸多特質：他無以倫比的謙遜、龐大的博學，他的智慧、敏感以及人文關懷。他生動描述了他的創作過程和動力，在訪談推進中展現他的好奇，並最終反轉佔據主動。他帶來了在文學、政治以及當代美國現狀等方面的熱烈思考，觀點深刻而獨特，展現了這一優異大腦的全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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